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祖上为南城县人，后洪立为南丰县令，于是自南城迁居于南丰，而真正算得上南丰人则是从洪立儿子延铎始。正如曾肇在为其兄曾巩所写的《子固先生行状》里所言：“今家南丰者，自高祖讳延铎始也。”南丰曾家自此开始繁衍发展壮大，终成名门望族。自延铎始，曾家走上了“带经而耕”的路子。这样，曾家后人在仕途、科考和文学方面取得了较为骄人的成就。在仕途上，自曾洪立为南丰令后，延铎在唐代担任检校右散骑常侍之职，其子仁旺因后裔曾布等人贵，被赠为尚书水部员外郎、太师沂国公；仁旺子致尧已是南丰曾家的第四代，他“解褐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三迁著作佐郎、直史馆，改秘书丞，出为两浙转运使”，也是至此曾家人官做得最大的一人。其后就是致尧的儿子易占了，他也从政，做到了太常博士。易占的几个儿子个个争气，曾巩做了中书舍人；曾牟中进士，任过安仁县令等职；曾宰中进士，任过湘潭主簿等职；曾布做了宰相；曾肇曾到过十四州府任职，担任过吏、户、刑、礼四部之侍郎，两度为中书舍人。当然，自他们之后，曾家也代有人才出，但位居显要者不多。据周世泉等先生在《北宋南丰曾氏考》里考证，在两宋期间，曾氏在朝为官过百人。在读书科考上，曾家也是出了名的。南丰籍的第一位进士是曾致尧，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得进士，从太平兴国八年至宝祐元年（1253年）的271年间，曾氏子孙登进士第者55人，解试41人，荐辟19人。当然还有曾家女婿、外甥亦多进士，不在周先生此统计之列。如女婿王安国、王无咎、王彦深都是进士。曾致尧、曾巩、曾布、曾肇又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而曾巩是最突出者，是一位文化大师。曾氏家族在文学上也是成绩斐然，当然在文学上有成就的第一人是曾致尧，成就最大的是曾巩，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此外还有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惇、曾季狸等人，在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也是名载史册。曾氏家族这种壮观的群体人才现象，让人叹服。明代宋濂在《曾学士文集序》里说：“至于文定公巩、文肃公布、文昭公肇起于南丰，遂以文章名天下。……不可以一二数。呜呼！何南丰曾氏之多贤哉！”
曾家人才辈出，首先是北宋社会的大环境使然。宋太祖赵匡胤夺得天下之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使国家日趋繁荣与稳定，同时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剥夺将军们的兵权，收归中央。随之积极推行文官治理，大量起用文人，这给文人进仕创造了大量的空间与机会，也就为这些人成才创造了条件与机会，特别是实行“兴文教，抑武事”，更使人才脱颖而出。同时，在两宋时期，大力推行科举取士，并对取士的办法进行大力改革，使之更加公平公正，取士不问家世，只重才华与能力，让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凭实力得以进入各级领导层，得以大显身手，做出应有成就。在科举取士的数量上也远远地超过了唐代，是唐代的五倍。南宋著名思想家陆九渊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从曾家人成长经历看，科举考试入仕是曾家走向辉煌的一条重要途径。要使人才辈出，就得发展教育，就得鼓励更多的人去读书，于是在宋代各地广兴学校，一时处处书声朗朗。所幸的是宋代的皇帝都喜爱读书，翻开《宋史》等史书，大多都能看到他们好学的记载，如太祖“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以求之。”太宗“无所爱，但喜读书”。神宗“天性好学”。……在《宋史·文苑传》里对这现象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说得好，“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握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对于全国的影响能不大吗？对曾家影响能不大吗？相反，社会的动荡则严重影响着家族的发展，战争姑且不论，朝廷的一些派系斗争也往往会成为名门之祸，检视曾家即如此。曾布、曾肇二人因党争，职务一降再降，直至去世。名列元祐党籍，备受打击，布子纡因其父政敌吕嘉问弹劾，入元祐籍。虽“才高而识明，博及书史”，但仍未被重用。肇子统“以恩补太庙斋郎，调州县官，以党人子辄罢。”更可怕的还有在曾布被罢相后，吕嘉问以权报宿怨，网罗曾家罪名，对他们穷追猛打。“言者再攻布，诏置狱开封，而府尹吕嘉问挟宿憾，逮布诸子，煅炼穷治，由是曾纡、曾缲等一百五十余人坐责有差。”{1}宋廷南渡后，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效力政权的重建与巩固，曾氏家族的命运才逐步得到改变，曾纡等人得到重用，曾家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中兴之路。
母亲们的谆谆教导，成就了曾家大业。“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在曾氏家族中许多男性寿命短于女性，有的甚至英年早逝，留下未成年儿女或一个贫困的家庭。然而，在这贫困之中，是伟大的母亲挑起家庭重担，养育儿女成才，最终将子女养大成才。当他们家贫无力上学时，往往母亲担当他们的老师，教他们读经典、明人伦、懂事理。仁旺不幸在四十二岁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几个儿女没有成年，仁旺妻子周氏一面负责打理全家人的生计，一面还不忘教育儿子们。“乡中无可师者，遂躬自授《经》”。也正是她的培养下，子女成才，儿子致尧、佐尧中得进士，特别是儿子致尧尤为突出，后来不仅官至户部郎中，在文学上也取得显著成绩。从此，打开了南丰曾氏兴旺之门。曾易占去世时也年不过六旬，留下了几个待哺的儿女，特别是曾布、曾肇尚幼，布不过十二岁，肇年不过周岁。其母朱氏亲自给孩子们讲读经典。当然，在曾布、曾肇的教育中，曾巩也功不可没。再如，曾纡之所以能够在文学上做出优异成绩，与他的母亲魏氏培养分不开。其母魏氏是一位著名的词人，从小曾纡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填词。曾氏家族的母亲们对曾家发展成名门望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成就曾家大业。除母亲外，祖母等人在家教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如曾肇之孙协，五岁丧父，在奶奶强氏的培养下成才。傅伯寿《云庄集序》里说：“公五岁而孤，太夫人强氏，故资政殿学士文宪公之女，贤而明智，亲授以经而督之学。”
曾氏家族重视读书。“人生至乐莫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当然读的是儒家经典，曾巩曾自称“家世为儒”，他继承发扬了这一家风。他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他藏有大量的书籍，还校勘了大量古籍，如《战国策》《列女传》《陈书》《梁书》等等。据林希《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墓志铭并序》里介绍，曾巩“性嗜书，家藏至二万卷，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又五百卷，出处必与之俱。”曾肇家也有很多藏书，他常常手不释卷。对于他读书的情况，傅伯寿在《云庄集·原序》里说：“文昭公家多书，已而毁于兵，家贫无以市，一阅于肆，终身不忘，遂博通六籍、诸史传记、百家之言。”藏书已是曾家的一个好传统，曾肇藏书多，儿子曾统家藏书更多，以至于在绍兴年间编修国史时，他家的书都是史官们考证的参考用书。“统文献故家，藏书素多，绍兴间重修国史，诸老沦谢，无所订证，成书不缪，足以传信，统之力为多。”{1}曾布儿子曾纡的女婿王铚家也有很多藏书，并且阅读不倦。王明清在《挥麈录后录》卷七里说：“先祖早岁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经营收拾，所藏书逮数万卷，皆手自校雠，贮之于乡里。汝阴士大夫多从而借传。……先人南渡后，所至穷力抄录，亦有书几万卷。汝阴王乐道与其子性之，皆博极群书，手未尝释卷。”
曾巩很小的时候读书就好认真，也读得很好，他常常是“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他曾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信里对自己的学习生涯有一段说得比较明白。他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惟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欧阳修在《送曾巩秀才序》里对曾巩称赞有加，颇为欣赏。他说：“广文曾生来自南丰，……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
曾氏族人爱读书每每被人提及。《东都事略》（卷四八）里说曾致尧“好纂录”，曾巩在《先大夫集后序》里说易占“博学懿文”，王安石在《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里说曾家男女皆喜读书，“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而曾巩兄晔“欢愉忧悲，疾病行役，寝食之间，书未尝去目。”（《亡兄墓志铭》）曾巩弟宰“少力学，六艺百子，史氏记，钟律地理，传注笺疏，史篇文字，目览口诵手抄，日常数千言，手抄书连榻累笥不能容。”（《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宋史》里称曾肇“博览经传”。
在家境极其困苦的情况下，曾巩及其兄弟一方面耕田种地，另一方面埋头苦读。这样的生活，曾巩持续了十年之久。也正是这十年，曾巩读书耕田颇有收获，一方面支撑起了这一个家，全家人因之而没有受冻挨饿，他协助母亲把弟妹拉扯大了，让他们在学业上大有长进；另一方面，自己在文学等方面也大有长进，他虽身居穷乡僻壤，但声名远播于四方。也正是这样，他们兄弟数人同榜高中进士，在家乡、在科举史上传为佳话。
曾氏家族注意吸取儒家思想精华。自曾巩祖上起，曾家人就爱读儒家书，参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科举考试，且数十人高中。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他们也不遗余力地传承儒家思想。特别是到了曾巩他们这一代，更是以“业儒”为终生之追求。他认为自己世世代代推崇儒学，于是他自己也应该如此。曾参是他的老祖宗，是孔子的高徒，也是圣人。他们血脉相通，曾氏家族效仿先辈一向尊崇孔孟，崇尚儒学。曾巩对儒家思想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对于儒家的“仁”“礼”都有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夫学者，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无常产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与王深甫书》）又说，“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曾巩不仅要求学界崇尚儒家之“仁”“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要以“礼”来指导生活。在曾巩看来，学就是要一心一意地学习“仁”，“礼”是教人修心养性的，而言行则要合乎于“礼”的要求，学与言行应相一致。也正是这样，曾巩得到了一代大儒欧阳修的赏识，并热心地收他为弟子，这可把曾巩乐坏了。他说：“某之获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率然自进于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感且喜。”为什么他会乐不可支呢？不仅仅是欧阳修对他特别好，非同一般，关键是他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古人的“至德要道”，并且像自己的老师欧阳修那样，担当起现实社会责任，拯救世道人心，推动儒学发展。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弟曾肇评价说：“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不少贬以就俗，非与前世列以儒林及以功名自见者比也。”曾巩尊崇儒家经典，做学问，处理事务、撰写文章以儒家思想为范，但在方式方法上没有必要完全一致，主张因时因地而宜，有所变化。他曾明确地提出：“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也正是这样，他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治邑理政而取得成就。写文章、做学问而超乎常人，取得骄人成绩。
曾氏家族一直秉承儒家民贵思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得百姓爱戴。他也敢于在朝中为民请命，如至今仍在广泛传播的荣亲园故事和秋雨名家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再如，曾致尧之孙曾肇也同样演绎着祖辈的爱民故事。天圣四年（1026年）春天天下大旱，而按惯例朝中要举行春宴，于是曾肇与彭汝砺上疏皇帝反对在大旱之际举行大规模的春宴。他说：天灾正在发生，也是皇上、大臣和天下百姓最担心的时候，如果举行大宴，一派歌舞升平气象，恐怕这样没办法消除天灾大旱，还不如取消例行的春宴。第二天，皇帝颁旨罢去春宴。
曾氏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教育子女遵守儒家道德。曾氏家族很重视家规的订立和遵守，而家规又是以儒家道德为范。他们要求曾氏子孙的一言一行一进一退都要合乎族规之要求，在《曾氏族谱》里就记载了其族规共有十六条。其内容是：“1.敦孝悌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照雍睦；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5.尚节俭以惜财用；6.隆学校以端士习；7.黜异端以崇正学；8.讲法律以儆愚顽；9.明礼仪以明风俗；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12.息争讼以全良善；13.诫窝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保甲以弥盗贼；16.解仇忿以重身命。”这十六条涉及的方方面面，具体细致，切合实际，只要用心对照执行，必将规范族人行为，提升族人道德水平。这是一个耕读世家的家规家训，重点是要求族人既能耕又能读，同时又能遵守道德约束，做一个明礼的人。对于这十六条都能做到，那将是一个较为完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