中国大牛市基石反映在管理层的根本态度的改变上。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基石同样来自于证监会管理层“统一认识，树立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信心”的政策面转暖。管理层一系列积极的股市政策将陆续推出。回顾10多年来的沪深股市，每一轮行情的牛熊交替都与股市货币政策的收放紧松密切相关。积极的股市货币政策必将对股市产生积极作用，催生出一个众股轮涨的大牛市。
世纪课题
2000年10月，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发出了呼吁：股市不要太黑！对股市人为操纵市场行为提出了公开批评，这在几年前是不可能的。
2000年12月初，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在谈及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不足时，将之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还不够；二是证券市场监管仍存在很大不足；三是资本市场的产品品种还很不足；四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差距仍然很大；五是证券市场在市场结构、层次方面，也有所不足。中国证券监管最高层直言市场的不足，这在以往也是不多见的。
中国股市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拐点，而发展需要决心、勇气和环境。人们注意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新气象，而与此同时，原有的法规、市场结构等多方面的不适应性也显得愈加突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现实，面对历史赋予的机遇和日益逼近的强大外压，改革创新又一次被推到了前台。而每一次改革的推进，都带着民众自发的致富愿望、政府的改革推进与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征。对中国股市从自然到必然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一次次观念上的裂变。
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说，中国证券市场十年留下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理论禁区的突破、观念的转化和认识的统一对市场发展是首要问题。从谈股色变到黑市交易，从“社”、“资”争论到试验、摸索，中国股市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艰难前行。1992年上证综合指数从3月的370点，经过4个月暴涨到1200点，又在4个月的时间里跌到了387点。在其后两年中，又有两次股指从一千多点下泻到几百点。在这个利益复杂、充满双刃效用的市场，每一次成功几乎都伴随着沉重而又昂贵的代价。暴富后的浮躁，利益团体间的争夺，不完善的市场架构留下的缝隙，新兴市场固有的投机之风……当这一切积聚到无法自我消化时，便一次次演化成“悲剧”。于是，出现了“3·27”事件，出现了琼民源事件，出现了“大庆联谊”、“东方锅炉”案例，直至被各大媒体集中曝光的“宁广夏”、“ST东方”、“ST郑百文”现象。
在这一系列事件爆发的同时，中介机构的整合也随之展开：申银万国的合并，国泰君安的合并，信托业的整合……这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对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视。在“3·27”事件后，期货曾多年低迷不振。在多起一级市场作假案曝光后，中介机构的信誉受到了空前挑战；投资者陷入迷惑，怒问市场到底有多少违规黑幕。“ST郑百文”更是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根源问题，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何时能从市场退出？
中国社科院的经济专家戴圆晨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们把股市当成了“唐僧肉”，各方面都想吃上一口。他继而判断：股市是在各方利益的交织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股市尽管没有经历像发达国家那样上百年的历史演变，没有演绎出巴尔扎克笔下如此多的《人间喜剧》。但过去短短十多年里它所要承受的压力和各方利益集团的期望或许是最大和最高的，出现过大投机的空隙与违规行为或许无可避免。
代价已有目共睹，但创新并未结束，改革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1996年在股市经过长时间的熊市后，中国政府把发展证券市场列入了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标志了中国股市实验阶段的结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证券市场有力支持了经济的快速成长，目前证券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新增长点。他同时指出，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还是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调整，都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
然而，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比较，中国的证券化率还很低。发达国家一般的证券化率都在100%左右，美国更高达200%。经济界普遍认为，今后十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结构调整将是经济发展的主线，而资本市场的作用显得举足轻重。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博士指出，目前经济运行的各主要问题都与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直接或间接有关，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重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结构，已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历史选择。今天，虽然对中国证券市场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仍有诸多分歧，但已没有人怀疑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长达数月的调查中，笔者从各个层面获得了同样的感受：中国证券市场已深深融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融入到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强调，要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要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规范上市实行股份制改造，要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要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
2000年8月，一年一度的全国证券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细心的人发现，此次工作会上传递的信息与过去有所不同，会议议题变得宏观了。媒体对会议评价认为，这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角色已经归位了！正如当时的证券会主席周小川讲话所说的那样：证券监管部门要更多地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老路；要改变市场初期审批职能过多的局面；要监管市场风险，不调控指数。他在会上特别强调，要把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重要的监管原则。从“指挥员”到“裁判员”，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市场发展新形势下，一种外在动力驱使的结果，也是市场化操作不断加深的必然产物。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对记者说，新经济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客户导向、市场导向、投资者导向。推动立法机构修改不尽完善的法律、制定新法律，加强内部的监管理念，完善自律组织的建设，这应该是证券市场监管层未来的主要任务。
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王晓东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说，管理体制、监管体制以及监管理念的国际化是证券市场发展上台阶的重要体现。以投资者为基准，而不是单纯满足筹资需求，将是市场的重大转变。
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世纪之交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题：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为高科技和成长型企业开设创业板市场；允许保险资金入市；准备开放式基金试点；建立投资者权益保障基金；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借鉴新兴市场成熟的经验，对合格的外国投资机构有限度地开放国内股票市场……事实上，以上命题在过去的二三年里已一一落实。这一切为的是要把一个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带向新世纪。
中国证监会前秘书长屠光绍说，证券市场是一个靠投资者信心支撑的市场，政府和监管部门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是证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推进市场化进程，坚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是解决证券市场长期以来人为干预和行政色彩过重的唯一途径。人们已经看到，企业发行上市的指标控制和行政推荐在沿用多年后被取消了，发行定价也正在引入市场决定机制，监管理念开始从控制风险向揭示风险过渡，市场各行为主体的运行正逐步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2000年12月16日，400多位证券界知名人士汇聚北京，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新世纪发展贡献智慧。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向与会者发表了重要演讲，题目是：积极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高西庆说，当今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中国必然要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去。他指出，加入WTO将使来自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如何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将直接决定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正视这一趋势，积极应对挑战”。
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这是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必须面对的三大世纪课题，也是我们这个新兴市场逐步走向成熟的必修课。
体制约束的突破
纵观中国证券市场短短的十多年历史，从未有过一波真正持久的大行情。1998年以前的畸形政策市是制度缺失下的指数跳动，1999年的“5·19”行情和2000年的网络概念也只是光芒瞬逝。在整个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作为经济的核心部分——证券市场的制度规划却处于不平衡的滞后状态。这就可以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股市发展的十余年历程中，牛短熊长被一次次急促的上演。有着体制性缺陷的股市与生俱来的体弱多病，靠政策营养勉力维持的繁荣自然不能持久。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经历了一次针对产权的体制改革，经济成分的国退民进为数年宏观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市场体制的完善促使外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推波助澜。在近年整个国际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情况下，完成体制转轨的中国经济却逆市上涨，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自然水涨船高。一切证明，按照木桶理论，体制性弊端已成为限制中国股市发展的唯一短板。而从新世纪起，对这块短板的改造就拉开了序幕。
2000年上市公司造假问题频频曝光，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针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监管体系开始了一系列的改进。2000年10月，管理层的手术刀又直指基金，这也触发了开放式基金的大发展，整个基金业脱胎换骨。在未来，私募基金的合法化也有望随着基金法的出台获得解决。同时，我们观察到，通过制度和技术的变革，管理层加强对市场监管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这对市场上曾经横行无忌的造假和操纵行为产生了极大震慑。
2003年初，新任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将中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定位于转轨加新兴，标志着市场转型期完全确立。随后，关系到市场长治久安的核心制度问题相继进入到了理论到实践的准备阶段。就在近期，关于市场重新定位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化。国有股问题虽然在将来一段时间还会悬而不决，在减持政策中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却是大势所趋，不与民争利将是减持政策考虑的重心。
2003年1月26日，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尚福林发表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坦承以往证券监管工作存在一些“拍脑袋”的随意性失误。今后监管必须坚持证券期货市场规范与发展的统一；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这意味着证监会将由过去暴风骤雨式的监管，过渡到平和式的监管，证监会将致力于制度建设的监管方式，使市场能够休养生息。这是监管思路的一种根本性改变。”有媒体对尚福林的讲话这样阐释。他们判断称，经历了周小川时代充满激情、理想主义但又历尽挫折的监管时代，尚福林的稳妥和现实无疑让人产生新的希望，希望他能稳定市场，恢复投资者信心。
2003年4月20日，尚福林出席“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高级论坛”，他的讲话再度引起市场人士的关注。他在与会中指出，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和条件，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研究和探讨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3年4月24日晚到25日，一项中国证券市场史无前例的决策开始酝酿。一份针对当时市场现状、建议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的政策建议报告递交到尚福林桌前。报告内容包括借鉴美国“9·11”事件后所采取的系列防范风险措施，如及时休市。
2003年4月28日，休市建议获国务院批准，股市顺势走红。
尚福林上任伊始曾这样评价中国股市：“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定位还存在问题，不是被定位于融资工具，就是被定位于社会稳定器。证券市场成立都十几年了，定位还如此模糊，有问题。”
尚福林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加快发展。这一思路在实践中体现于不断深化券商改革，推动基金业发展，加快证券市场国际化步伐。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需要不断加强市场的基础建设。尚福林秉承这一宗旨，选择了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行政力量对选择证券发行人的干预，最终实现证券发行审核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股票发行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其中，发审委制度的改革以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是证监会建立健全市场约束机制，推进股票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