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所有参与者必须遵循这个规则。所谓规则，通常意义上是指信用。浙商普遍有这样一个观点：确认自己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才可以承诺，但不要夸大其辞；如果想一直做个商人，那么就必须树立自己的信誉。作为商人可以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争议，甚至也可以制造争议，但不能失去信誉，否则就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骗子。
1在商场上，信用就是最高的荣誉
古人对信用非常重视，认为“人无信不立”。身为商人，更应该看重“商无信不立”，必须注意自己的品格，尤其是信用最为重要。如果有信用，什么样的事都会有办法解决：没有技术，可以请有经验的朋友来提携你；没有经营能力，可以请有经营能力的人来做事；没有资金，可以向银行借贷。可是，如果没有信用，这可是致命伤。
诚信是商人的最大资本和获利的最大保障，毕竟，良好的信誉中往往潜藏着无限的商机，讲求信誉就意味着寻求和掌握新的机遇。讲信用，守信义，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它既体现了对人的尊敬，也表现了对己的尊重。
诚信经营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力、树立企业品牌的有效武器，也是富豪们增值财富的一种长期的根本的经营理念。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福布斯》杂志认定的2002中国前100名富豪之一，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对诚信的态度上足以体现南存辉的魅力。
南存辉说：“当年我修皮鞋的时候就是靠一针一线扎扎实实的技术在当地立足的。集资5万元办厂时，我把厂名取为‘求精’，也是想通过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多少年来正泰正是靠认真和诚信在社会上打造了一片天地。信用就是金钱！”
有一次，企业有一批货物出口希腊。在运输过程中，一只货箱出现了破损，重新装配时，偶然发现有一件产品不合格。南存辉得知后，毅然要求全部开箱检查。由于开船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不及时交付，将要付出巨额损失费。有人建议不要大动干戈，因为外商是老客户了，不会为了一只小产品不合格退货。这个建议被南存辉断然拒绝。结果，所有的货物被开箱检查，确认合格。为了不影响交货，这批货物由海运改为空运。仅此一项，企业的运费就多花了80万元。但通过这一件事，却树立了正泰集团的品牌。
在温州，信用是一种传统道德。温州人创业初期，个人或私营企业由于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不得已便通过民间的信贷交易方式互援互助。诚信是温州人人际交往的立身之本，民营企业讲诚信，仅凭法人代表签个名就可在银行贷到数千万元贷款。在所有的“金笔”中，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行温州市分行给予他的授信额度就达两亿元。温州商界评议说，南存辉签名的含金量不仅体现出其本人的信用魅力，也由于正泰集团长期奉行“诚信经营”的企业文化使然。
诚信经营是企业家们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注重利润，只有这样持续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只有实现同诚信的零距离接触，企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企业家应当把信用视为企业的“底线”，要用信誉去占领市场，去赢得消费者。
2做事业先要做人，有承诺决不食言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诚信成为一种稀缺的商业资源。许多商人、企业经营者信用低下，破坏了正常的游戏规则，因而诚信立市、诚信兴企已经成为企业家能否终有所成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石材市场大王，杭州鹏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飞鹏刚刚创业的时候，父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财产和资金上的支持，反复告诫的惟独只有“诚信”二字，算是对他最大的投资。程飞鹏而今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当初没有父亲的教诲，他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诚信”成为程飞鹏的立业之本，使他受益匪浅。
程飞鹏创业时，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信用社的信贷员。在程飞鹏眼里，他下海创业时两手空空，父亲用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给他几万元流动资金，并不算违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要求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父亲告诫他说：“你现在所缺的东西并不是你所缺的，你所缺的恰恰是你所不缺的，做人要务实，讲话要真实，做事在诚信，不能骗人蒙人，丧失信用。钱可以创造，但诚信比金钱更重要。不诚信也许能赢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利。”
在当时，对父亲绕口令式的极富哲理的一番话程飞鹏并不在意，他正需要钱，心里只是在抱怨父亲：“不但不给我支持，还讲这么多大道理给我听。”而做父亲的也仿佛揣摸到了儿子的心思，安慰他道：“真的需要时，我自然会支持的。”父亲的承诺尽管当时在他看来是画饼充饥，但无论如何，成了一剂强心针，一种动力。“诚信”二字在程飞鹏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烙印。
初创业时程飞鹏曾向民间高息借了4万元，时间定为一年，不知怎的，这位债权人听信流言，误以为程飞鹏在杭州出了问题，担心钱泡汤，借故急用，急着打电话要讨回这笔款子，而且要求必须在两三天内送还。程飞鹏当时一愣，说好一年的借期，怎么不到一个月就要归还？但又一想，人家既然提出来肯定有难言之隐，连忙把几个账户盘了一下，只有2万元现金，于是又连夜在别人那里借了2万，顾不上疲劳，星夜兼程从杭州送到泰顺，凌晨时分敲开了对方的门。
对方想不到昨天上午的一个电话，第二天一大早自己的钱便从天而降似地出现在眼前，心里想：程飞鹏这人真讲信用。过意不去的他终于道出了原因，承认自己是轻信了别人的谣言，又将4万元放心地重新交给了程飞鹏。
在十几年的生意场上，程飞鹏经手的货物无数，结下生意场上的朋友也无数，在他们中间，程飞鹏的名字就是一张“信用支票”。一个电话，无论多少货，对方都会送货上门。而一些杭州做石材的老店当初基础比他好，门面比他大，业务渠道比他多，经济实力比他强，如今大都大浪淘沙败下阵来，有的已无立足之地，这主要归咎于不讲信用、短期行为、欺蒙对方。当时外地厂家进杭州多是找这些老客户做，不会与程飞鹏合作，如今却都主动找上门来，一前一后，大相径庭。对此，程飞鹏的总结是：做事业，先要做人；承诺人家的决不要食言，否则要马失前蹄。
温州人做生意赚钱不是见钱眼开，大多数人都很讲信用，决不失信客户。在关键时刻，宁愿自己吃点亏，也决不丢温州人的脸，生意再忙也绝不会“萝卜拔了不洗泥”。温州人觉得，即使在个别情况下会吃一点儿小亏，但从长远角度上看一定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坚持诚信是干大事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企业要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就更需要具备诚信意识。
有一次，温州奥康集团国际贸易部接下了意大利客商的一笔订单，双方谈好产品单价为23美元，并签订了购销合同。但在产品投产时，他们发现在核算成本时将皮料的价格算得过低，若按实际成本计算，出口价格每双鞋至少还要增加1美元。当该部负责人将情况汇报给总裁王振滔，并请示是否与外商洽谈加价时，王振滔表示：既然签了合同，就是亏本了，这笔买卖也要做。
消息传到意大利客商的耳中，对方主动提出增加1美元，但被王振滔婉言谢绝。他说，多赚一美元少赚一美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恪守信用。意大利客商大为感动，当即将原来20多万美元的订单追加到100多万美元，并表示：以后要和奥康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下更多的订单。
诚信是开启财富大门的金钥匙，信用有多高，财富就有多厚。经济的损失将来可以赚回来，而信誉的损失就难以弥补回来。信用能为产品带来市场，为企业带来顾客，为顾客带来信心。现代商业时代越来越讲究信用，以信誉招集顾客也成为许多企业共同使用的招数。诚信是商人的第一品牌，是真正的经商之道。
3义利兼顾，做企业讲良心
浙江神力集团的董事长郑胜涛说：“义利兼顾，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无论是企业做大和做小，都要讲良心。企业和个人是互动的，有付出就有回报，我相信因果关系。”这一朴素的思想，在市场经济中，被浙江人发挥得淋漓尽致。
只顾眼前利益，就会失去长久利益，这是温州人的经商哲学。温州的一位老板说：“不算计，是最大的算计”。这一儒家思想，令人玩味。义和利的结合，是温州人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所决定的。讲实在，讲功利，但更讲勤劳致富，永嘉学派对温州人有很深的影响。在温州人看来，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就是勤劳，就是传统文化“义和利”的基因。
余进华，这位子承父业的吉尔达鞋业第二代，在亲眼目睹了温州鞋业的发展过程之后，对诚信有着更深的理解，他深知商业精神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他清楚地记得，温州曾出现过早晨穿晚上坏的“晨昏鞋”，7天就坏的“星期鞋”，这是温州人对鞋业一哄而起的恶果。一时，这些都成了温州皮鞋的代名词，使得早在明朝时期就成为贡品的温州皮鞋变得臭名远扬。
在温州有一个火烧皮鞋的雕塑，正是这个雕塑，使温州人发奋，从而崛起了一个“中国鞋都”。温州企业信用缺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州的企业痛定思痛，自我忏悔。所以说，温州企业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觉醒要比其他地区早，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
余进华说，温州人正是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大多数老板才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这句真理的。尤其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1994年和1995年，吉尔达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
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12岁就开始做鞋，从创办吉尔达企业那天起，余阿寿就始终坚持“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的理念。在余进华看来，这一理念的形成是父辈留给吉尔达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正是这一商业精神，使企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得以迅速发展。老鞋王余阿寿今年已66岁了，做了一辈子鞋，使他赢得了“皮鞋寿”的雅号。
余进华说，如果说全部质量管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根本保证，那么产品信用的管理则会使企业的信用价值和品牌价值得到更大的提高。现在温州的银行给吉尔达的资信品级很高，用余进华自己的话说：“很多银行是排队要和吉尔达做业务，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用信用就可以了。”
信用是商业精神的精髓。“质量温州”，“品牌温州”，能在温州立得住，并开花结果，尤其“信用温州”的提出能在温州“一呼百应”，正是温州人对商业精神的崇尚。操守商德的温州人重新受到世人的尊重，温州的产品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
温州重新获得市场的尊严，是靠代价换来的，是商业精神的唤醒。温州之所以能造就今日的温州，其力量来自温州重商的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商业精神。
4急公好义，轻财乐施
商人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逐利赚钱，以利为本也是商业文明的核心。浙商也是人，盖莫能外。在很多人眼里，浙商是一群“赚钱动物”，但是，他们赚钱却不“坑钱”，聚财而不敛财，他们具有急公好义、轻财乐施的品性。为公益事业捐赠几百万、几千万的浙商不胜枚举，这既成就了浙商群体的道德人格，也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道德环境。
这几年，我们在最具活力的创富团队浙商身上时常可以看到“乐善好施”等与慈善有关的字眼。2003年，当“非典”肆虐的时候；2004年，当台风“云娜”以狰狞面目袭击浙江台州的时候；2004年下半年，当东南亚海啸造成巨大伤害的时候，我们总是能深刻体会到“天灾无情人有情”。这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往日在商界长袖善舞的浙江商人的身影：康莱特的李大鹏在“非典”时捐出了大量药品；在“云娜”台风过后没几天，德力西的胡成中、正泰的南存辉都捐出50万元以上；未来食品有限公司的蒋敏德托朋友向印尼捐款100万元；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从1988年开始，10多年来他已累计捐赠2000多万元……资助教育，浙商也是一掷千金，从不心痛。卡森实业的朱张金曾捐款350万元建了12所希望小学；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资助各类教育事业720万元；未来食品有限公司的蒋敏德捐资1000万元设立“未来基金”；浙江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成为内地目前捐助“希望工程”最多的人……在《福布斯》胡润等内地慈善榜上占据多数席位的浙商对教育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们更可以看到，除了希望工程外，不少企业家还纷纷捐款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基金，一笔笔的善款流入教育事业。
商人的本质是逐利，浙商尽管遵循“在商言商”的商业法则，但浙商群体里较少“惟利是图”之徒。对浙商而言，赚钱并不代表一切，它是一种生存的工具，同样是实现自我价值、体现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企业利润伴随着企业壮大而攀升，这给浙商的慷慨之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健康、共赢的心态处世，则成了浙商扶贫济困之举的另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