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期间，人们了解越南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新闻报道。越战结束多年后，越战期间的新闻报道仍然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人们不断总结新闻报道对越战的影响和越战对新闻报道的影响。2003年当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战争，战地新闻报道再次成为热门话题。2003年4月6日的《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战地记者：英雄时代终结？”一文，文章指出：“越战引起了美国国内普遍的不满并改变了人们的观点，甚至战地记者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怀疑取代了团结，记者也专门挖掘战争矛盾，而不是发现战斗英雄。”“把战地记者看成英雄的年代已经结束。他们是希望继续成为战争的宣传者、神话制造者，还是充当那些战争发动者的应声虫，要由他们来拿主意。”49 如果说，在1967年前，很多美国记者在充当政府的应声虫，那么，1967年后，尤其是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后，很多记者开始站到了反战的立场，反抗政府和传统的新闻报道对新闻的操纵。
福柯认为：“话语并不是始终如一地屈服于权力，如同沉默一样。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和权力的结果，也可以是障碍、绊脚石、反抗点和相反的策略的起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米·福柯，1999c：87-88）如果说，在越战早期，新闻报道为美国政府营造了一个有利的舆论氛围，为政府在越南推行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在越战后期，新闻报道开始揭露权力机构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其绊脚石。难怪威斯特摩兰将军指责报刊和电视对春节攻势的报道歪曲了真相，把北越军事上的失败变成了他们“心理上的胜利”（Karnow， 1997： 558）。英国记者罗伯特？埃勒根特甚至宣称：“在现代历史上，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不是由战场决定，而是由印刷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屏幕决定。”（Elegant： 145-146）尽管这一说法遭到了很多战地记者的反对，但越战期间，新闻报道对战争和公众舆论的巨大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战争后期，新闻界的报道解构了以前人们想象的越战，对人们了解越战更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构想象的越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传统新闻报道的方法和策略。20世纪60年代蓬勃兴起的新新闻体便是一个有效方法。51 按照新新闻体代言人汤姆？沃尔夫在其极具影响的《新新闻体选集》中的阐述，新新闻体就是记者在报道时，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采用小说的一些技巧，包括从传统的对话到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等小说特有的手法，对事件进行生动的叙述和分析。可以说，新新闻体是新闻报道与小说技巧的一种结合。沃尔夫在选集的序言里总结了新新闻体的特点。首先，新新闻体着眼于场景的描写，它对一个一个的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以此来展开故事。其次，详尽记录对话，以此更生动地刻画人物。第三，采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而不是传统新闻报道的第一人称，以走进人物内心，与人物共同感受事件。第四，描写细节，烘托气氛。约翰·赫罗威尔在他的《事实与虚构：新新闻体和非虚构小说》中又补充了两条。一是内心独白，直接描写人物的思想和感受；一是塑造人物，把人物的性格和轶事融合到一个报道里（Hollowell）。
新新闻体与传统新闻报道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新闻认为世界就是客观的外在世界，可以通过实在物体来描述。新新闻体则认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化的，而是内在的，取决于人的感受和情绪。因此，新新闻体注重走进人物内心，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眼睛来观察世界。新新闻体着力表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人们的体验。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因为人能思考，更在于人能感受。因此，对人的感受、直觉、内省的描写远多于对所谓思想和观点的陈述。他们相信如果能分享人们的感受和情感，就能更好地理解其经历和体会。这样，运用新新闻体写作的记者很注重参与到人物的生活中去。他们不仅注意与人物交流，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还注意观察人物的举止，聆听人物的语言，努力再现现实生活中的对话。
新新闻体的出现招来了传统新闻主义者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批评新新闻体抛弃了新闻的客观性，对事实肆意歪曲。传统的新闻报道讲究严格的客观性，要求记者把事件双方的观点进行冷静的陈述、客观的分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也避免使用任何带感情色彩的形容词。传统的新闻报道十分依赖官方的新闻发布会，而且似乎往往从极其隐秘、不为普通读者所知的途径获得新闻。然而，在阐释学流行的60年代，学术界经历了西方文学研究上的语言学转向，人们意识到，即使是传统的新闻报道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作者总是要选择报道的事件，报道的角度，报道的方式，乃至报道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与作者的主观性密切相关。另外，用语言表现事实这一行为本身，就会受语言的限制，因为作为能指符号，语言很难把所指的内容客观、准确地表达出来。“根据后结构主义理论，人类的语言体系是不可靠的，它并不是像人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透明、纯净的媒介，可以真实、客观、准确地再现客观现实，而是一套人为建构的、武断的、不稳定的文学符号系统，可以被人任意操纵、扭曲。”（李公昭：385）因此，解构主义者认为，已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真理和事实，只有通过语言建构的事实；任何记者，甚至是任何精密仪器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一个事件的方方面面，因此，所谓的客观也无从谈起。新新闻体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传统新闻报道的解构之上。
与传统的新闻报道不同，新新闻体一出现就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主观色彩，这与6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和反权威的思潮十分合拍。此前的新闻报道俨然以权威和消息灵通人士的面目出现，并以权威的语气陈述事件，不允许人们怀疑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体现出一种十足的语言霸权。新新闻体却对这种权威和霸权提出了挑战。它不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注重有身份的新闻发布官的发言，也不强调寻求新闻中对当事双方平衡的报道。它着力挖掘记者个人与事件和其中人物的关系。评论家赫罗威尔特别指出新新闻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记者与他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的新关系反映了社会新的态度和价值（Hollowell： 22）。在新新闻体作品里，记者不再是冷静、客观、不带感情的报道者，而是与他所报道的人物有着紧密关系、对之赋予深切同情和理解的人。他不求显示自己无所不知，是事件的内幕人；相反，他往往把自己放在与读者一样不知情与平等的地位，与读者一同探究事件的根源和秘密，在作品中表现了对事件从无知到了解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挖掘表面现象后的根源，去发现一个与“宏大叙述”和“客观真理”相对的新的叙述方式和真理版本。通过看似主观的描写，记者试图表现一种更高、更真实的“客观性”，或者说是寻求表现一种比传统新闻报道“更大的真理”（Weber： 35）。
新新闻体可以说是60年代美国文化的产物，而在这一时期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更是给它提供了一片发展的沃土。越战是美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场战争。它自身的特殊性与60年代的文化气候相结合，导致了新新闻体与越战的关联。对越战的特殊性，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首先，越战与以往战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场传媒广泛介入的战争。此前，对战争最及时的报道主要来自各大报纸。但6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人们可以通过电视获得更及时、更直观的消息。由于图片对视觉造成的冲击和随之带来的“客观性”，人们很习惯把电视里的新闻当成客观的现实。这对报刊的新闻报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报刊为了生存，不得不革新报道的手法。因此，以反映个人或士兵内心感受的新新闻体作品便崭露头角。然而，一方面这是传媒广泛参与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以各种手段控制着电视传媒的宣传报道。由于用视频报道的电视新闻受到严密封锁，难以反映越战的真实面目，以文字为工具的报刊新闻环境相对宽松，便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同时，看似冷静客观的传统新闻报道让人难以深入了解越战，60年代初崛起的新新闻体以它深入人物生活和内心世界的特点获得了人们的青睐。此外，1968年初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给美军造成惨重损失后，美国人才惊讶地发现，以前电视里关于美军在越南接连取胜的报道有过多虚假夸大的成分。这时，人们自然希望读到不同于传统官方新闻的报道。所有这些都为新新闻体对越战的报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越战正逢美国反文化运动的高潮和后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对此也抱着不同于以往战争的态度。虽然从内战开始，美国战争文学就对战争的本质提出质疑，但在越战时期，这种质疑却达到前所未有的公开化和普遍化。许多人对传统战争中宣扬的荣誉、勇气和尊严等传统美德公开表示怀疑。政府的宣传不再能被公众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因此，越战期间，美国国内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战、反征兵游行示威；而在越作战的士兵也对他们个体的价值进行了比以前更多的思考。这种对权威的质疑和反叛、对传统战争观念的解构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点。新新闻体解构了传统新闻（包括战争）的宏大叙述和官方的刻板陈述，转而注重表现作为独立主体的士兵。在这方面，新新闻体的文体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契合，与越战期间人们的思想相一致，这可能也是它在20世纪60、70年代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第三，越战在美国历史、军事、政治上有着其独特性。大量史实表明，在这场未宣过战的战争中，之所以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的三任总统都坚持派兵越南，除了政治目的外，还因为美国人所谓的骄傲和自尊。美国难以接受一场没有以自己的胜利而告终的战争结局。52 因此，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把越南战争的根源总结为：“骄傲，个人的和国家的骄傲。”（Archer： 48）为了虚无飘渺、所谓美国式的骄傲，美国把成批成批的青年送到越南战场，推进地狱之门。这些真相，作为政府传声筒的传统新闻报道根本不可能予以反映；同时，传统新闻报道也不可能向美国公众真实地展现战争中的普通士兵。而新新闻体讲究深入第一线战场，通过报道美国在越南的真实情况和美军士兵的内心感受，在戳穿美国无往不胜的神话的同时也解构了这种美国式的骄傲。从这层意义上说，新新闻体更为客观地反映了越南战争。
越战的独特性必然促使作家去寻找一种新的、更能表现这种战争独特性的写作方法。越南战争“不能由任何一种传统的战争小说或电影的范例来讲述”（弗·詹姆逊：70）。新新闻体为表现这场特殊的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越战也给新新闻体提供了一个发挥的空间。因此，把对越战的描述与新新闻体结合起来也是必然的结果。沃尔夫甚至认为“所有关于这场战争的最优秀作品都是用新新闻体或自传的形式完成的”（Wolfe： 101）。诺曼？梅勒以反战游行示威为背景的《夜幕下的大军》就是新新闻体与越战题材结合的一个典范。
《夜幕下的大军》以1967年10月一支浩大的反战、反征兵游行大军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作品分为两部分，分别题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这也作为全书的副标题赫然印于书的封面。梅勒显然是在试图打破历史与虚构的传统界限。他想说明小说和历史在这里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区分。作品既可以被视为小说，也可以被当作历史。在这里，梅勒对传统的历史著作一直自诩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历史都是由有主观性的个人写成的，历史著作也自然带有个人的主观性，每个人对同一事件都会有不同的陈述。因此，梅勒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客观”的历史与虚构的小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通常，历史是由官方书写的，传统的新闻传媒实际上是官方历史的代言人。梅勒在小说里批评了传统新闻报道对事实的歪曲。
小说写道：“各种新闻媒介围绕进军五角大楼事件所作的宣传造就了一片模糊的森林，挡住了历史学家的视线，而我们的小说则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可能性。”（Mailer， 1968： 231）53 这里，梅勒显然是在批评传统新闻报道的片面性和含糊性，以及其对事实的掩盖、乃至歪曲。在谈到示威大军的确切人数时，梅勒指出新闻报道中的偏见：“根据纽约四月大游行的经验，大致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计算：警方的估计数乘以四后就比较接近实际数字；左翼的估计数则需要除以二点五才和实际数字大致相当。这样，一个拥有二十万人的示威队伍会被警方说成五万，而到了示威组织者的嘴里，就变成了五十万。”（Mailer， 1968： 257-258）这一切都说明传统新闻中数字的无意义和报道的荒谬。正鉴于此，梅勒才对传统的新闻报道提出怀疑，并指出小说比新闻报道更真实地反映了事实。他所说的“小说”就是以新新闻体手法创作的《夜幕下的大军》，正因为作品给人们“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可能性”，才得到众多好评，出版当年就荣获普利策非小说奖和全国图书奖，成为新新闻体发展的一座高峰。
另一部反映越战的叙事作品《新闻快报》同样因其采用的新新闻体手法，在出版后好评如潮，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并于当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非小说类的提名。54 迈克尔？黑尔曾于1967至1968年间以《士绅》杂志的记者身份前往越南。作品通过对战争反复的回忆，表现了作者反复经历的从无知到成熟的过程，从而获得对越战愈加深刻的认识。作者的回忆就是全书的结构。作品第一章名为“吸入”，表现黑尔来到越南时的情景；作品结束时，黑尔带着越南沉重的记忆回到了美国，他能呼喊出的只有：“越南，越南，越南，我们都到过那里。”（Herr： 260）因此，这一章题为“呼出”。一吸一呼、一去一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不仅是黑尔实际上的越南之旅，也是他的心路历程，更是很多越战老兵的切身感受。《新闻快报》是新新闻体作家群引以自豪的一部代表作。沃尔夫和E。W。 约翰逊早在1973年选编的《新新闻体选集》中，就选入了当时尚未成书的《新闻快报》中的部分章节。沃尔夫赞扬道：“我认为没有人像黑尔那样把握住了越南战争独特的恐怖。小说家显然没有。”（Wolfe： 101）许多评论家也纷纷撰文指出黑尔对传统新闻报道的反叛和与新新闻体的密切联系。
黑尔指出：“在能了解到任何东西之前，先得抛掉许多过去学过的东西。”（Herr： 210）黑尔的意思是，要了解越南，人们需要首先解构意识形态灌输给他们的战争观，摒弃传统对战争的浪漫主义态度，抹掉脑海里既有的观念，即阐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才能以客观的、不带偏见的态度去了解一个真正的越南和一场真正的越南战争。而这种“前理解”，就是人们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想象出来的越战，包括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提到的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新闻报道、影视文化、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这些因素中，传媒的新闻报道对人们了解越战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黑尔认为，要真正了解越南战争，必须先解构传统新闻报道。
为此，黑尔首先解构了官方所依赖的信息。他指出那些信息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多么地不堪一击。比如，军方极度信任、依赖地图，总是指着地图向国人解释，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多少公里，又占领了多少北越的村庄和城市。但在作品的开篇，黑尔就不无讥讽地指出：“现在是67年底，甚至最详细的地图也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读这些地图就像在努力读懂越南人的脸，而那则如同读风一般。”（Herr： 3）正像最详细的地图也不能反映越战的实情一样，传统的新闻报道同样不能让人们了解越战。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新闻报道采用的语言。黑尔在《新闻快报》里多次对传统新闻语言提出批评：“所有来自越南的简报，无论何种级别，听起来都像是部分的组合，语言像是化妆品，但使用的结果却只能让美貌消逝。由于大部分报道都是用这种语言炮制出来的，或是以这些术语隐含的战争观为出发点，因此，正如不可能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越南是什么味道一样，人们也不可能通过报纸了解越南的真实情况。”（Herr： 92-93）
人们对新闻语言的疑惑，是因为越南战争是一场矛盾的战争。作为美国输掉的第一场战争，它“要求读者接受一些明显的矛盾说法：为了记录事实，我们首先要改变它；为了记住战争，我们必须重新发明它；最后，为了建立一个可信的公众记忆，我们必须先探索并标出私人记忆里每一个想象的隐秘处”（Myers， 1988： 146）。一方面人们意识到语言无法真实地描述越南战争，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用语言来描述。越南战争不能用视频被动地记录下来，也不能用中性的语言呈现出来，更不能按传统的客观方法来研究。它只能用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述，新新闻体就是一种选择。詹姆逊认为《新闻快报》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对语言的革新：“这部作品语言上突出的革新至今仍可认为是后现代的。 …… 以往叙述模式的崩溃，以及任何共同语言的崩溃是书的主题之一，也许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反思天地。”（弗·詹姆逊：70）比如，评论家弥尔顿？贝兹就注意到，《新闻快报》中存在大量没有主动词和主语的句子，似乎作者在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方式叙述（Bates， 1996： 242）。正是因为战争中很多事情同时发生，士兵或记者根本没有时间去分辨、整理，黑尔才运用这样的句子结构表现越战的混乱和缺乏逻辑。
为了解构传统新闻报道，黑尔首先需要深入了解越战和士兵，所以，他走进士兵的生活，与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他采访时，从不携带照相机，士兵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记者的工作就是用相机把他们看到的、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有可看性、有卖点的场面拍摄下来。而黑尔则侧重与士兵交流，与他们建立友谊，观察、了解他们的生活、战斗和思想。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采访方式，通过与士兵朝夕相处，黑尔才走进了士兵的内心，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开始能听懂他们之间的谈话，读懂他们心灵的语言。因此，他对越战的报道才有独特的深度。
然而，作为记者，黑尔一方面与士兵密切接触，一方面又注意与他们保持距离，以更好地观察。他这样描绘自己与士兵们的关系：“我尽量与他们紧密地站在一起，但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后，我又尽量往后站，但又不离开地球。”（Herr： 67）这正是对新新闻体手法的生动陈述，既融入人物的生活，又保持局外人的清醒认识。所以，当士兵们说他们到越南是为了“杀越南人”时，黑尔才能这样对自己定位：“这并不适合我。我到那里是为了观察。”（Herr： 20）但在越南战场上，黑尔不可能总是保持记者的超然独立。在战争达到白热化时，如北越发动春节攻势那一天，他很难再保持局外人的清醒：“我不是报道者，我已经成了一名射手。”（Herr： 68）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在越南的身份颇具有讽刺意味：“我去那儿是为了报道战争，但战争却淹没了我。”（Herr： 20）
正是因为战地记者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冷静，所以，他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后，对所见所闻进行反思，才能获得对事件更加深刻的认识。黑尔说：“只有在事后，或许是多年后，你才可能了解你现在看到的东西；而且，还有很多东西根本不能进入内心深处，它们只能储存在眼里。”（Herr： 20）传统新闻报道讲究及时性，黑尔周围的许多记者每天都要赶出一篇稿子，这样的新闻自然容易流于表面。新新闻体则不以时效性取胜。黑尔与他供职的杂志达成协议，在越期间，他没有按时交稿的任务。他写作时，自然从容自如。他所经历的越南战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思考，再写出来，就具有传统新闻无法企及的深度。
详尽记录对话，以更生动地刻画人物是新新闻体的另一大特点。黑尔通过与士兵的密切接触，生动地记录下他们独特的语言和对话。这种对话不用普通的语言或书面语，而是极具士兵特色，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越战特点。例如，士兵被称为“grunt”，而不是通常的“soldier”；士兵阵亡，是“被废了”（wasted），而不是“被杀了”（murdered 或killed）；身负重伤是“fucked-up”，而不是“mangled”，等等。此外，许多士兵在越南经历了生生死死后，很想把自己的感觉描述出来，但又不知如何描述，因此，常常只会情不自禁地说：“该死，他妈的。”有时，这样的语言会“在一句话里出现五次，就像标点符号一样”（Herr： 56）。显然，在战争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士兵已失去了正常运用语言的能力，只能通过重复同样的语句来陈述心中不同的感受。听者则须通过当时的语境来揣摩话中的含义。在战争的特定环境中，似乎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表达都枯竭了。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导致了语言的枯竭。因此，传统新闻报道只“冷静地”陈述战况的做法显然不能适应越南战争的实际情况，而强调个人交流和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新新闻体却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在人物的语言不能准确表述内心感受时，便需要记者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发掘他们的内心感受。
在探索士兵的内心世界时，黑尔注意到内心思考过程中的零乱、片断与随意等特性。初读起来，他的作品似乎缺少把片断信息连接起来的一条主线，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故而，评论家威尔逊抱怨《新闻快报》由一个个片断构成，它“缺少一个整体结构，事实上否定了结构的可能性，这些片断难以阐释，不易发现意义”（J。 Wilson： 45）。但这正是黑尔的独特之处。他运用片断、不连贯、甚至零乱的情节，就是为了表现越战“零乱”和缺少整体结构的特点。他在一次访谈中甚至表示：“我想让人们感到困惑，这样他们就不会过于自我陶醉。”（Ringnalda， 1998： 107）他写作《新闻快报》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把人们从幻想中惊醒，让他们注意到越战本身的混乱和缺乏逻辑。因此，《新闻快报》里的叙述并不集中于某一主题，或某一中心故事，情节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发展和结局，而是随着黑尔的目光和思绪任意闪现。比如，书中一名士兵给黑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支巡逻队上山巡逻，只有一名士兵回来，但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已倒地身亡。故事嘎然而止，作者也没有追叙“接着如何？为什么？”等传统新闻报道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真实的战争和生活即是如此。
黑尔努力呈现越战的另一种方法是事实与虚构的结合。传统新闻报道讲究严格的客观性，要求与事实吻合。但在越战期间，由于政府的严密控制，许多事实是不可能报道的。新新闻体虽然与新闻报道密切相关，但却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因此允许一定程度上的虚构。57 所以，它能反映一些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实、但比传统新闻报道的事实更真实的现实，因而，新新闻体致力于表现“更大的真理”。黑尔曾表示“《新闻快报》里的很多部分都是虚构的”，“很多新闻材料都被我弄混了，…… 比如，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Ringnalda， 1998： 108）。58 他正是利用了新新闻体可以虚构的特点，通过把事实与虚构结合起来，把事件的人物地点移花接木，却又保留事件的核心内容，这样，既避开美国当局的新闻检查，又给人们刻画了一个虚虚实实、但又入木三分的越南。比如，美军士兵终日生活在炮火与死亡的阴影下，虽不到20岁，却似乎历尽沧桑，眼神里流露出的只有倦怠和恐惧；激战中，因伤亡过多，居然没有足够的运尸袋，有的士兵死后，竟然曝尸野外达两个月之久；有的还没死，却被卫生员误装进了运尸袋；战斗中，由于缺乏及时的医药护理，士兵们有时只能狠心开枪杀死无法救治的受伤同伴；美军误打自己的军队，等等。这类事实传统新闻都不可能予以充分披露。只有新新闻体以其可以虚构的特点，避开当时的新闻限制，借虚构的名义来表现真相，让读者了解这些可能是虚构、却比事实更真实的事实。因此，我们才可能得知被官方称之为“英勇的抵抗者”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原来在溪山被围长达76天之久；了解到在美军眼里，越南人只不过是动物，美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希望与民主，而是伤害。
传统新闻报道本身难以对传统新闻的种种局限进行披露。只有新新闻体以反传统、反权威和局外人的姿态，才能对之进行剖析与批评。黑尔在《新闻快报》里专辟一章“同事”来描写记者，说明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在越战中的特殊地位。虽然记者对人们了解越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严肃的职业态度。有的记者并不到实际的战场去获得第一手资料，只根据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做一些不痛不痒的报道。黑尔批评这样的记者到越南只充当了录音机，只报道了军方想让他们报道的事件。他们来仅仅是为了寻求事业发达的机会，而不是为公众提供真实的新闻。
也有一些记者感到，无论如何努力，如何诚实，他们的报道总是不能完全反映战场的真实情况，“他们最好的成果也被淹没在各种新闻、事实和越南故事里”（Herr： 217-218）。他们意识到传统的新闻写作不再能真实地反映这场异于传统战争的战争。这时，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把美国这十年来这最深远的事件化为最易理解、最易交流的事物，把其中最明显无误、无可否认的历史化为一段秘密的历史”（Herr： 218）。他们遗憾地发现自己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这段对美国社会、生活、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正鉴于此，一些不知情的士兵把战争归罪于传媒，认为如果没有传媒的卷入，压根儿就不会有这场战争。有的士兵对记者也产生了各种偏见。然而，我们应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传媒、所有报刊杂志都有披露真相的自由。我们在第一部分就详细论述了政府对新闻报道进行的严密封锁。记者对能报道什么、能报道多深入，完全没有决定权。一旦做出了比正统电视新闻节目更为客观的报道，他们也只能忍痛割爱，因为他们所供职的新闻机构会拒绝采用。
战争的话语权既不掌握在参加战斗的士兵那里，也不完全由报道战争的记者们掌握，甚至还不掌握在军方的新闻发布官那里（因为他们也同样受到政府的限制），而是由政府和军方牢牢控制着。他们决定官方的发言措辞，决定想让美国国内公众听到的消息。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拟现实中，他们对遥远的越南只能用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政府希望他们知道的信息进行想象。在军方每天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官使用着已不再通用的语言，那些句子在理性的世界里已不包含任何希望”（Herr： 214）。记者对这些发言提出尖锐的质疑，抱怨他们永远无法从官方的新闻发言人那里听到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消息。比如，官方把士兵刚到战场的恐惧委婉地称为“环境不适症”；把1967年称为“有进展的一年”，尽管在1968年初北越就发动了让美军始料不及的春节攻势；同样，美军遭受惨重损失的溪山战役和北越春节反攻，却得到了高层官员乐观的描绘。
实际战况与高级官员的描述相抵牾，使记者与官方之间产生矛盾。记者认为“官方简报对你理解战争通常只起了照明弹对夜间视觉所产生的作用”（Herr： 149）。因为他们听了官员们的陈述后，却不知所云。一切矛盾的焦点似乎都集中在了高级官员身上。但黑尔却清醒地指出，代表军方和政府发言的高级官员事实上也是政府的傀儡，他们并不能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因为职务的关系，他们只能当政府的应声虫。那些敢于说出真实想法的军官当即就被剥夺了发言权。59 所以，真正的矛盾与其说是军官与士兵、军方与传媒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政府与普通军人、政府与传媒、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棋子，都是工具，都是政府可以随意牺牲的炮灰。无论是高级军官、普通士兵，还是新闻记者、普通公民，都得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约束。
黑尔指出，越南战争犹如一朵毒花，“在西贡，就像是坐在一段有毒的历史、一朵有毒花朵卷曲的花瓣里，它在根部就已经中毒”。西贡“吸入历史，却吐出毒气、秽物和堕落”（Herr： 43）。传统的新闻报道只让读者看到了它的绚烂，而黑尔采用的新新闻体手法才让读者注意到它在根部的毒素。战争初期，在传统新闻报道虚假的光环下，这场打得轰轰烈烈、国人们一直以为凯歌高奏的战争就像一朵绚丽的花，吸引着人们的注目；只是战争失败的结局才让人们意识到这朵花原来早已从根部就中了剧毒，根本不可救药。黑尔采用新新闻体写作，就是为了让公众深入根源，了解聚集在这朵美丽的鲜花根部的毒素。这也正是《新闻快报》一书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