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人生一个较高的境界。
其实，“人不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你的名声、地位、学识、本领……别人怎么能知道得一清二楚？都知道了就成了你的知已了，而一个人一生又能有几个知已？所以，不要抱怨别人不了解你，或者强迫别人了解你，否则就会弄出笑话或者让人反感乃至作呕。有次在友人家做客，邂逅一位官员，一开始交谈感觉还好，及至他掏出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某某省某委副主任（正厅级），我当下就再也找不到和他交谈的话题了。时下，人们自炫职务和级别或许是一种时尚，然而对于我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总觉得，时时处处不忘展示自己的品衔，就有点像鲁迅所讥讽的里面穿了一件皮袍总怕别人不知道，就在罩衫外面缝一个布条，写上“内穿皮袍一件”那种人一样，未免低俗浅薄得近乎滑稽。我还遇到过一位老同志，退休好几年了，仍然在名片上印着“原某某局副局长”的字样，更有甚者有人在讣告中仍不忘为自己的亲人争名位级别：“某某，原某某公司副经理（正处级，主持工作）”，故人已逝，死者长已矣，还要区分正职副职有何意义？还主持什么工作？可笑更复可叹。
老年人都曾年轻过，现时年轻人的显赫、功绩、名声、地位、职务、品级……他们也都曾有过，“长江后浪催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有些老人在这个问题上很达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成为历史了，现在我已成为一个颐养天年的老人了，我的任务就是珍惜有限的时日，健康快乐地生活，尽量少给家庭和社会找麻烦。而有些老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过于沉缅在自己往日的名声、地位、成就上，总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过去，总怕别人忘记他，总觉得自己应该永远处于社会的中心，人们应该一如既往地抬举他甚至服从他，这样当然就只能是自寻烦恼甚至是闹出笑话了。
很多睿智的老人从不苛求于人，面对自己的老，坦然达观，戏剧家沙叶新在自己的名片上这样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委员、教授、主席——都是挂名的。黄宗江老先生更是有趣，曾留下遗嘱要孩子们把他的骨灰倒进马桶冲掉拉倒。对我最有启发的是启功先生，他在66岁时就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幽默练达的自嘲中透出一个倜傥飘逸的灵魂来，真乃高山仰止啊。
毕加索的玩笑
前不久国外披露了一条令许多艺术界人士哭笑不得的消息：英国前内阁大臣格莱德文男爵公布了一份毕加索的自白，那是这位大师在1951年70岁时接受意大利艺术史家帕比尼访问时的一份谈话记录。
毕加索坦率地承认他晚年的作品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自己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人罢了，是靠着同时代人士的低能、虚荣和贪婪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他说：“他们越不懂就越仰慕我……我一个人的时候从不敢以艺术家自居。”毕加索的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有点谑近于虐，把他的无数崇拜者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曾几何时，毕加索晚期的立体主义绘画被一些批评家吹捧得神乎其神，他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许多人群起效法他的风格，他的作品在欧美拍卖市场价格扶摇直上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美元。就连国内美术界也常常是言必称毕加索，以能够理解和诠释毕加索的作品为荣。然而毕加索毕竟还保留了最后一点真诚。
当年东方绘画大师张大千去欧洲登门拜访毕加索，毕加索第一句话就是“你到这里来学什么？”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这份略带忏悔式的自白的一个注脚。
我曾见到过毕加索少年时代的绘画的印刷品，正如这位大师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十五岁就能画得跟拉斐尔一样好，但却要花60年时间才能画得跟小孩一样。他为什么要放弃早期的写实风格，而把大半生精力用来开创一个立体主义画派，最终自己又将它全盘否定？这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范围，有待于艺术史家和艺术心理学家去研究。然而这个艺术领域里的“皇
帝的新衣”的故事，却不得不令我蹙眉深思。
人类是经不起几个这样的玩笑的，尽管如今人们的神经结实得有如纯涤纶。
然而并非没有人在有意无意地继续制造这样的童话。让我们把话题转到文学界。一些小说、诗歌，我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编辑，读后常常感到茫然，即使是循着一些著名的评论家的导引，也仍觉似是而非。我曾一度为自己的艺术感觉失聪而深深自卑。在比较认真地剖析了几篇类似的
作品之后，我才发现，这些所谓探索性的作品所以晦涩，朦胧，有一些确实是在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和表述自己的感觉时时采取了一些新的角度新的方式然而也未必完全是自己“探索”出来的，多半是舶来品。（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有益的借鉴和“拿来”）但更多的却是为了标榜“探索”，有意回避中国百姓的欣赏习惯、欣赏趣味的中国风格和民族传统。似乎硬要把13亿人的美学趣味卡着脖子让他们去适应高鼻子蓝眼珠的洋人的习惯。
像30年代一些浅薄之徒在签自己的名字时也要把“王麻子”写成“麻子？王”那样，实在太让人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作品不正是鲁迅先生60多年前批评过的“立志要别人看不懂”吗？
另一类晦涩暧昧的文学作品则要归咎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了。这类作品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产物。作者在表述方式、意象选择上都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作品仅仅是一已的思维跳荡和情感波动的原始状态的记录，不愿也不屑去寻找审美主体的审美客体之间的契合点。这样的作品，写下来孤芳自赏未必不可，以之示人则只能使人如入五里雾中。当前诗界正如一些诗人自嘲所说：写诗的比读诗的多。这种现象，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的诗人们警醒么？艺术疏离人民，人民必然疏离艺术。
这些艰深晦涩的文学作品中，凭心而论，确有一些是严肃的探索性的作品，但哗众取宠者绝非少数。更可悲的是还有人为其喝采捧场。在这些喝采捧场的人中，勉力穿凿者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者有之，更这普遍的则是怕别人说自己鉴赏低能、文学观念陈旧，因而诺诺连随声附和。一如毕加索盲目的崇拜者那样“越是不懂就越是仰慕”。我曾和一位诗人开过一个并无恶意的玩笑，以验正一些怪异的诗作即使在诗人的心中也并无明确的标准这样一个判断。我捧起一本文学杂志，念出几个短句后问：这首诗怎么样？诗人略略沉吟答道：还可以。于是我向他展示了这首“诗”——原来是这本杂志的小说目录！人们都怕当傻瓜而不愿表达自己的直觉，于是“皇帝的新衣”便愈演愈烈。对人对已对艺术缺乏起码的真诚，这正是当代“毕加索的玩笑”的培养基，我真怕中国也出一个“毕加索”，再和我们开一次“毕加索自白式”玩笑。
（原载《人民日报》1996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