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福利国家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主张，福利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弥补根本性的社会分化和减少社会不平等。这也是福利国家思想的本质，但最终目的的达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福利国家将阶层、性别和种族分化与不平等制度化。当然如果没有福利国家，在很多领域存在的阶层、性别和种族的分化与不平等的程度将更加严重。福利国家在减少或加剧社会不平等与分化上的矛盾性是本书的核心议题。首先，我们假设在美国、德国、瑞典和英国，福利国家是在男权制和种族制结构的资本主义（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９：ｘｉｖ）背景下运行起来的。当然也存在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分化，福利国家对其具有关键性作用，同时围绕着这些福利需求，社会运动被广泛动员起来。这些社会分化包括由年龄、生理、智力、性取向、宗教皈依和民族认同等造成的分化。工业社会中的这些分化与阶层、种族和性别上的分化一样普遍。阶层、种族和性别变量的选择主要是由当代福利国家的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数据所决定的，他们所反映的是政治在这些分化当中往往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因此，我们在这里假定福利的三个核心社会分化是阶层、种族和性别分化。当然，有必要简单回归一下这三个概念的内涵。
阶层与福利的阶层分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现有和未来的福利首先取决于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报酬。这种依赖性在一个工人或农业工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但在他们的家人身上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工资被用来购买满足生活福利的必需品。劳动力被雇主或投资方所购买，而工人阶级则很难有效地控制投资方。通过政党政治、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多种阶级斗争形式，同时通过由管制和税收来管理资本的国家，工人阶级在工作领域能够经常性的对资本施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资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在于获利并且在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存活下来。因此为了获得一个公平的竞争标准，由国家对资本施以法律和行政管理是必须的。现代资本也要求国家确保工人阶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水平以适应其劳动要求。除此之外，资本还要求工人阶级必须适应其规范的有薪雇用模式。福利国家也是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要求的结果。工人阶级为争取福利而进行的斗争和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提出的要求一起促成了福利国家的产生。福利国家概念不仅包括由公共机构所提供的直接性福利收益和服务，也包括由职业机构、营利性机构、志愿组织、慈善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福利所提供的津贴和服务。
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会经历利润增长和膨胀的繁荣期与利润下降和不景气的衰退期。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福利国家会变得更为稳固，因为资本总是在那些福利服务的领域为利润寻找新的空间。在某些情况下，这对福利国家的部分私有化形成压力。事实上，无论一国经济状况如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国家从来没有完全安全和稳定过。特别是经历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时，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福利需求最为紧迫的时候，投资方往往会寻求削减福利国家开支。当然在这一时期，投资方也会支持运用社会福利来减少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
这些有关投资方为利润和公平竞争而斗争以及工人阶级为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式的假设，在福利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人们也很快发现这一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和不足，比如当它被运用到分析工人阶级内部由于收入、技能、雇用形式、社会地位、种族、宗教、性别、地区等导致的社会学和政治意义上的分化时。
为了对福利国家的影响作出更加精确的阶级分析，通常要使用职业社会阶层这一更加中性化的韦伯式概念，并且要运用能够根据社会阶层分析方法作出解释的有关收入分化和贫困方面的数据。在英国、瑞典和德国，官方统计人员和社会学家就职业分化进行分层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但问题在于他们通常受不同研究基础的限制。在美国，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关于职业社会地位的定义，因此，种族被广泛应用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核心变量。职业社会分类使用技能、身份以及收入来源等标准。通常韦伯意义上的工人阶层等同于体力劳动者和地位较低的白领工人，而那些在经理职位和专业岗位上工作的人则被看做是中产阶级。当家庭也用这种方法进行分层时，一般会把家庭中当家人（通常是男性）的职业分层，毫无疑问这种分层方法具有明显的性别偏见。
至少在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看来，当代福利国家的目标就是要缓和中产阶级与上文所定义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然而，福利国家在减少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事实上，中产阶级处处广泛受益于福利国家，并且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很好地从政治上捍卫他们的利益。至少在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国家对福利的社会阶层分布的全部影响都已经趋于稳定，并且强化了阶层结构。然而，福利国家的瓦解将更加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
“种族”与福利的种族分化
资本主义建立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基础之上，并以当代帝国主义继续掠夺和统治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式长期存在。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奴隶的后代都因为种族化过程而在西方社会或多或少地被内部殖民。这一过程要比资本主义更为悠久，正如反犹太主义那样，我们不能完全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现代资本权力来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然而资本的国内利益是与这些过程相一致的，特别是当他们需要从贫穷的前殖民地社会以及其他从前奴役过的人群中招募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时候。殖民主义和当代帝国主义所推崇的种族优越论观点也导致了工人阶层中的种族分化，当然这也降低了以下这种可能性，即工人阶层团结起来作为一种集体力量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与转变。
本文所提到的“种族”概念是被当做一个政治和社会学类别来使用的，其含义需要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理解，因此其含义也容易发生变化。种族差异不是一个持续不变的客观现象。真正的生物学差异经常声称构成了种族差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换句话说，“种族”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被重构着，并且西方社会为了固化和维持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标志的各种形式的“种族化”，在相关意识形态上做了详尽的准备。争论的焦点在于那些决定“种族”胜出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持续或消亡的条件。（Ｇｉｌｒｏｙ，１９８７：３８－３９）
因此，在现有的福利国家中，不同的人群给出了明显的种族划分，比如在美国有非裔和西班牙裔，在英国有亚裔和加勒比裔黑人，在德国有土耳其裔和其他南欧裔。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种族与福利需求及供给上充分搜集统计数据的国家，但本书中也有不少对英国和德国有用的数据。
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通常都声称要消除种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控制中的种族因素。然而以此为目标的系列政策只是在一些反种族主义运动已经产生一定现实压力的国家得到执行，比如美国和英国。少数族裔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学研究结果表明种族主义过程深深嵌入到现代福利国家当中。这些过程不能仅仅根据立法上明显的种族主义（比如移民政策）和行政执行过程中公开的主观种族主义作出解释。也不能从上文所提到的关于资本的结构性和社会经济性要求中得到满意的解释。制度种族主义这个词可以用来识别福利国家中那些导致少数族裔获得不公正对待的政策和管理过程。制度种族主义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如怠慢少数族裔顾客，忽略少数族裔的特别福利需要或者忽视这些需要的正当性，在大的社区内包庇明显的种族主义行为。当前社会政策对种族不平等的影响因不同的福利国家而各异，但在所有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在消除种族不平等和制度种族主义的同时又强化了它们。
男权制与性别分化
男权制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占统治地位或者说女性处于被统治地位。以下是被广泛引用的关于男权制的定义，丹尼尔顿（１９８７：９５）是这样解释的：
基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性事实，大家都赞成构建一个一般性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男权制的概念暗示着男性的统治地位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也不是封建主义的遗留，而是其自身的独立结构。
在工业社会由男权导致的性别分化是个人福利的基础特征。福利国家无论是强化男性的优势位置还是在女权运动的压力下一定程度改变这种优势位置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来说资本主义社会自济贫法出台以来，围绕着家庭薪水以及家庭中劳动力的男权分化等概念的社会政策得以建立起来。在这种模式中，已婚的男性养家者获得一份家庭薪水，这份薪水必须满足其家眷的物质和其他福利需要，这里的家眷包括在家照顾孩子的全职太太和其他家庭成员。济贫法和均值检验辅助系统已经对那些过于偏离普通标准的家庭给与救助以减轻其负担。男性主导的劳工运动实现了缴费式的社会保险，通过社会保险能够为病人、老人、失业者以及寡妇提供一份替代性家庭薪水以使他们免于沦落到接受贫困救济。
家庭薪水模式是男权制的，因为它把财务上的女性完全推向了依附位置，这又强化了男性在家庭中绝对的个人经济权力，并且被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进一步强化。事实上，男人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对福利国家来说这也引起了工人阶层男性和女性的压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家庭薪水的不确定性可能加深了人们的家庭薪水意识，而这对于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来说意味着稳定和一定的社会尊严。（Ｌ。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８：６１９）
建立在家庭薪水模式基础上的男权社会保险构成了一系列改革的基石，比如美国的新政福利改革、瑞典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改革、英国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进行的贝弗里奇福利改革和德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进行的阿登纳福利改革。家庭薪水导致的物质匮乏以及单身母亲的贫困鼓励着工人阶层妇女寻找有薪工作，同时也将妇女推到了争取福利国家斗争的最前沿。争取生育权、安全的节育权，为母亲特别是单身母亲争取适当的权益等，与过去一样对处于世纪之交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同样重要。
战后福利国家的发展是伴随着以下两个过程进行的，一是女性就业特别是在福利国家就业的大幅增长，二是单身母亲家庭的大幅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女性在经济上不再依靠作为养家人的男性，而更多的转向依靠工作、收入以及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国家。在福利国家背景下，男权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形式，具体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着双重负担，即她们既要在家里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又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低报酬的工作。因此可以说福利国家的发展为男权的现代重构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着游离在男权家庭之外的贫困单身母亲和老年女性的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贫困的女性化”概念不断被提出来。这可能折射出这样一个过程，即与早期相比，女性的贫困问题越来越少地被掩盖在男权制家庭内部。游离在男权家庭之外的贫困单身母亲和老年女性日益增长的贫困问题反映出建立在男权制家庭模式之上的福利制度的不足。当然男权导向的性别分化不是通过意识形态以及有关女性收入的相关政策来强化的，而是通过很多因素维持的，比如，阻碍她们控制自己的财产，纵容男性暴力，福利国家在减轻女性照顾老人和小孩负担方面的不作为。女性极力抗争在社会政策上表现出的传统与现代男权主义并存的局面。
因此，在本书中，通过女性对独立收入、合理堕胎、反对滥用抗生素以及儿童日托等权益的抗争，可以清晰地看到福利国家在性别分化以及男权制上的政策冲突。由于广泛使用的官方统计数据是把家庭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并且统计“养家人”概念，因此很少能见到有关福利性别分化与不平等的有效数据。诸如日托和堕胎等福利重要基础部分的数据也并非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获得。因此，来自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力为批判政策分析提供了越来越多有用的信息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