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否定到肯定，从毁灭到重建，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
伴随着新中国法治的推进，我国的律师事业已走过了跌宕起伏的60年。一度销声匿迹的律师，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一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说不完的辛酸苦辣，道不尽的岁月沧桑。创下众多“全国之最”、身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的秦国光，76岁高龄还在律师岗位上辛勤耕耘；而秦家人中，有的正在做律师，有的则从事与律师行业密切相关的工作。
这个律师之家，见证了过去60年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坎坷历程，如今仍在踩着时代的脚步，与蒸蒸日上的我国律师事业一起前行？ ？
（二）
1955年，全国第一批、我省第一家律师工作机构———绍兴市法律顾问处———开始试点运行。22岁的秦国光“初生牛犊不怕虎”，办的我省律师辩护第一案就是为一名杀人嫌疑犯辩护，某领导干部旁听完后责问道：你怎么能为犯罪分子说话？ ？
秦国光反问道：“我也曾是法官，但我为什么要去做像师爷一样的律师呢？”
故事得从开头说起。1955年，上级领导找到正在绍兴县人民法院任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的秦国光，要他去组建一个法律顾问处，做律师。22岁的他，心里很是想不通，因此一度犹豫不决。
作为一名法官，当时的秦国光知道，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与律师制度正处于迅速构建中。1950年，我国明令取缔旧律师制度，解散旧律师组织，并停止了旧律师和社会上“讼棍”的活动。
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枟宪法枠及枟人民法庭组织通则枠作出了新的规定，即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但在心底里，秦国光还是有所顾虑的，因为当时大家觉得律师与旧时代的绍兴师爷并没有多少区别，而翻身做主人不久的穷苦老百姓，对过去一些专为达官贵人说话的师爷根本没有什么好感。
“省里选择绍兴做试点是有用意的。原本是要派另外一个法官去做律师的，就因为怕被人骂，他不肯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1949年绍兴解放时，正读初二的秦国光就和同学们一起开始参加革命，几经周折终于在1953年被培训成为一名法官，他正意气风发地准备好好干一番革命事业。
“新中国的律师制度，是向苏联学习的，与师爷有本质不同。”经过上级领导的一番解释，年轻气盛的秦国光最后决定接受挑战。
到杭州学习培训了一个多月后，全国第一批、我省第一家律师工作机构———绍兴市法律顾问处———就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试点运行。当时顾问处律师就两个人，归绍兴市人民法院管理，次年年初正式挂牌对外开展服务。
秦国光辩护的第一起案件很棘手———一起由感情纠纷引发的杀人案。因为该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我省律师辩护的第一起案件，很多省里的法学专家和绍兴党政领导都来旁听，院长、检察长分别亲自评审、主诉。
“那时年纪轻，胆子特别大，只知道律师辩护就应从案件本身的事实出发。结果有一个领导干部旁听完后就来责问我说：你怎么能为犯罪嫌疑人说话？院长作了一番解释后，他才作罢。”凶手最后还是被判了死刑，顾问处名气却一下子大了起来，来咨询如何处理婚姻关系、债务纠纷的老百姓特别多，但选择打官司的还是很少。
1956年年底，我省建立律师制度以来的首次律师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正当律师行业界人士踌躇满志之时，次年却风云突变：我国律师制度被迫中断，绍兴市法律顾问处也于1958年10月被撤销，于是秦国光又被调回法院工作。
那段日子里，新中国的第一批律师，大多数因曾为犯罪分子“说话”而受到错误对待。秦国光也没有躲过去，在1971年被下放到绍兴县稽江公社劳动。
“那段时间的公、检、法系统，从上到下都处在不正常的运转状态下，更别说‘法治’了。”
（三）
1979年，我国决定恢复律师制度，绍兴成为试点地区之一。年逾花甲、刚上任省司法厅厅长没几天的省高院前副院长，费尽周折找到因“站错队”而被下放农村近8年的秦国光，一句“法律的春天又回来了”，使秦国光抛却重重顾虑，重操律师“旧业”？ ？
“法律的春天又回来了！”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被撤销了整整20年的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恢复建立，沉寂了整整20年的律师行业也开始复苏。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发出了枟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枠，明确宣布开始恢复律师制度。
我省决定在绍兴试点恢复律师组织。谁来重建？大家首先想到了秦国光。原本已下定决心“再也不做律师”的秦国光，最后被刚上任司法厅厅长没几天的省高院前副院长、老领导的一句话所打动。
1980年2月，绍兴县法律顾问处正式挂牌，仍是全省第一家法律顾问处。1979年年底试运行时，秦国光已辩护了一起杀人案，该案也是“文革”结束后我省律师辩护的第一起案件，因此“省里非常重视，专门开了一个现场会。但因当时大家对如何依法作证、取证等都不是很懂，还是出了很多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笑话’。比如，根据受害者的伤痕，法医竟然就确认凶器为铁榔头，而不是其他钝器”。
庭审一结束，闻讯来找顾问处咨询和求助的群众纷至沓来。“经过‘文革’那段漫长的痛苦时期，老百姓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来保障。”秦国光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绍兴各乡镇办厂做生意的人多起来了，经济纠纷也猛增了许多，但乡镇企业家的法律意识极其淡薄，经常血本无归。
有一次，某乡镇企业负责人哭着找到秦国光，说自己被骗了10万元。“当时10万元可是一个大数目。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出差时在火车上碰到一个供应商，说正好有企业紧缺的原材料。于是，他在香烟壳上签了合同，一回到绍兴就赶紧把款汇了过去。结果，货见不到，人也找不到了？ ？”
还有一次，秦国光到某地宣讲经济合同方面的知识，会场的另一边在演戏，结果看戏的全都跑过来听课了。秦国光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了一份全国最早的经济合同样本，乡镇企业家们竟闻风而至，纷纷要求复印。这份样本后来还被国家工商总局要去借鉴采纳。
“乡镇企业这一幼苗的健康成长，亟须法律的保护。”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秦国光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他开始主动上门代理经济案件，仅1986年就帮助绍兴县乡镇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那时候的律师，基本上都只代理刑事、民事案件，因此秦国光“律师要为经济工作服务”的做法，很快就在全国律师界获得热烈反响。
20世纪80年代，绍兴县法律顾问处已改称为律师事务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律师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地位不断提高。秦国光曾获得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律师”提名奖等诸多荣誉。1985年，绍兴县律师事务所还成为全国律师事务所中唯一被授予集体一等功的单位。
1980年年底，我省共有法律顾问处14家，律师50人。1988年5月，我省律师工作机构增加到112家，律师人员达到2029人，还诞生了首家由辞去公职的律师组成的不占编制的合作律师事务所。
（四）
1980年，枟律师暂行条例枠实行，奠定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法律基础。
1986年，实施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标志着我国律师开始走向职业化。
1996年，新中国第一部枟律师法枠诞生，使我国律师执业从此告别无法可依的局面。
也正是这一年，已从律师事务所退休的63岁的秦国光，牵头组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成为我省首批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25岁的儿子肖凌从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后，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
“我之所以一心想做律师，除了从小耳濡目染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大到经济社会建设、小到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已越来越离不开法律。”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律师对民事和经济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广泛。律师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已从传统的诉讼领域逐渐扩大到涉及贸易、投资、金融、期货、证券、企业并购、知识产权、税务、房地产等众多的非诉讼领域。38岁的肖凌，已接班秦国光成为律师事务所主任，而他平时主要代理的案件，则是连父亲秦国光都颇感陌生的建筑与房地产法律业务。
比肖凌大两岁的姐姐肖坚，也是学法律的，现在浙江省律师协会工作。因而，这个律师之家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律师行业的巨变：
律师数量方面。1979年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时，全国仅有国办的70多个律师组织、200多名律师，如今则有合伙、合作、个人等多种形式共存的上万家律师事务所、14万多名律师，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万金油式”的律师人才越来越少。其中，我省现有律师事务所755家，律师7917人。
律师作用方面。如今的律师，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命运、行业的发展、司法的改革，还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国计民生。许多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律师人员，开始在“两会”中踊跃提交议案、提案，为我国包括法治建设在内的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律师的执业环境也在不断改善。枟律师法枠实施10多年来，刑事辩护律师的“会见难”、“问卷难”、“取证难”越来越为业界所诟病。2007年10月通过的修订后的枟律师法枠，不但在较大程度上破除了律师的“三难”问题，还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从曾经人人都怕打官司，到现在遇到法律问题就找律师，‘民告官’等成了常事？ ？纵观60年来我国普通老百姓法制观念的惊人变化，使我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充满信心。”
曾当过我省律师协会会长的秦国光，如今早已满头银发，但他还是每天早上7点多就来到办公室，来找他的老百姓也还是络绎不绝。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律师工作的职责和价值所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人们的法律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对律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自己要学习好，我还想尽力多帮助一些年轻律师成长。”秦国光律师如是说。
（本文原刊于枟浙江日报枠，2009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