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秋天而存在
为你心中的四季而聆听
八月之琴在芦苇的手中奏响
众鸟的天空有一轮落日倾向大海
黄昏，在石头的双颊上涂满浆果。
———大仙《再度辉煌》
历史终究会记住1988年。
天安门，一个古老的建筑，它曾被人们赋予了庄严神圣的色彩。新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中外游客只要花上10块钱或30元外汇券，就可以登上这神秘的城楼，以一种伟人的感觉一览北京“小”。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有人说，它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十年发展，成效卓著。特别是从1984—1988年，我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增加一倍多。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加速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多了起来。从1978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中国开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型。十年间，在这个试验取得进展的同时，迷茫和躁动也同时在滋长。渴望漂泊，又充满不知所向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试图超越具体现实的普遍心态。
整个1988年，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都是最为流行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当时社会氛围和公众心态的真实写照。
21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时常让人追忆的传说。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首次向外界宣告了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重大设想：“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800多名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正式挂牌成立。
“飞鸟尤有半年程”。人们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天涯海角”，以前常被当作充军发配之地的落后边陲，一下子成为全中国的聚焦点。
几天后，1988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国发〔1988〕26号），提出国家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整个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你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一夜之间，来自全国各地浩浩荡荡的“十万人才”向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成为中国人才流动大潮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沉寂多年的琼州海峡一时间舟楫穿梭，人潮涌动。
他们载负梦想，他们充满激情，他们怀揣野心，尤其他们大多一无所有。在他们人生旅途中，小小的海南无异于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来到这里，希望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
海口市有个著名的“三角池”。著名，不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而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闯海人”的大本营、民间的人才市场。“三角池”旁，有个被称为“人才墙”的地方。1988年的时候，来自内陆的人们都挤在这里张贴或收集招聘、应聘的信息，寻找着自己的梦想。这个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1988年还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到了海南。担任校学生会干部的他组织了12名学生，骑着自行车，自上海一路南行向海南。
郭广昌在海南待了六天，印象最深的是“十万人才”很难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第二年毕业时，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郭广昌写道：“海南太令人神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但是，他至今也没来海南投资。
建省之初的海南，边远落后，百业待兴，且市场太小。面对如潮人流，海南告急。
仅以建筑公司为例。据海南省建设厅统计，截至1988年5月底，海南登记注册的省外建筑单位有242家，共8 。3万人，加上省内自有的265家建筑公司，共8 。7万人，在海南的建筑公司已达507家，共17万人，相当海口市1/3的人口。但海南基础较差，建筑市场并不景气，大多数建筑公司无米下锅。1—5月，仅有10个建筑单位开工。即使这样，仍有200多家大型建筑企业要求到海南注册。
满怀热忱涌向这座海岛的人们，领略了椰影婆娑的热带风光后，心情不免沉重起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异常严峻的现实：目标太高，起点太低。
创业的艰难，让不少“闯海人”退缩了，十万“闯海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回流了。这其中就包括今天大名鼎鼎的李书福。开过照相馆、也生产过冰箱配件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至今他都不愿提起这段让他欲哭无泪的经历。
而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激情过后，他们慢慢理智起来、清醒过来，用勤劳和智慧，构筑着自己与海南未来的希望。
如今已是海南知名房地产商的姚惠芬，也是十万“闯海人”之一。她领导的海南置地公司已在海南开发了“置地花园”等多个高档楼盘，誉满岛内外。正是当年“姚惠芬”们的执著和热情，支撑起了海南今天的繁荣和现代。
姚惠芬说：“这么多年走过来，所有的闯海人，包括我在内，想起当年的一幕，都会觉得非常难得，非常自豪。所以，1988年，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最难忘的，而且也是最激动的、留下最深最多记忆的一个年头。今生今世，不可能再重演，今后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实践，这是在海南最集中的一次体现。”
说起海南传奇，说起房地产故事，有两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冯仑和潘石屹。
很长一段时间，冯仑的口头语是“上岛的时候”。他说的“上岛”不是上岛咖啡，而是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
1988年底，冯仑顶着“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任副主任”的帽子到海南，名为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其实就是下海。筹建的费用据传来自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一万台彩电批文，到了海口，冯仑将彩电批文倒给了一个私人老板。几经讨价还价，双方30万元成交。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冯仑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1989年，在改革开放迈入关键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它彻底改变了冯仑的命运，体改所被撤，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醉心于“仕途”的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地冰冻。这段时间，恰逢“下海”之后一年多，是冯仑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
而此时，在深圳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潘石屹随老板刚刚来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个砖场，他被委以砖场场长的“重任”。管理300多“民工”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砖场倒闭，砖场老板卷款离去。
潘石屹出身贫寒，闯荡深圳时甚至没有边防证，靠着花十几元找当地农民带路，钻过铁丝网才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而现在身在海南，面对砖场倒闭的现实，潘石屹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他看到街上卖烙饼的、摆地摊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留在海南干一番事业。
“我记得1990年的除夕是在海南过的，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潘石屹回忆，那天晚上，他想在简陋的招待所值班室里看春节晚会，但服务员拒绝了，因为要休息。潘石屹慨叹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他坦言，那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将会走上那条或辉煌或没落的创业路。
20多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 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上岛”后的第三年，冯仑与潘石屹的命运终于交织在了一起。两个“失意者”终归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尽管他们一个曾醉心仕途，现在正“虎落平阳”；而另一个出身山野，是财富的失意者。
此时或许只有上帝知道，两个失意者的命运正在靠近。1990年，迷茫中的潘石屹结识了易小迪。易小迪喜欢参禅悟道，但更重要的是他曾在短命的体改所工作，与冯仑同是天涯沦落人，算得上患难之交。今天的易小迪则是阳光100董事长。
于是，结识了易小迪的潘石屹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这个研究会由易小迪组建。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潘石屹与易小迪的情谊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正是在担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时，潘石屹与易小迪的前同事冯仑结识。加上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三人，他们便是日后颇为著名的“万通六君子”。六个人当时最大的冯仑33岁，最小的24岁。他们原本天南地北，各不相识，只因海南大开发而呼啸聚义。冯仑被尊为大哥。后来冯仑看过不少研究水浒、太平天国的书，他将“万通六君子”的结合称为“梁山模式”———“座有序，而利无别”。
从海南万通成立起，冯仑就成了万通的精神领袖，并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什么正派执著啦，有责任感啦，追求理想啦，倡导牺牲精神啦，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显露出与同时代、同样经历者的不同境界。冯仑说：“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他们当时做了非常多的约定，第一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规则六个人都坚守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万通后来的事业。
后来，六人曾一同到深圳拜访万科老总王石。王石一语道破：“你们这些人都是从理想出发，但面对的却是利益问题，肯定会有分家的一天。”冯仑后来写文章回忆这一经历，说当时大家很恼火，认为这低估了他们兄弟间的情谊，但聚首仅四年之后，便应了王石的预言。冯仑收下其他五人的股份，独自留在万通。用他的话说，六个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从此，冯仑对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人建立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按照中国古代讲就叫畏友，畏惧的畏，道义相砥，以至于冯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就跟王石玩”。
在老部下潘石屹的眼里，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没有房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在网民们的嘴里，冯仑有“房地产界思想家”等一些眼花缭乱的美名，因为他创立的万通培养了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冯仑自己坦陈：我是个职业董事长，信奉老庄，不善理财，说话写字比较专业，万通需要我这样具有前瞻性的人。
晓剑，1988年来到海南的作家，曾著有描写海南经济浪潮的长篇作品《海南大亨》以及《海南教父》。他把海南比喻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黄埔军校，“从这里毕了业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把好手”。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由此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房地产阶层的原生态。在若干年后，成就了今天中国房地产界“海南帮”的传奇。
不论今天他们或起或落，我们都应该记住他们：
陈宇光，新能源董事长。他创办的海南新能源公司成立于1988年6月，后经过股份制改造，1992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是海南特区第一家上市公司。先后开发石梅湾旅游地产、海口万国商城、三亚购物中心等项目。陈宇光以十亿资产荣登1994年首度评选的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二位。1993年底陈被审查，1995年复出，再度出任海南“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长。后陈宇光回成都，与富力合作开发熊猫城商业地产项目。有人称他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第一代商界枭雄”。
冼笃信，海南腾龙实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经制造过无数商业传奇，199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列第三位（海南首富），如今自称是“一个在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走下坡路的海南发展商”。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冼笃信见到了当今中国叱咤风云的地产商们，诸如王石、孙宏斌、潘石屹，没有感慨是不可能的———当年的海南房地产界（实际就是当时中国的房地产界）被冼笃信一人风头盖尽，哪里听说过这许多名字？
易小迪，阳光100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来海南创业，“万通六君子”之一。他追寻现代思想和科学，也修炼佛学，是一位低调而谦逊的企业家，同时也是最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行业领袖之一。1999年，“阳光100”在北京CBD成功开发阳光100国际公寓项目，并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自2000年以来，“阳光100”在北京之外的天津、重庆、济南、长沙、南宁等十几个城市开发30多个楼盘，年开发量在100万平方米以上。
蒋会成，第一投资集团董事长。1988年，22岁的蒋会成与老乡在海口东湖里89号租了一处私房，注册成立了第一广告有限公司。1992年，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蒋会成，成立了海南第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型为房地产商人，成为海南当地风云人物。“一投”开发了海南第一商场、世纪花园等多个项目。
谢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兼天津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著名报人，他从事新闻与文字编辑工作多年，在闯海南的日子里，曾参与创办了《证券时报》等数份报刊，全面主持过《海南日报》海外版和《海外时报》的工作。有人评论道：“谢强虽然成了房地产界的骄子，却是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戴志康，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20世纪80年代末进海南，创立过富岛基金，原海南富岛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1998年撤离海南，转型为房地产商人。
陈金飞，通产投资集团董事会主席。原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1987年，与三个合伙人一起创业，开始出口纺织品，三年后转入海南房地产业。之后他回到北京投资房地产、建筑材料。
黎辉，阳光100物业公司总经理。由华东政法学院分配至海南省政府工作，后下海创立上海禾和物业公司，任董事长。他在物业管理方面独有建树，他提出的人文与自然实现共融且和谐相一致的环境管理理念，以及对物业设施进行有效管理的资产管理增值理念等在房地产界影响甚广。
刘博，北京依莲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1990年来到海南“拓荒”，他曾首次在房地产界提出“人文地产的觉醒”。
吴一坚，金花企业集团董事长。1985年到海南发展，1991年岁末从海南回到西安，创办了金花房地产开发公司，后发展为金花集团。集团涉足开发、投资、制药、商贸、交通、房地产、酒店及高尔夫等领域，拥有国内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
刘波，诚成文化董事长。刘从海南做房地产获得创业的第一桶金后，成功地打造出中国证券市场文化传媒概念第一股“诚成文化”，2003年9月去了海外。
黄巧灵，宋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黄只身来到海南，以2000元起家，在海角天涯开发了第一个海滨浴场。1994年到杭州开发宋城、杭州乐园等旅游项目，并收购了“奥丽安娜”号邮轮。
曾伟，棕榈泉国际公寓董事长。1988年曾伟从四川某国家单位辞职，来到海南，先后在省政府、省人民银行工作过；后在北京开发了棕榈泉国际公寓这一高档项目。
阮希玮，德亚集团总裁。1991年阮在海南以炒房地产起家，1994年成立福建德亚集团，与李宁合作生产“李宁”牌领带、服饰，此后业务逐步扩展。现在德亚集团的投资包括果树、养鱼、娱乐和高科技园区。
晓剑总结说，在海南浪潮中沉浮过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海南情结，“一提到1988年就会有一种悲壮感”。对于他们而言，海南的经历是生命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几年前看到潘石屹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在对他的介绍中仅用了两行字，第一行字是他毕业的大学，另一行的意思是他曾闯荡过海南，用这样两行字来表示他的整个身份，这使我很感触。”晓剑的感触是因为潘石屹能把海南经历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潘石屹谈到当年的“闯海”经历，曾感慨地说：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人渴望大特区的自由空气，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抛家弃业奔向海南，把海南当做施展拳脚的舞台。这背后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相关。海南给了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希望，我们也从创业中开拓了市场的眼光，同时受到市场经济意识的启发。
从历史角度看，1988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元年，很多东西起源于这一年。对于房地产业和房地产界的“大腕”而言，1988年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
1988年1月15日至18日，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宣布：“住房制度改革从现在起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并在全国分期分批展开。”同年2月，国务院批准印发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全面试点阶段。至此，我国掀起了第一轮房改热潮。
3月25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结合住房制度的改革，发展房地产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城市综合开发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到1988年全国共有432个城市成立了3124个开发公司，职工人数达12 。7万人，开发商品房屋面积达1.8亿平方米。
这一年，对于万科来说极不寻常。万科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进行股份制改造，二是开始介入房地产。万科正在迎接一个里程碑式的开始。
追述起来，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源于王石对于摆脱企业发展中的行政性因素。1985年，深特发需要归还一笔外币贷款，由于自己资金短缺，就将手伸向它的下级公司，并落实到了万科身上，打算调走万科账上的800万美元。
王石不同意，因为这是万科的经营性资金。
深特发的当家人出面和王石谈条件，要调王石到总公司当副总。
王石还是不同意。
深特发当家人面对王石的抵抗回应道：“你不同意有用吗？先把你调离，新上任老总第一件事就是划拨800万额度。”
两周后，王石接到通知，让其赴党校培训一个月，他没去。
一个月后，王石被上级撤销了总经理职务，送进了党校培训班。
王石回来的时候，深特发已经任命了新的总经理，但此人知道王石还在深圳，就称病没来万科上班。
王石继续主持工作，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但是，王石的总经理职务却一直没有恢复，事实上在此后三年时间里，王石的身份是模糊的。
1986年，深圳开始计划进行股份化试点。王石看到相关消息后大喜，认为通过股份化改造，可以分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防范企业风险的最佳选择。股份化了，股东多了，不是深特发一家关起门就能定的，一纸调令让王石走人的风险自然就没了。
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市里通知万科报方案。股份制改造方案本来应该一并送体改委和深特发，但是王石知道深特发肯定不同意。于是，体改委他送了，深特发他压着，体改委批了，才送深特发。深特发明白过来的时候，市里的红头文件都下来了。
王石急切地等待深圳主管部门的回音，结果等到的消息是，深特发方面强烈反对。一位副总经理带着一拨人直接去市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收回成命，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运作，无视基层领导。
在与深特发高层交流过程中，深特发的一负责人对王石说：“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另一领导直接告诉王石：“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闹到这份上，只能咬紧牙关向前冲了。王石找到了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最后还是市领导面对面做工作，深特发无奈之下只好签字。1988年底，万科股份化改造终于完成，这让王石长长舒了一口气。
这一年王石37岁。
1988年的深圳，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现在还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必须通过招投标，只有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11月18日下午，深圳市第二次土地拍卖在深圳会堂举行。经过几轮叫价，地块拍卖价格攀升到1200万元，无人应战，正当拍卖师准备落下最后一槌的时候，突然从会场的一个角落处发出“2000万”的应价声。全场哗然，这位应价者是万科代表。
万科的举动让国土部门很生气，他们当时怕扰乱市场，不希望拍出高价。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万科开发房产不卖4000元/平方米以上就要亏本，而1988年的深圳不可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明知会亏还要买，国土局领导觉得万科明显在“捣乱”。
原来这是万科的一次商业预谋，万科决定进军房地产业，但当时市场上无人知道万科，于是王石等煞费苦心想出了这个计划，因为当时深圳的土地拍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如果在拍卖会上喊出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天价，万科想不出名都难。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万科”就成了国内和香港等主要媒体报道的焦点，一拍成名。
就这样，以2000万元的“天价”，万科买了一张昂贵的房地产市场“入场券”。之所以称之为“昂贵的入场券”，是因为招标并不是当时的房地产企业获取土地的主流方式。据《1997年深圳房地产年鉴》显示，截至1996年底，深圳市国土部门共签订出让3615宗土地中，协议出让占到75%，招标仅占3 。3%，拍卖仅占0 。7%。从1987—1998年的11年间，深圳通过拍卖出让的土地仅有7宗。从土地价格上看，企业通过招标和拍卖获得土地的成本远高于协议拿地。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万科的成名计划堪称完美。不久，他们就在这块地上建起了威登别墅，大受追捧，不但没亏本，还名利双收。
几个月后，万科再次参加招标夺得天景花园地块，并将这一地块作为他们的第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今天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地闯入房地产行业的。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顺驰差。
如果说王石是中国房地产界“教父”，万科是“黄埔军校”；那么桂强芳则可以称为中国房地产中介业的“教父”，国际地产咨询公司则是“房地产中介黄埔军校”。
1984年，刚从贵州财经学院投资经济系毕业的桂强芳只身来到深圳，先后在市政府基建办、土地改革办、国土局担任科长、处长、经济师。1986年11月，桂强芳作为深圳市房地产改革领导小组的一名成员，第一次跨过了罗湖桥到香港考察房地产。考察活动中，成熟的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种种规则和表现都冲击着桂强芳以往的认识，尤其是和李嘉诚一起参加了几次土地拍卖会，亲眼目睹了香港开发商在拍卖会上的群雄逐鹿后，这种惊心动魄的招拍挂土地出让方式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但对桂强芳影响最深的是房地产中介这种在中国仍是闻所未闻的企业模式。
从香港考察回来后不久，深圳便加快了房地产改革的步伐。
1988年下半年，桂强芳向李传芳副市长提出，深圳要发展房地产业，必须建立起一个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主管、也不是国有企业的咨询服务机构，使其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政府制定的房地产政策提供专业性的意见。李市长很认可和支持他的想法。
1988年8月底，深圳市政府批准了桂强芳的可行性报告，9月初国际地产咨询公司注册成立，创始人就是桂强芳。从审批到领取执照，整个过程仅用了十天时间。
1988年12月28日，一个注定载入中国房地产历史的日子，内地首家房地产中介企业深圳市国际地产咨询公司诞生了，同时揭开了中国房地产中介发展的大幕。
由于当时很多企业想从事房地产开发，又苦于没有相关经验，国际咨询公司开设的学习班和咨询业务一开始就非常火爆，国际地产也淘得了第一桶金。万科也是这一时期在国际地产的指导下进入房地产市场的。1989年3月，国际地产开始通过广告的方式发布房源信息，开始做二手房交易业务。作为当时唯一的政府授权成立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国际地产在深圳三级市场上吸引了大量的买家和卖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逐渐形成目前中介代理的雏形，在海内外都有了一定声誉。鼎盛时期，国际地产拥有15个交易所，覆盖了现在的罗湖、福田以及沙头角片区，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辅助土地投标、房地产策划代理、房屋评估，年利润达到6000万人民币。
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国际地产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经营上独立运作，一方面又在人事上与政府部门紧密相连，公司员工可以直接通过任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因为国际地产原本就是在政府的行政指导下成立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给公司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管理上的隐患。
事实上，桂强芳的门生包括了如今在房地产业内赫赫有名的李耀智、王波、佟捷、张红卫以及口口声声自称是“王石的学生”的陈劲松。但一个让人惋惜的事实是，由于发展过快、管理滞后，国际地产很快开始分裂，先后衍生出广厦地产和世联地产，前者以交易为主，后者以评估为主。一年后，广厦地产再次裂变，分出众厦地产、宏厦地产。而从世联地产也走出两个目前深圳中介业较有思想的人物，一是潘军，一是龙固新，两个人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成立了星彦和德思勤。桂强芳所培养的弟子们纷纷揭竿而起，另立门户，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规律。由一家中介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中介市场开始了一轮群雄逐鹿。国际地产慢慢地边缘化，并最终没落。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是，在深圳中介行业，至今无人否认桂强芳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理论最早的探索者、拓荒者。
1988—1993年，中介行业起点极低，租下一个门面，找几间要租售的房屋，聘几个置业顾问便可开业迎宾，因此中介公司的发展速度让人咋舌。到1994年深圳注册的中介机构已达186家。但是由于行业不规范，政府“多头审批、只批不管”，监管缺失，“吃差价”、“暗箱操作”、“隐瞒交易真实信息”等行为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1995年10月4日，深圳市中介服务行业协会成立，开始对中介行业进行培训：组织中介机构管理层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增加行业间的业务交流机会。1996年7月，中介服务行业协会举办了深圳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考试，发放了第一批《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书》和《房地产评估人员资格证书》，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被摆上了重要位置。这一时期，是房地产经纪行业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当时的策划人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最早的一批策划“前辈”，像桂强芳、郭建波、陈劲松、裴风、韦廷伸、黎克斌、吴宇等。他们凭着热情，自己摸索、自己创作，不断输出理念、传播经验，布道全国。他们的特点是注重项目策划，注重包装，意识超前，创意新颖。以后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房地产策划人，无不受到这批“前辈”们的启发。
1988年
● 1月，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2月，国务院批准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全面试点阶段。
● 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修改了1982年《宪法》的有关条款，删除了“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 5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建设部。
● 7月，中国第一个土地拍卖、按揭贷款，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房小区东晓花园在深圳竣工，当时售价1600元/平方米。
● 11月，万科通过股份化改组，正式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