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与海相识相恋的地方
在风和水优越和谐的契入点
城市 选准了有利地形
便铆足了劲
长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
———徐继东《上海，在春天里茂盛》
经历了一番风雨洗礼的中国，继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不过，事实上1990年国内外乍热骤冷的态势却让人不知所措，怎么也乐观不起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上不断发生着让人目瞪口呆的大事情。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柏林墙倒塌，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终于统一；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崩离析。从外边传过来的每一条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
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这一年，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也不论是作家、理论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就连一向稳重的《人民日报》也脾气见长，7月30日，该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直指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中提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一时间，“左与右”、“社与资”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政治的天平不知该向何处摇摆。
萧索落寞的气息弥漫在大江南北，工业产值再创新低，全中国经济都在疲软。
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20个国家联合起来对华“经济制裁”，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用“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句诗来形容当时的局面。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是改革开放遭遇严重困难的时期。
黑云压城，也并非不见一丝阳光。这一年，邓小平给上海带来了一份大礼，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惊喜。
滔滔浦江水，将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分割成东西两片。
浦东是和浦西是对应的。在过去，浦西就是上海，在这个中国长江末梢、环太平洋海域的地域里，浦东的意义，只是与外滩遥遥远眺的一片荒地。繁荣、时尚的浦西与冷清、落后的浦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黄浦江两岸迥异的风貌，一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20世纪初期，孙中山曾考察浦东，在《新中国成立方略》中，他曾提出了要在浦东建设一个“东方大港”的构想。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伫立黄浦江畔眺望东岸时，曾动情地说：“浦东是块处女地，一江之隔，就变成了遥远的地方，多可惜啊！”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仿佛变成了一个末路贵族，市区充斥着破旧的厂房、落后的设备、堵塞的交通。上海人的居住环境，仍然是螺蛳壳里建道场。1988年甲肝大爆发，黄浦江渡船上众人的拥挤丧命，令老上海人记忆犹新。
上海人心情复杂地远眺着南方。1984年，国务院调研组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制订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提出了“东进浦东”的方案。
时间翻转到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年，改革开放12年，浦东的机会终于来了。1月2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过春节，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春节了。一些政治观察家们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某种象征含义：在南方经济特区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之后，邓小平似乎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一切似乎波澜不惊，但就在这个春节过后，浦东命运截然不同。
1990年的上海，一切刚刚稳定下来。这一年的上海，面临一个空前艰难的转型时刻。当时上海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替的时候，特别痛苦。两年前，资深财经记者王安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上海怎么了》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上海的《解放日报》转载。事实上，更早的时候，《解放日报》自己就在头版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文章道出了上海当时的窘境：上海“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上海该如何重振雄风呢？上海的各阶层人士在思考，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在思考。
1月27日是马年大年初一，朱镕基和上海市其他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谈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提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他请上海的同志考虑一下，怎么做，做点什么，来证明这一点。不知怎的，话题就转到了浦东开发上。对上海来说，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利用浦东开发，上海可以更加顺理成章地提出建立有证券、期货、人才、产权等类别的国家级要素市场体系。
王立平，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回忆说：2月23号，小平同志离开上海，我和镕基坐主车，陪小平同志一家去火车站。在途中，老爷子（邓小平）就讲：“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起点可以高一点。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事不宜迟，3天后的2月26日，上海就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3月3日，邓小平和几位中央高层谈话时又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他还特意请李鹏同志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1990年春暖花开时节，上海终于听到了从困境中突围的号令。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上，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也就是从此刻开始，中国的开放重点，从南方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
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十条政策。
5月3日，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站在浦东开发办的两层小楼前，朱镕基跟大家挥着手说：“市民们，你们盼望已久的浦东开发，现在开始啦。”
中国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深圳特区为标志，是一个“广东时代”，那么，从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起，以浦东开发为起点，则是一个全新的“上海时代”拉开了序幕。
仅仅十年的时间，浦东开发开放就取得了重大进展：高楼林立，商贾如云，一批批“国际社区”拔地而起。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傲然屹立在浦江东岸。
住宅是浦东新区开发的内容之一，是新区建设现代化一流城市的重要内涵。浦东新区住宅建设按照规划设计、建设质量、配套设施、物业管理均按照“上档次、争一流”的目标，积极开拓，大胆实践，十年间共计拆除近千万平方米房屋，动迁约十万户居民，新建居民住宅2010 。5万平方米。三林城、御桥花园民乐苑、金桥湾清水苑、新里城和合苑等一批新型住宅群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浦东人的居住环境。仅1999年一年的商品房销售量就达到250万平方米。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入，大交通、大设施的逐步完善和建成，大大提高了浦东新区住宅的含金量，缩小了浦东与浦西的区位差距。以前，上海人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而现在很多浦西人却争相入住浦东。在浦东商品住房的购买者中，50%以上是浦西的居民。
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华尔街，那个时代的历史符号，是遗留在外滩上的大大小小几十座世界各国风情的建筑群落。
今天，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转向东方，看到的最标准的形象就是以东方明珠为核心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只要有梦想，在这里，一切均有可能。
1990年中央决定实施上海浦东开发战略，促进了上海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步伐。另外一个突破是1990年上海市开始探索并最终实施的《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其中开创全国先河的是率先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增强了居民的购房能力。后来，这一制度逐渐推广到全国。
20世纪80年代末，“提租售房”的改革正在全国各地试点，提租派和售房派的争论之声此起彼伏，针锋相对。
有人提出提高房租，烟台、蚌埠已经开始搞，但阻力重重，进展缓慢。根据烟台的方案，考虑到职工的承受能力，房租提高后，由企业按照职工工资的29%给职工发放住房券，这部分房租上涨的压力，实际由企业承担，成为正在获得自主权的企业的一个大包袱。这个包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压力下，而越发显得沉重。
又有人提出将公房低价卖给住房者，政府可以甩掉房屋维修保养的包袱。但这也行不通，不管怎么低价，老百姓还是承受不起。核心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支付能力。
最终，在企业的反对和老百姓的怨声载道中，这些在各地进行的试点被叫停或不了了之，全国时快时慢的“房改”一度陷入困境。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的改革，并没有进行制度设计和全盘的考虑。在政府财力不足，企业面临转制的情况下，‘甩包袱’是政府政策选择的初衷，企业改革、金融改革都滞后于住房改革，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各地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时任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司长的张元端分析说。
主政上海，最令朱镕基头疼的也是上海居民的住房问题。当时上海市居民住房的紧张程度已经引发了空前的社会矛盾，“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非常形象的比喻至今还时常在市民口中听到，一家几代挤在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比比皆是。
住房难，是上海市民的头号难题。据199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四平方米的家庭有32 。7万户，无房可住的约两万户。而另一方面，当时市政府住房建设的资金实际上是极度短缺。相关资料表明，上海市政府1990年全年在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类房屋建设上的投入大约30多亿元人民币，折合建房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而其中真正投入在住房建设上的资金非常之少。
1990年3月，时任上海市建委副主任的叶伯初被朱镕基调去搞住房改革。他当初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路子怎么走？此前房改始终没有一个明朗的思路。
198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计委研究所后，戴晓波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住房制度改革。五年后，他是《上海住房改革方案》的方案组组长、执笔者。
在这个圈子里兜兜转转了几年后，戴晓波意识到，必须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1990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刚刚过了春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就带着几个人到了新加坡等地，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上海的住房改革寻到一条破题之道。此前，他刚刚接受了人大代表的质询：“为什么你当了市长，上海的住宅竣工面积少了100万平方米？”
“朱镕基回来后说，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他一直放在心上，核心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可以借鉴。他要求有关部门参照新加坡的经验尽快研究设计住房公积金制度。”戴晓波说。
朱镕基最终肯定了“公积金制度”的方案，在建立公积金制度的同时，提高房租（政府发补贴），低价将公房卖给住房者。除此之外，他提议成立了住房委员会，负责管理、推动住房改革工作。而且，住房委员会不完全由政府官员组成，还必须吸收民间人士参与。理由是，房改涉及千家万户民众切身利益，应该有民间代表参与，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利益，也容易听到民间的意见。
在叶伯初的印象中，朱镕基对此项工作大刀阔斧，却又细致入微，有时候休息时想到一些建议，立即打电话让他考虑。比如上海住房改革的思路包括：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买房给优惠；分房买债券；建立房委会。其中，“分房买债券”这句话就是朱镕基忽然想到，马上打电话给叶伯初说的。
交通、住房、“菜篮子”三件事构成了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为民做实事的“老三件”。直到199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依然坚持强调要用三年时间继续办好交通、住房、菜篮子三件大事。有人统计过，朱镕基在任期间，每年在报纸上公布和解决的实事累计超过40件，每年的人大会上，当他告诉人大代表，去年的实事工程已经得到了落实时，都会迎来代表们的一片掌声。
“他的最大特色就是心中永远装着老百姓，说的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话，从不打草稿。”叶伯初说，“第二个特点就是雷厉风行，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努力解决，绝不放弃，而且一定要抓出效果。”
上海率先出台了全方位、多方面、综合配套的房改方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开辟了职工住房福利一种新的实现方式，也为筹集住房建设资金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渠道。
1991年5月，作为五个重要内容之一，公积金制度被写入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上海市要为职工建立“住房基金”，钱由职工和企业共同负担，数额为职工工资总额的5%，这些钱，由公积金中心统一管理，用于向企业建房和个人购房发放贷款。
当时，上海市政府把全市房改配套金融业务的承办权交给建行上海市分行；建行上海市分行再将这项创新业务方案呈报建行总行。由此，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和住房金融市场正式拉开序幕。房地产信贷部主任顾浩钟说，全市公积金账户设立工作启动仅仅两个月，建行就为全市40多万个职工开设了账户。
上海在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第二年就实行了职工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办法。凡正常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的职工，在购买自住房时，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在住房公积金制度出台后的七个月时间里，迅速归集起4 。25亿元建房资金，次年归集了7亿元。这也为1994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埋下伏笔。
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职工杨希鸿一家最早住在余杭路上，居住面积大概13平方米，按她的住房条件在厂里并不算困难户。但看到自己19岁的女儿每天在13平方米房子的阁楼爬上爬下，杨希鸿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改善住房条件的欲望就愈发强烈起来。
夫妇俩看到《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后，便去当时位于吴江路上的建行上海分行房地产信贷部咨询；也因此，她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虹口支行备了案。
心里有了数，杨希鸿夫妇于1991年10月19日去上海联城实业有限公司，购置了一套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路的建筑面积53 。36平方米的两居室，并预付了4 。51万元的房款。次年，杨希鸿幸运地成为上海首批住房抵押贷款获得者，尚缺的四万多元房款至此由建行一次性付给联城房产公司。
1992年5月8日，杨希鸿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穿着灰色毛衣，烫着卷发的杨希鸿，在一份油印的、略显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多年的住房梦，终于在那一刻圆满了。与共和国同岁的杨希鸿，也在无意间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个人公积金贷款的第一人。
杨希鸿至今仍保存着这份编号为001号的借款合同书。合同书上写明，杨希鸿向住房公积金中心贷了八万元分期偿还的贷款。这八万元，帮助杨希鸿购置了属于自己的住房。
很多朋友来向杨希鸿祝贺：“恭喜你啊，有了自己的不动产了。”杨希鸿说，这些祝贺，“比我自己理解的还要深”。
杨希鸿一家人在东体育会路的这套两居室里住了九年，直至2001年5月再次向建行申请个人住房商业性贷款购买了新华路上一套135平方米的公寓。
据统计，上海1991年动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只有1571户，然后逐年提高，1996年达到2 。2万户，2003年达到12万户，可以见到，1991年到2003年动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户数居然高了80倍之多。这说明居民购房意识的增强，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6 。6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15平方米左右（新增住宅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福利分房和货币分房取得）。
2001年4月25日，新华社记者黄庭钧、姜微采写的新闻《上海人为什么买得起房？》，文中报道了上海实行公积金制度之后对于市民购房的帮助：
自1991年5月上海率先推行公积金制度以来，这项造福于民的制度已覆盖除农村户口、城镇个体工商户外的所有上海在职职工。目前，全市共归集住房公积金近400亿元，约占全国公积金总量的1/6；10年来，上海住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累计发放近280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40%。家住浦东的杨建弟说，原以为买房高不可攀，也不习惯借钱背债，现在有公积金垫底，心里踏实了许多。这位当年在浦西只有“一张床”、饱受住房之苦的“老上海”，1999年通过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在浦东买下了一套110平方米的宽敞新房。他又把市中心的老房子出租，租金用来偿还贷款，一家五口过得轻轻松松。
目前，上海市已有36万多户中低收入家庭，借助住房公积金贷款，圆了新房梦。见证上海公积金制度发展的原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吴盛裕估计，至少有150万上海市民从中受益。现在，上海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占公积金贷款总量之比，由初期的不足5%达到去年底的98%。
公积金这根“金箍棒”，也撬动了上海住房金融市场的勃兴。各家商业银行利用市民公积金贷款的“搭车效应”，相继推出多种形式的便捷高效的个人购房商业贷款，上海市民的住房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空前高涨。仅2000年上海市内销商品大姓房1300多万平方米，其中约94%的15万套住房是市民个人购买的。这里面，还不包括当年近十万套的存量房交易。
来自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公积金存缴如今已融入千家万户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当初，可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银行从最初的建行一家，发展至今，已形成16家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住房金融服务市场。
1994年11月23日，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全面建立。
在全国的房改陷入困境时，上海开创的这条新路，为全国城镇居民的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不到一成；1994—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
这项发轫于上海并在全国普遍推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实现职工住房社会化、商品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深得民心的重大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正确途径。近20年来，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问题、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居民住房消费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住房公积金带动了居民住房消费，促进了住房金融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公积金归集总额为3326亿元，累计向210万户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970亿元。随着住房消费的启动，个人住房贷款迅速增长。截至2001年底，全国商业性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合计已达6398亿元，是1997年底的33倍，首次超过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消费贷款余额的86%，基本实现了房地产信贷结构的调整。住房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居民购房的支付能力，已经成为居民提前实现住房消费的重要手段。
无数时间点上的瞬间闪耀，都是中国房地产业史上的清晰坐标。1990年，我们无法回避一些人，有的让我们扼腕，有的让我们惊喜。
孙宏斌无疑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90年，对孙宏斌来言，是巨大转折的一年，是从联想“少帅”成为“阶下囚”的一年，是充满乐观理想主义情绪的青年孙宏斌遭遇巨大现实残酷冲击的一年。
1990年3月，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他认为：“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孙宏斌还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宣称：“企业内部利益高于一切”。孙宏斌的小动作不言自明。在柳传志眼里，他已有拉帮结派的嫌疑。
柳传志此后找到孙宏斌，让他把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宏斌的态度都很坚决：不同意。最后一次，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意气用事的孙宏斌完全堵死了退路。
更为重要的是，孙宏斌和手下随后在北京大学芍园聚餐，饭局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在联想2004年作出的《联想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里，提到“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孙宏斌说，当时，“卷款逃走”之类的话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芍园餐厅也说了，但他自己没有说过。
这次愤怒的聚会被传了出去。也有说法是，孙宏斌的人中，早就有了柳传志的“无间道”，“无间道”迅速把聚会的内容通报了柳传志。
在创业早年间，一个商人蒙了柳传志五万块，急得柳传志天天去堵此人，恨不得直接拿板砖拍他的脑袋。这会儿可不是五万，孙宏斌控制的金额远超于此，柳传志没法不着急。
柳传志决定再跟孙宏斌谈最后一次，还是谈崩了。第二天，柳传志亲自主持召开企业发展部会议，宣布自己暂任经理，孙宏斌另作安排。会后孙宏斌就被送进了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
两年后，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五年。
孙宏斌入狱的时候，孩子刚刚出世。
1994年3月，即将出狱的孙宏斌与狱警到北京采购物品，托人请柳传志在一家川菜馆吃饭。席间，孙宏斌向柳传志道歉。他的诚恳感动了柳传志，柳当场表态：“我从来不说谁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我的朋友。”
也正是孙宏斌的这次道歉为他自己赢得了一次机会，出狱后试图重整旗鼓时，孙宏斌得到了柳传志的慷慨相助。这才有了后来搅动房地产市场一池春水，而被王石称为“害群之马”的“顺驰”。
后来有人这般理解孙宏斌的这段经历：如果他没有1990年的一些恩怨，也许就不会有“顺驰神话”，更没有神话的破灭。
当今业界所认可的最富有、最低调、最神秘的朱孟依，是较早接触房地产的有心人。80年代中期，广东丰顺县城镇商业刚刚兴起，朱孟依所在的镇不少人都在路边摆摊做生意，他想：何不将摊点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还好管理。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按比例提成业主租金。镇领导喜出望外，立刻答应。就这样，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过人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
1990年，朱孟依去了香港，并获得了香港永久居住证。这种变动无疑为以后合生创展在香港上市铺就了一条极易到达的捷径。
坊间传闻，朱孟依在广州的发迹得益于他在广州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因而预知到了未来广州新城发展的契机，在这一年购下广州偏僻一隅的天河区大片农田。
因此，极具前瞻和超大气魄的朱孟依，在90年代初就奠定了以后财富几何级增长的牢固基础。
对于多数石狮商人而言，事业的起点从石狮开始，但石狮绝不是他们的终点。许荣茂的事业发展同样遵循了这条原则。
前面说到的许荣茂，1989年从香港回到石狮，其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就出现于此，他将手上的资金转了一个方向，投资房地产。一年内相继抛出了一连串的开发计划，使他迅速成为石狮地区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商。据称，当时的投资回报率超过50%。
1990年，国内经济萎靡不振，坏消息接踵而至。许荣茂见形势复杂，生意发展空间受限，便决定移民。不久，举家迁到了澳大利亚，开始在悉尼和达尔文市投资房地产。
1990年
● 4月，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上，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 5月，国务院下发《对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与国家土地管理局有关职能分工的意见》，对建设部部分职能作了如下定义：“建设部主管城市建设工作，负责城市的规划管理、房政管理与房地产业的行业管理，并根据城市规划实施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管理。”
● 8月，国务院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做出系统规定：居住用地年限为70年；工业用地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年限为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年限为40年。
● 12月，建设部发布《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城市房地产产权管理较为系统的行政规章。该办法明确了“城市房屋的产权与该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实行权利人一致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