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积极推动国际温室气体的减排行动。从英国提出“低碳经济”之后，欧盟各国不同程度地给予积极评价并采取了相似的战略。2008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气候变化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The Climate Ac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ackage），旨在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
根据该计划，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
欧盟成员国之一，瑞典积极实施气候和能源政策。早在1991年，瑞典就开始对煤炭、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汽油以及国内航空燃料征收二氧化碳税，其税基是燃料的平均含碳量和发热量。瑞典政府希望与国际合作把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这意味着瑞典的人均排放在2050年应该低于45吨CO2当量，相当于在当前水平减排超过40%。
2009年2月，瑞典政府就瑞典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政策发布了政策文件。该政策文件指出，瑞典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应该建立在环保、竞争力、安全三大基石之上。该能源政策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瑞典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50%。瑞典国内可实现减排任务的2/3，其余的1/3将通过在其他欧盟国家投资和CDM机制等实现。为实现上述目标，瑞典政府将推出一些经济调节措施，例如，提高二氧化碳税和其他能源税等。
美国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布什政府在2007年基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形势的变化，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方面，虽然拒绝在没有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参与的情况下，承担定期定量的强制性减排责任，但是对于市场机制下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有效利用的技术创新给予高度的关注。
2006年9月，美国公布了新的气候变化技术计划。美国推动新一代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研发与创新，提供资金用于开发燃煤发电的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并鼓励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先进的电池技术的应用，通过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来确保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低碳技术与新能源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振兴计划的重要战略选择。
日本大力倡导建立“低碳社会”
根据2008年日本提出的“福田蓝图”，其减排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80%，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
近年来，日本不断研发的新能源技术大幅度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新能源开发利用让日本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2008年7月，日本政府选定了包括横滨、九州、富山市、熊本县水俣、北海道下川町6个不同规模的城市作为“环境模范城市”，以鼓励和表彰它们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温室效应。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是日本经济转型中的核心战略之一。2009年日本把发展太阳能首次被正式列入日本经济刺激计划，太阳能能源受到重视。
巴西发展生物燃料业成功典范
巴西当前生物燃料业发展较为成功的范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种植国，巴西每年甘蔗产量的一半用来生产白糖，另一半用来生产乙醇，代替汽油作为机动车行驶的燃料。
近年来，由于过高的汽油价格和混合燃料轿车的推广，巴西燃料乙醇工业更是得到了长期的发展。在混合燃料轿车需求的拉动下，巴西燃料乙醇的日产量从2001年的3000万升增加到2005年的4500万升，已能满足国内约40%的汽车能源需求。
现在和其他竞争燃料相比，巴西的乙醇燃料在价格上已具有竞争性。除了燃料乙醇外，巴西政府于2004年颁布了有关使用生物柴油的法令，规定在2007年前允许柴油批发商在柴油中添加一定比例的生物柴油；从2008年起，全国市场上销售的柴油必须添加2%的生物柴油；到2013年添加比例应提高到5%。此外，巴西还出台了相应的鼓励政策与措施。
第七节国际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发展绿色经济，特别是低碳经济的关注。实质上，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确保在中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从短期来看，绿色经济不但可以迅速拉动就业、提振经济，还能有效调整全球经济结构，理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长期来看，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更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广泛的增长，避免危机重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
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07年发布了其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后，全球对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已基本形成共识。
气候变化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实现低碳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驱动力。根据“巴厘路线图”，国际社会计划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就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做出决定。
科学家们已经反复强调时间的紧迫性。如果国际社会在哥本哈根不能就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做出决定，那么社会面对的气候风险将非常严重。虽然IPCC报告不允许就具体的目标提出建议，但它所给出的证据已经表明，把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2℃以内的水平，可以大大减少气候风险。我们目前还有很大的机会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的发生。如果到2030年把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45～535ppm，宏观经济代价是GDP减少3%；如果2050年把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同样的水平，宏观经济代价将增大GDP减少5%。据《斯特恩报告》估计，可避免的、由不作为而产生的减排成本占每年GDP的5%～20%。如果一切照旧，那么预计到本世纪末气温将急剧升高4℃～7℃。由于气候敏感度问题比先前预计的严重，决策者们应担负起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责任，尽可能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范围内。换言之，全球CO2排放量要在今后20年内达到峰值，到2050年减少50%以上。
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
2020年之前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挑战的最大时期，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政策和体制能力。国际社会很可能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施加限排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最初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能源效率、能源强度、温室气体增长速度和幅度的限制，此后逐渐过渡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划定以及限排减排指标的制定上来。
近期而言，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保持更加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中国政府应当更加密切地与国际社会保持沟通，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向外界传达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节能减排政策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
中国应该尽早开启相关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和试点研究，特别是在当前经济比较发达且代表国家发展方向的典型地区进行案例分析，探索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气候变化效应，寻求低碳经济对于中国实现气候友好型发展目标所起到的支撑作用。
对于参与减排，中国应该加强综合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探讨是否应该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社会经济风险和减排的真实成本，明确提出的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减排目标和指标。
中国政府在国内事务方面，应制定一系列配套法规、财税政策，加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在国际事务中，要提出气候问题的历史责任补偿标准和追溯原则。中国政府应当更为深入和实质性地将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纳入政策法规的主流当中。
在中国现行环境和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中，增加并不断完善对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效和节能等低碳经济技术的激励性制度安排，促进技术的开发、示范、研究、推广和市场培育，以及与之相配合的装备制造业和供应商相关企业的发展和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引导金融投资领域从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转向为低碳经济技术提供金融服务。
政府还应当从中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积极扩展海外市场的大型国有企业入手，鼓励其节能减排以及低碳排放的措施，更好的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
第八节走出低碳经济的认识误区
近来，低碳经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观察当前对低碳经济的探讨和认识，人们需要走出低碳经济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低碳经济就是高投经济
很多人错误的认为低碳经济是高投经济，20年投资40万亿，从静态上看，这个数据非常惊人。但是，从动态上看，以年度为基础计算，这部分所需的资金只相当于中国同期GDP的1.5%～2.5%。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中国总投资由2000年的3.29万亿增加到2008年的17.23万亿，年均增长23%。以年均增长20%计算，预计到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达到61.7万亿，如果每年投入2万亿，相当于总投资的3.2%；再以年均增长16%计算，预计到2020年总投资可以达到129.6万亿，若每年投入2万亿，只相当于总投资的1.5%。应当说，这个投资比例是很低的。
误区二：低碳经济就是减排经济
低碳经济应当包括增加碳汇与减少碳源两个方面。根据研究表明，中国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森林覆盖率，便可以从大气中吸收固定0.6～7.1亿吨碳。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1981年以前的12%提高到目前的18.21%，净提高6.21个百分点，可以吸收固定二氧化碳3.7～44.1亿吨，森林覆盖率越高，碳汇能力就越强。因此，应当努力提高和巩固森林覆盖率，挖掘碳汇潜力，增加森林碳汇，通过调整土地利用和实施林业措施，将大气温室气体储存于生物碳库。
误区三：低碳经济就是零碳经济
从高碳到低碳，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循序渐进。现阶段经济发展不能没有水泥、钢铁、建材等高耗能物质支撑。任何经济体都必须要有一些相对高排放、高能耗的产业和产品来保障经济运行，只要符合低碳经济的“最少和最大”内涵要求，就不应该完全排斥技术先进的高能耗的产业和产品，而应该千方百计降低碳强度，提高碳效率。
误区四：低碳经济就是低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