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
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
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
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
为了天空的纯洁
和道路的正直
我要求真理！
———舒婷《一代人的呼声》
1978年，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划定的一个历史节点。
那个春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然。无论是否曾经生活在1978年，只要你将视线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发现当历史进入了1978年后，人们总能够在报纸的新闻里，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春风拂面。
2006年5月25日，英国《卫报》发表了马丁·雅克的一篇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标题是：《如果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则始于1978年》。文章写道：“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是1978年呢？1978年是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份，这开启了一个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年代，中国经济也得以转型。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在共和国历史上，1978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年，我们保存着太多关于这一年的共同记忆，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时代，让沧桑的中国再次焕发出青春与活力。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长达1/4世纪之久的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神话”，世界也为这个东方国度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而赞叹。这一年，对其后的影响是深远且长时间难以磨灭的。
在1978年前的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宽街窄巷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个词包含了如下意义：渺小、灰头土脸、汲汲营营，此蚂蚁看上去跟彼蚂蚁没什么两样。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近乎相同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时光刚刚进入1978年门槛，日本的著名社会评论家山川晓夫就飞到了中国，随后他在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经济的系列报道。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0、美国的1/30.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3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但仍然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
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确实太穷。1978年中国的经济仅占世界总量的1 。8%；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全世界排名第131位；在广阔的农村，超过四成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无数的城镇，家庭主妇为买一斤猪下水，就要排半天的长队。
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也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中共元老陈云看清了当时的情况，他一针见血地说：“革命胜利30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落后、封闭，外国人习惯理性地拿数字说事，而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则往往感受更加具体。
1978年的春天，一位叫王石的27岁的“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对于深圳，王石是个“外人”，对于王石，深圳是个“边关”。20多年后，已成为当今中国地产领袖的他是这样回忆当时情景的：
“1966年红卫兵串联，我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就知道有深圳，那是我们国家的出口转接站。串联的时候深圳是不让去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广铁在深圳有个工程项目，领导派我去，是到笋岗北站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
“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味。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要先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起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那个时代，深圳还属于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到罗湖桥上去看对面的英国旗帜。30年前，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还是一个人们所知甚少的‘外面的世界’。
“施工空暇我去了趟沙头角‘中英街’，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路中间一块界碑，不能越过界碑，界碑处有警察巡逻。中方一侧仅有的几间店铺里摆放着一些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睡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度表、决算书、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地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痛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冷清和封闭的‘禁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暗流涌动。偷渡，在当年的深圳频繁发生。我们的工程是民工队来做的，往往早上起来几个民工又不见了，昨晚上跑到香港去了。有一次在深圳河里见到一具尸体，想必是一个偷渡失败的年轻人。
“我是一个听不懂广东话的北方人，没有一个香港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当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工作在消毒站，星期六到附近的村长家坐一坐，看看香港电视，粤语基本听不懂，电视也是黑白的。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这个中国房地产界超级男生的记忆黯然而苦涩，今天的年轻人已倍感陌生和好奇。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极为特殊的40多万名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在他们中间，28岁的孟晓苏从工厂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文系的教室，29岁的冯仑进入坐落于十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几乎是在冯仑求学的同一时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同一院系学习）。这两个年轻人，不曾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这一盛会注定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走向科学春天的中国，开始做起了向科技强国挺进的梦想。
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大讨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宽了领导人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显然，中国的变化也引来了外界关注的目光。
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另一位叫冈田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在1978年夏天前来上海采访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而且居然有了自动售货机。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这年的秋天，一位叫保罗·马金迪的英国人也来到中国，这位日后红透欧洲的路透社记者采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报道更富于人文色彩。
保罗·马金迪是从回归前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9点提供杜松子酒或者冰镇威士忌显然感到满意。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保罗·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里，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保罗·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感到好奇。进入大陆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浮桥的那一刻，保罗·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于香港的拥挤来说，保罗·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即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最为繁忙的经济特区。
列车过了罗浮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感受用录音带记录下来。
列车的终点站是广州站，在那里，保罗·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保罗·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也是一个有着太多期望的年份，压抑了许久的民众思想和停滞不前的国家经济都渴望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酝酿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8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同四川省领导谈话时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6日，邓小平在吉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还从政治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17日，邓小平在沈阳又尖锐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8日，邓小平在唐山再次发话：“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中国已经等不起了！
是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脑中思考着中国将来如何富强。
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一场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22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谈到要承认落后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饶有趣味的话：“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这一尖刻的自我评价逗得记者们哄堂大笑，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态度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
在对日本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次访问，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
在访日之前，邓小平就来到了新加坡。据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种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发展上的。
邓小平本来是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于是，有关方面安排他到新加坡住房发展局听取范德安局长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他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鸟瞰了下面的住宅小区。
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以派人出来看嘛，学习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要回国那天，她正在收拾行李，突然邓办主任王瑞林走进来说：“小施快准备一下，首长要看看你住的房子。”
邓小平来到这个普通房间，认真地看了房间的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小平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这一年，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
1978年能够被史学家记录或者被坊间认为标志性的时间点，与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11月至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达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5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排除干扰，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改革的伟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作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当时的中国寻求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迎来了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春天。
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潘石屹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山沟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这位“身不高，体不壮”的农民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大腕，资产达数百亿元。
潘石屹坦陈自己“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享过改革的福”。他说，不是邓小平，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只能是一个终老困苦于山沟沟的农民。在中国，有同样经历和想法的，又何止潘石屹一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因为，从此中国重新回归于理性而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这个经历了千年风雨激荡的东方古国校准了定位，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中国历史上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留下最富忧国忧民情操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居者有其屋，多少年，多少人，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房子始终倾注着人们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千百年来，人们对住房的追求从未间断。华裔学者杜维明曾把中国的住房比喻成一部最缠绵的红“楼”梦。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人却是“居者忧其屋”。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住房极其紧张的“特困户”，甚至无处栖居，流落街头。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
上海的冬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无精打采的太阳将它缺乏热量的光线投射到这座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狭窄的里弄和蠕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投射到拥挤的楼房和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
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
3.6平方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30年前，我们一家十口人就挤在位于永安里的20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中。”回忆起30多年前的情景，北京居民朱奶奶记忆犹新，一家十口人，除了七个儿女外，朱奶奶的婆婆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
20世纪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还基本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据朱奶奶回忆，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职工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但是单位分房的情景更是让朱奶奶至今难忘：“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经常有要结婚的年轻人，跑到有关部门吵着闹着要求分房子。”
60年代末出生的张强小时候和姐姐、父母在筒子楼里居住，直到他上了初中，单位才给父亲分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带独立洗手间的房子，虽然位置比较偏僻，但比起一家四口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筒子楼里，条件改善了很多。张强至今还记得搬进新家的当天晚上，一家人很奢侈地到餐馆庆祝。
事实上，在福利分房时期，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过道上码放的煤球，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 。。。至今，筒子楼里的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张强的脑海中。
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新中国成立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
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承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职工缴纳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杨希鸿记得，在她每个月工资是40元的时候，她只需要交纳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这个数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加过。
房子一直是中国人烦恼的主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到1978年增加到9亿。1949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 。5平方米，1978下降到3 。6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城市逾1000多万尚未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假如把他们算上可能连3平方米都不到。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可想而知人们居住条件越来越差只能是唯一的结果。
据杨绛先生回忆，1977年她和钱钟书住在学部办公室已近三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猜测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帮助，才搬离办公室。今人也发现一封“要房信”，胡乔木上书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字字句句为解决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全家蜗居之难。由此可见全国居住之窘迫。
虽然中央也提倡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应依靠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以及个人。但实际上始终以前三者为重。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效益好的单位和个人就能分到房子，效益不好的单位和个人很难分到房子，造成了贫富差距。另一个现象就是租金很低，每平方米只有一毛钱左右，也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面，养一只老母鸡，老母鸡生下的鸡蛋就足够交房租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这样形容当时的住房制度现状，“这影响了住宅的良性循环，实物分配的住房制度必须改变。”
“这些房租，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住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张元端说。
一边是亟须改善的住房条件，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财政难题，站在1978年的起跑线上，关系民生的房子问题，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如果要推选一个“总设计师”的话，他也是邓小平。
国家家底单薄，百废待兴。面对窘境，如何改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从中央部委到省、市、县有关部门，从中央首长到基层单位领导，无不百般研讨，绞尽脑汁，到头来还是乱麻一团，无计可施。
1978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大体精神是：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的潜力不小。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同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视察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在谈话中肯定了北京市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所作的努力，对新住宅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并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老人家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因此，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的张百发（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后来说：“小平同志是最早提出住宅商品化的国家领导人。”
伟人就是伟人！高屋建瓴，柳暗花明。
邓小平的讲话，是开启住房制度改革的开场白。
邓小平的讲话，是构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宣言书。
无论多么杰出的角色，都依赖于伟人搭建的时代舞台。
这年年终的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当年“年度人物”，并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题为《一个崭新中国的多样愿景》（Visions of a New China）。
正是这一幅幅改革开放的愿景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人生。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和舞台，所有风光无限的中国房地产商都将有着迥然于今天的人生际遇。
1978年
● 理论界开始提出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观点，为我国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 9月，全国城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讲话。
● 11月11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听取新加坡住房与发展局局长范德安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并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楼顶层，鸟瞰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