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彩色季节
我计划选第一流的美丽塑料
制一张永不发售的月份牌
保存我们世界逐日鲜明的有关记载
———孙晓刚《中国夏装》
改革，使中国重新焕发活力；开放，使中国色彩不再单调。在老百姓的记忆中，1984年的中国处处洋溢着喜悦。这个伟大的年份，让海内外无数颗中国心感到自豪，因为它是我国全面改革的第一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社会变革，在积蓄了六年的能量后终于磅礴喷发，全世界都在上演中国人“零的突破”。越来越多的人踏准时代的节点，跃上中国的经济舞台。
1984年2月15日，《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评论员文章《让我国的商品生产更加兴旺发达》，此文能见诸报端还经历了一番曲折。原因无非是“商品经济”在当时还是一个人们讳莫如深的词汇，虽然原标题中的“商品经济”被换成了“商品生产”。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概念，就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姑娘，这种羞涩可能是人们或期盼或怀疑的目光造成的，然而其魅力终究是无法抵挡的。
10月20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从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商品经济的带动下释放出更强大力量。
能量的释放源于年初邓小平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南方讲话。
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从1980年到1984年，短短五年间特区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但同时，对特区的各种非议指责也沸沸扬扬。姓“社”还是姓“资”？往回走还是朝前冲？特区正在迷茫中等待裁判。
1984年的春天，和邓小平南下的专列一起早早到来。从1月22日到2月17日，将近一个月时间，他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钢。
1月24日，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抵达深圳，他想亲眼看看五年前自己画的那个“圈”到底发展得怎么样。下午，他愉快地乘车游览深圳区，然后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22层的顶楼天台，他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
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的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裹罩着的工地问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建53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建筑工程。梁湘告诉他，罗湖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若干年后，这里将是深圳的商业金融中心。深圳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了邓小平的思绪，深沉的眼神里表现出兴奋喜悦的表情。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专门来到原来作逃港通道的贫困渔民村。不到五年，村里家家都住上了两层小洋楼，富甲全国。多年后，当时的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还记得邓小平这次参观的细节。
“我们在1981年就统一建了住宅新区。邓伯伯问我是不是什么都有了，我说是，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6000元。我们渔民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生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邓伯伯说，全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至少要70年，因为中国人口多。一定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视察完深圳，他又前往珠海。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珠海罗三妹山，有人建议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对建设经济特区的思考，邓小平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不走回头路”，这不仅是对特区的肯定，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鉴定，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态度。
每到一处，邓小平都仔细地看，认真地听，但却不讲话，不表态。即使得知深圳在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在四年里增长了十倍，他也没表态。
这次视察，邓小平兴致很高，很满意。深圳的领导同志请他题词，他当时没写。
回到广州住下后，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特意把题词时间写成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表示在视察深圳的最后一天就已经有了这个看法。
这不是一般的题词，而是针对性、论辩性很强的文字，是斩钉截铁的政治结论。
这无疑是给特区的改革开放注入一剂强心针。
邓小平的挥毫泼墨，让关于特区的争论告一段落。大家说，改革开放的春天又回来了。自此以后，完全否定特区的言论基本销声匿迹。
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没有让邓小平失望，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
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等人汇报时，再一次提到住宅建设，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显然，他希望改革体制，加快速度。
邓小平一回到北京就约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高度评价经济特区的成绩和经验，特别强调说，对外开放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要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还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三个月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青岛、温州、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5月31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10月1日，海南行政区正式挂牌。海南岛开发建设掀起高潮。
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铺开，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今天，如果我们把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华发股份、天鸿集团、宋都集团。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你会发现在中国风云驰骋的这些房地产企业诞生于同一年：1984年。王石、任志强、潘石屹、楼忠福、林少斌。这些当时并不引人注目，日后却在房地产界大展拳脚的传奇人物，都与1984年休戚相关。
当年，因为邓小平视察南方而信心大增，决定继续在深圳干出一番事业的大有人在。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一个人，他还是王石。
邓小平站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是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万科，王石当上了经理。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用王石的话来说，“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万科都涉及了”。年轻的王石一度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种多元化的“狂躁”是万科当时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对此，王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企业许多盈利空间，掩盖了企业的试错损失。”
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我们必须说，这时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还不是人们日后所熟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它还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原始积累。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这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他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这样的换汇倒卖看来比倒卖玉米要痛快得多。1984年前后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这样一条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外汇留成和配额指标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它们游离于法律的边缘，促成了某些投机者的暴富。尽管这种换汇游戏十分活跃，但当时的法律却含糊不清，为投机者留下极大的斡旋空间。
七年后，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
1984年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悬念。这一年，一个略显戏谑和暗示意味的词迅速在中国大地上热了起来，并很快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它让人想入非非，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奇和想象。
这个词，便是“下海”。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特区的种种传说，在人们的心中渐渐发酵。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下海”改写人生，开始了寻梦之旅。
1984年，从甘肃天水农村走出来的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被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的聪明和对数字天生的敏感，很快博得了领导的赏识，并被作为“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潘石屹后来是这样叙述当时境况的：“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觉得20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有的下面单位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有意思。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陪她去仓库领桌子椅子。想不到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不停地埋怨这张桌子不好，那把椅子不行。潘石屹劝她：“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能凑合着用不就行了。”不料，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伴我一辈子的。”听者有心，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难道我这一生将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正在思变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由于很难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儿。
潘石屹突然坐立不安起来，下海创业的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他心头蔓延。春节一过，他便变卖了所有家当，辞职南下深圳。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
到达深圳南头边检站时，他身上只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特区通行证，如割肉一般忍痛从这笔“创业资本”拿出50元请人带路，才从铁丝网下面爬进了深圳特区。
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潘石屹突然觉得这儿真是天堂。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名堂来！
1984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庙的北京正在着力向东发展：“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在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这里，除了窗外的空气是中国式的，到处弥漫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文化时尚。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
在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志强，就是属于这很少的人。
这个下过乡、当过兵、1981年转业、舍弃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比王石小两个月的男人，当了三年的副总经理，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钞票。虽然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但他正郁闷着呢！自古能人遭人嫉，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上级主管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并派工作组进行整顿。
何去何从？任志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此时，国家实施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政策已经在特区试行。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十分灵敏的。相关文件一出台，他就开始琢磨了，这里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房子应该可以吧。
真可谓想啥有啥，任志强很快梦想成真。
总之，在1984年的某一天，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戴晓明来找任志强，了解他一位下属的情况。
介绍完那个人的情况后，任志强和戴晓明聊起了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华远刚刚组建，对于从未搞过企业的戴晓明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市场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他说晕了。谈话中，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非常诚恳地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加入华远。
其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企业。任志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绝不去国有企业。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任志强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明确提出：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做一个领导，也不愿意做一个国有大企业里的副手。
戴晓明明明白白告诉他，为实施旧城改造，西城区政府用借来的20万元于1983年成立了华远公司。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说白了就是挂着国有的虚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灵活性的。
戴晓明当即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
两人一拍即合，任志强由此进入华远，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部门经理。
戴晓明的邀请让站在十字路口的任志强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平台。
到了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这彻底改变了任志强的从业方向。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一下子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没成想一举成名，于是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中，开始了辉煌的奋斗史。
这年秋天，在浙江东阳县，一个叫楼忠福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突然发动了一场“抢班夺权”行动。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舞台，成为房地产界瞩目的表演者。
谈到这位楼总，还是得先追溯一下他的出身。楼忠福的父亲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长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后，楼忠福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拔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
1984年，已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六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楼忠福回忆当时的情形是，“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得到这个位置”。
于是，楼忠福找遍了当时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一些领导的支持，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也想接他老子的班，就跑来和楼忠福理论，结果被他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经理时都听我的，你凭什么能力来和我争经理的职位？你和我争，就等于往你爸爸脸上抹黑。”
为避免夜长梦多，志在必得的楼忠福更是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催促公司第二天就宣布他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会场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眼睛一瞪，从包里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戏剧般顺利完成。
当上经理后，楼忠福立马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很快在浙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有的人开始思变，同样也有人选择固守。但有人总结说，当今房地产界的标志性人物，当年固守者多是高学历的人，比如孟晓苏，比如冯仑。
孟晓苏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直接走进了中南海，先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一年后被调入国务院。1984年的时候，他正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秘书。
冯仑1982年从西北大学考入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在中央党校，他读了很多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不仅读德文版，也读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对照着读，连标点和注释都互相比对。1984年，25岁的冯仑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因为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冯仑后来进了中宣部，不久又去了国家体改委。
1984年，拨开了计划经济的迷雾，商品经济时代的魅力犹如晨曦般迷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渐清晰。因此，这一年成为改革历程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被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
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要着手组建多种形式的工程承包公司和综合开发公司。”同时强调：“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资金来源，逐步缓和城市住房紧张状况。”
国家明确了支持经营性房地产经营开发的方针，这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紧接着，1984年10月，党的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的房地产业有了新的转机。这个《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业也必须走商品经济之路。
10月3日，国务院在《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提出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随后，国务院又批转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关于扩大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报告》，明确了“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是逐步推行住宅商品化、全面改革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重要步骤”。
10月26日，主管房地产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对组建房地产公司———那时叫“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做了明确的规定：“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实行自主经营，独力核算，自负盈亏，对国家承担经济责任。”其主要任务是“经营城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业务”。
这之后，各地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房地产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房产与地产紧密相连。在房产开始“苏醒”之时，地产也开始“解冻”。
继深圳、广州开始收取城市土地使用费后，辽宁省抚顺市也在1984年开征了土地使用费，这是非沿海城市中起步最早的内陆城市。开征的缘起是，抚顺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刘文甲，198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听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地租仍然存在、城市土地理应有偿使用的专题讲课后，深受启发，于是开始琢磨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研，提出开征方案。后经市政府讨论通过并报财政部批准，全面开征城市土地使用费。尽管当时抚顺市还没有“三资”企业，但开征当年就收取土地使用费1300多万元，不仅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而且有的企业主动退出超占及闲置的土地。
这表明地产商品化正式起步了。
同年，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1984年11月，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在安徽省屯溪市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以改革城市住宅经济体制为中心，重点讨论了推行住宅商品化，改房租暗贴为明贴等问题。会议认为，改革城市住宅经济体制的中心内容是推行住宅商品化，住宅商品化的关键在于改革城市公有住宅的低房租制。会上对“成本计租，定额补贴”的房租改革方案进行了论证。
这年年底，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织考察团到深圳进行考察，之后在广东佛山召开会议，房地产业的概念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
1984年
● 3月，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施工单位创造了三天建成一层楼的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成为享誉中外的“深圳速度”的象征。
● 6月，国务院批准试点城市实行“公有住房补贴出售”。
● 7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的通知》，确定在1985年组织开展全国城镇房屋普查。
● 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城乡综合开发公司。对城市土地、房屋实行综合开发”，“实行有偿转让和出售”。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
● 9月，王石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日后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12月，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