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说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影响，包括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其中人文环境资源更为重要。一个地区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一是得益于便利的交通体系，二是受惠于厚重的商业文化氛围。研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当然也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其中，商业底蕴和商业传统更为重要。
1“商圣”陶朱公的流风遗韵
浙商虽说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被世人尊崇为“商圣”的陶朱公，在浙江绍兴留下众多的流风遗韵，成了浙江绍兴历史传统文化中颇为精彩的一页。
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耻辱。勾践因此而称霸，范蠡号称上将军。返回越国后，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居久安，而且勾践的为人是可以跟他同患难，很难跟他同安乐，于是就装上他的轻便珍宝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随从乘船飘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
范蠡泛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勤劳苦，努力生产，父子治理产业，住了没多久，财产达到几千万。齐国人听说他很贤能，请他做丞相。范蠡慨叹道：“做平民百姓就积聚千金，当官就达到卿相的地位，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发所有的家财给朋友和乡亲，携带贵重的珍宝悄悄离去，到陶地定居。
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贸易交换的道路畅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就约定父子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住了没多久，就积聚财产累计达到万万。天下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陶朱公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居住的村庄命名为陶村，为他修建了墓地，盖起了碑楼，修建了庙宇，陶朱公这位早期浙江富商的泥像至今保存完好。民间商会世代祭祀陶朱公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在古城这块土地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范蠡留在绍兴的遗址很多，如蠡城、吼山、南池、陶朱公庙、范蠡祠等等。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巨变，蠡城、吼山、南池等城廓依然存在，而几处祠庙则因年久失修而湮没无存。惟有他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却被永久地留传不息。
旧时绍兴的商会是各行各业的总会，会长一职例由本地殷实商铺的东家且在商界中享有威望者担任。会内藏有一幅装裱讲究的商圣像，画面上那位衣冠古朴、道貌岸然的长者就是陶朱公。每逢年节，这幅画像悬于中堂。点香焚烛后，自会长开始，依次向陶朱公像行跪拜礼，其礼之隆重，较之民间祭拜祖宗神保远有胜之。
商会祭拜陶朱公，一是为了不忘圣祖，二是为了秉承祖训。盖因陶朱公在经商贸易上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等，后来均被视作商界久久奉行的商业准则，而陶朱公的散财济贫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共同推崇的一种美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帮（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被认为是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其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商场上十分活跃和成就卓著，或许与崇尚“陶朱遗风”和虔诚礼拜陶朱公不无关系。
2经商赚钱天经地义
有句话说，“十个浙人九个商，还有一个会算账。”此话道出了浙江人重商言利的观念。在浙江人的思想观念里，经商赚钱没有什么可耻，是天经地义的事。浙江人始终相信，“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经商赚钱这种观念在浙江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浙江人从未放弃过。
很多浙江人在商界取得了令人瞻目的成就，这与他们心中重商而不耻言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钱的出处，很多人根据钱的出处把钱分为“肮脏钱”和“干净钱”。认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赚到的钱是“干净钱”，反之则是“肮脏钱”。但在浙江人看来，金钱只有“辛苦钱”和“便宜钱”之别，并没有“干净”和“不干净”之分，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现代文明，其福祉远大于弊端。
浙江人的思想是充实的，他们从来都把金钱看作一种手段而非命运。浙江人从不回避钱的话题，相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有钱能使鬼推磨”，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句话带有一种贬义，而浙江人则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这句话含有一种善的精神。浙江人坚信：金钱不是罪恶。金钱会给人们带来好运，至少可以提供许多机会，而且还认为金钱可以消除歧视，提高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因此，很多浙江人从小就确立了赚钱的志向。以温州为例，现在的许多大老板，老早就已经踏入社会，步入经商的路途。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就是众多温州人中的一员。
王振滔1965年出生于永嘉县黄田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永嘉县在历史上先于温州而出名。800多年前的宋代，这里形成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一反孔孟文化传统，提倡重商贾、事功利的文化社会学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历史传统，得益于这特殊地域文化氛围。“君子不言利”、“安贫乐道”，在这里没有市场。在温州人的思想里，学文化、长知识、习本领，就是要正大光明地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民富足，社会则安”。
王振滔读书刻苦，学习用功，从上小学就担任班长，深受老师喜爱。他也过早地分担起家务劳动，分担着艰难的家庭生活重担。随着3个弟弟妹妹的相继入学，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待他读到高中一年级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全力供弟妹上学，他决定退学，外出打工挣钱。老师闻讯后，十分吃惊，两次到他家中劝说。因为以他的学习成绩和刻苦精神，只要学下去，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可王振滔想，自己是家中的长子，还是替父母早分担一些，好让弟妹把书读下去。于是他毅然退学，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
开始，他向一位堂舅学木工手艺，到武汉去走家串户，给人家打家具。这种“游方木匠”的生活很苦，常常是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挣的是苦力钱。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是一种磨难。王振滔自小喜欢看书，爱琢磨问题。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温州老乡，在做推销电器、服装、皮鞋的生意，收入多，而且比做木工轻松自在。他就琢磨，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得靠自己去闯。他相信自己读的书不比别人少，嘴皮子也不比别人笨，待人真诚，在武汉闯荡这一阵子，也交了不少朋友，自己应该去干推销，可能更有发展。于是，他毅然放下了木工家什，加入了推销大军的行列。
王振滔这一步转折，使他没有成为一个好木匠，却成就了他走向今日“鞋王”之路。这一步，有他人生选择的机敏性，也有温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先觉地区和大环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