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各自的境遇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关系，虽然我们的年龄悬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视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而由他们掏钱、和他们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关系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没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结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把你不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达到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好生难过，看着米考伯太太红红的眼睛，我满怀着无限同情。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这是不适合一个有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真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总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几乎不知不觉就说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钱还有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们谈话时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来，诚恳地请米考伯太太把它们收下权当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边吻我，一边叫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她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压根就没往这上面想！不过，你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帮我，我一定满怀谢意接受这种帮助。”
我请米考伯太太说出来。
“我已亲自把日常餐具脱手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把糖夹，都由我分别在几次拿出去抵押借了钱。想到爸爸妈妈，我为这交易痛心，但这双生子是个大包袱呀。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脱手。米考伯先生的感情决不允许·他·亲·自来处置这些东西，克莉吉特呢，”——这是那个从习艺所来的女孩——“又生就下流，如过于信任她，反会令她叫人痛心地放纵。科波菲尔先生，如果我可以请求你——”
这时，我明白了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便求她只管差使我。就在当天夜里，我开始处置那些较轻便的财产了；几乎每天早晨，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之前，我总要为同样的交易出门一次。
在米考伯称做图书室的屋里一个小柜上，有几本书，先被脱手的就是它们。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拿到都会路一家书摊上——那条路在靠近我们住所的部分在那时几乎全是书摊和鸟铺——不管多少钱就都卖了。摊主住在书摊后的小房子里，他每天晚上都酩酊大醉，早晨就被他妻子痛骂一顿。不止一次，我一早上到那儿时，他就在一张翻得直立起来的床前接见我，他额上的一处伤痕或一只又肿又青的眼睛证明他头夜又喝得太多（恐怕他喝酒时喜欢和人争吵）；他伸出发颤的手在乱扔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里一只只搜，想找到所需的钱，他的妻子则抱着一个小毛头，趿着双便鞋，骂他个没完没了。有时，他把钱弄丢了，就请我再去一次，可他老婆总有点钱（我猜是趁他大醉时拿了他的），我们一起下楼时，就偷偷了结了那笔交易。
在当铺，我也开始小有名气了。在柜台后主事的主要人物很留心我了。我记得，他和我谈生意时，常要我用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或活用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给他听。每次这种交易成交后，米考伯太太就举行一个小型宴会，大致是顿晚餐，这些样的晚餐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的美味在其中。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并被送进市里最高法院的监狱。他走出住宅时对我说，他的末日降临了——我真的以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
可后来我听说，有人在午前看见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九柱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