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现代人对“合同”这个字眼都不会陌生。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合同就是指两方面或几方面在办理某事时，为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订立的共同遵守的条文。早在我国古代，人们就开始订立合同，围绕“合同”也曾产生一些纠葛，发生一些故事。元代无名氏留下一个杂剧，名字就叫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
宋朝，在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西关义定坊住着刘氏兄弟二人。哥哥刘天祥没有亲生儿女，后妻杨氏带来一个女儿，名叫丑哥。弟弟刘天瑞一家三口，有妻子张氏和儿子刘安住。刘天瑞和邻居李社长私交很好，曾经指腹为婚，结为儿女亲家。
这一年，汴梁城遭遇灾荒，颗粒无收。刘天瑞见哥哥年事已高，就主动提出让哥嫂看守家业，自己一家外出逃荒。临行前，刘天祥请来李社长，在兄弟俩立的合同文书上签字作证。合同文书写道：
东京西关义定坊人刘天祥、弟刘天瑞，幼侄刘安住。因遇灾年，奉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弟刘天瑞愿携妻带子往他乡逃荒。所有家产田地均未分割。现立下合同文书二纸，各执一纸为照。
刘天瑞离家后，来到潞州高平县下马村，住在张秉彝员外店中。张员外为人慈善，见刘天瑞一家流落在外非常可怜，经常接济他们。谁知刘天瑞夫妇染上疾病，先后去世。刘天瑞临死前，把儿子刘安住托付给张员外，恳请他将儿子抚养成人，日后好回乡与亲人团圆，并将自己夫妻二人的尸骨葬入祖坟。张员外一一答应。
转眼15年过去了，刘安住已经长大成人。张员外向他说明往事，命他启程回乡，认祖归宗，实现父母遗愿。
这十五年里，刘天祥一家日渐兴旺，夫妻俩给女儿丑哥招了女婿，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但杨氏始终有个心病，担心刘天瑞一家回来分家产。这天，她在门口闲坐，正遇上担着父母遗骨前来探问的刘安住。杨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笑着告诉安住，要想认亲，必须先验看合同文书。安住不知是计，赶忙将合同交给杨氏。杨氏拿到合同，立刻将大门紧闭，不再露面。安住一直等到刘天祥回家，才告诉伯父事情的原委。刘天祥见侄儿前来认祖归宗，心中大喜，叫杨氏开门迎客。不料杨氏翻脸不认人，倒说安住是骗子，非要安住拿出合同文书才肯相认。
安住这才看出杨氏的险恶用心，但合同已被骗走，争辩又无济于事。于是他再三表明不要分文家产，只求把父母的遗骨葬入祖坟。杨氏见安住老实可欺，更加肆意撒泼，不仅不允许安住归葬父母，反而大打出手，用砖块砸得安住头破血流，又把刘天祥拖进门，不管侄儿如何呼叫，再也不加理睬。
安住无端受辱，气得泪流满面。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正好碰到李社长走来。他问明事情原委，确信安住就是自己的女婿，便收留了安住，叫他据理告官。此时，包拯恰巧路经此地。李社长带着安住拦轿告状，包拯问明情况，将刘安住等人带到了开封府。
十天之后，包拯升堂问案。杨氏一口咬定没见到合同文书。包公再问刘天祥，刘天祥惧内，只得依从杨氏，不认安住。接着，包公故意让刘安住对刘天祥用刑，安住不忍下手，呆立不动。包公已经明白安住的话可信，但仍然佯装大怒，命人给安住带上枷锁，打入死牢。刘安住、李社长又惊又气，大呼冤枉。杨氏却暗自得意，喜形于色。不久，衙役禀报说刘安住在牢中突然发病，气绝身亡，病因是杨氏用砖块击伤安住头部，破伤风发作而死。包公沉思片刻，忽然又问杨氏，到底与安住是不是至亲，杨氏仍然矢口否认。包公听罢，厉声喝道：“你不认便罢了，为何打破他的头？如今他患破伤风死去，若是至亲，误伤人命，尚可罚钱结案。既非至亲，你要替刘安住抵命！”杨氏一听，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连忙下跪说：“大人，刘安住确是妇人的侄儿。”包公不信，杨氏赶忙拿出两张合同文书作证，并将骗安住合同的事情说了出来。包公看过文书，叫人将“尸首”抬出，让杨氏买棺下葬。正当杨氏叩头谢恩的时候，刘安住站了起来。杨氏知道中计，只得低头认罪。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包公之所以能把这样一件历时十余年、牵扯两代人的官司断得干脆利索、清楚明白，就是因为他抓住了“合同”———这一案子的关键。刘安住拿着合同上门认亲，本来是顺理成章。可是，他只把合同看成认亲的凭据，却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是保护自己权益的唯一武器，所以轻易就把合同交给了杨氏。而杨氏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她对合同的重要性认识得非常充分。她清楚地知道，安住手里有合同，想把他拒之门外，就必须得把合同搞到手。所以，她先是做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利用安住的年幼无知，把合同骗到手，然后马上翻脸不认人。她之所以敢赖账，就是因为她骗到了合同，掌握了主动权。包公在面对这桩案子的时候，恐怕也是颇感棘手。明知道安住有理，但唯一的证据———合同，却掌握在杨氏手中。要是强迫杨氏交出合同，于理无凭，于法无据。没办法，包公只得利用贪财之人往往怕死的心理，导演了一场欲擒故纵的好戏，使杨氏陷入两难的选择：不认亲就得偿命，想活命就要认亲。杨氏为了保命，只得认下安住，并将合同拱手交出。于是，真相大白。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讲的是古代的故事，可如果把它的背景换成今天，也丝毫不显得脱节。如今的社会，经济生活纷繁复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合同”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大到上市公司价值亿万的生意，小到寻常百姓购房买车，甚至处理家庭伦理关系，都离不开合同的约束与保障。不过，现在的合同早已不是一纸字句那么简单，而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涉及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制定了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而我国在1981年就颁布了《经济合同法》，随后，几乎每一部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都有关于合同的内容。
合同如此重要，而我们作为普通人，又很难对这些卷帙浩繁的专业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所以，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必须非常谨慎。
首先，要有明确的书面合同意识。合同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一般来说，口头合同的约束力很差。一旦发生纠纷，往往无法提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要求。所以，在与他人或单位发生利益关系的时候，最好是用书面形式把约定好的双方或几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下来。也就是俗话说的：“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当然，合同签订之后，还要妥善保管，不能随便丢弃毁坏，更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否则，一旦需要的时候拿不出来，只能陷自己于被动。就像剧中的刘安住，如果他不是轻易把合同交给杨氏，也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麻烦。
其次，要主动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一般都比较复杂，牵扯到很多法律术语和专业知识。作为普通百姓，我们很难清楚地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稍不留神，就可能给自己留下后患，尤其是一些所谓“格式合同”，更是步步陷阱。如今经常被媒体报道的诸如买房买出官司、装修装出麻烦之类的情况，很多都是因为消费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缺少专业知识才导致上当受骗的。所以，与其出了问题再请律师打官司，倒不如未雨绸缪，在签订合同之前，就请专业人士帮自己把好合同关。
第三，维护权益要及时。我国法律规定，主张自己的权利必须在一定的期限之内。如果超出了这个期限，即使手中掌握着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法院也不会受理。因此，在订立合同时，我们就要对双方承担义务、行使权利的时间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尽可能使这个规定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来说，学会用合同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充分认识合同的重要性，上好“合同”这门课，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张养浩︹中吕︺红绣鞋
人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老子》中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是，灾祸是幸福的根源，幸福又埋伏着灾祸的种子。张养浩有一首散曲，对这句话的后半句做了形象的解释：
〔中吕〕 红绣鞋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张养浩一生为官30多年，从东平（今山东东平）学正，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30年间，他阅尽官场百态，几经宦海沉浮。在他眼中，越是得意忘形之人，越容易给自己招来灾祸。
这首曲子是他退官归隐时所作。曲子的第一句，是对达官贵人的一声棒喝。“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瞧瞧，这些人刚得官就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衙役们前呼后拥，大声喝斥百姓让道。在他们最兴奋的时候，作者迎头一瓢冷水泼上去，语气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这样下去非得断送性命不可呀！作者给他们敲响警钟：不要得意忘形，不要飞扬跋扈，不要等陷进深坑再着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胡作非为之辈怎能逃脱天怒人怨的惩罚？最后一句“把旧时威风不见了”，与开头一句紧相照应，揭示了“福兮祸所伏”的道理。
为什么“福兮祸所伏”呢？说到底，就是因为当人们一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往往眼光狭隘，对潜在的灾难和危险缺乏警惕，所以一旦隐患爆发，根本无力应付。
那怎样才能避免“福”向“祸”转化呢？其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具备忧患意识。春秋时期，公仪休因德才兼备而被选为鲁国的宰相。他喜欢吃鱼，就有人送鱼给他，公仪休拒而不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来吃。如果我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我就买不起鱼了，难道你还会再给我送鱼吗？这样一来，我还能再吃到鱼吗？因此，我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
身居宰相之职，公仪休连一条鱼都不肯收受，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贪污受贿，妄自尊大呢？怎么会陷入“深坑”呢？与曲子里的官员相比，公仪休多的是一份忧患意识，所以才不会在官场迷失自己。
有人说，最高的幸福是一种不忘隐忧的幸福，即快乐而不迷失，得意而不忘形。当自己的幸福感处于顶峰时，一定要提醒自己多些冷静，这才是明智的人生态度。忧患意识，是淡淡的哀愁，它能提醒我们不被眼前的欢乐所淹没，它能让我们在快乐中不忘福祸相依、苦乐相随的道理。
“福”容易向“祸”转化，但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命运最终会向哪个方向转变，除了环境的因素之外，人本身的素质和行为更是起决定作用。忧患意识，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处境，也是保持幸福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