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睫的是已经病危的原任江宁藩司陶易。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大学士、九卿以陶易处理蔡嘉树控告逆诗重案怠玩错谬，又欲反坐控告之人，应照放纵大逆者斩律，拟斩立决。乾隆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可惜陶易不能受用皇上的恩典了，他很快病死于狱中。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九卿会审，并经乾隆钦准的判决书公布了：
徐述夔编造狂悖诗词，妄肆诋讥，其子徐怀祖将逆书公然刊刻流传，二人虽已身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
徐食田藏匿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徐食书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濯列名校对，又不举发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陆琰有心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律，应拟斩立决——以上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正犯徐述夔亲属俟查明后照律缘坐，所有财产照律入官，徐述夔所著书籍及板片一律查缴销毁。
为徐述夔诗文作跋之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
已革扬州知府谢启昆难辞怠玩之咎，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已革东台知县徐跃龙玩延公事，杖一百、徒三年。
江宁书局局员保定纬、沈澜及书吏金长五、倪锦无罪开释。
原告蔡嘉树挟嫌告发，且诬告徐食田贿嘱县书，但徐述夔逆书重案系蔡举发，将功抵罪，从宽免议，即予开释。
判决书的最后一名是沈德潜。对这位已经作古的著名诗人，还有必要再交代几句。
大器晚成四字，对沈德潜再适合不过了。他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参加乡试十八次才考中，无奈已是六十六岁的龙钟老翁了。第二年是乾隆四年（1739年），沈德潜又离开家乡江苏长洲赴京参加会试。通过最后一关殿试时，他正埋头握管疾书，乾隆忽然亲临考场，坐在殿中问道：“谁是沈德潜？”沈德潜跪奏：“臣是。”皇帝笑笑说：“你是江南老名士，也迟迟没有完卷吗？”沈德潜受宠若惊，在场的人知道他已简在帝心了。果然，此科沈德潜登进士，授编修，以后又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的诗，温柔敦厚，体尊盛唐，乾隆很欣赏，说他可以和李杜高王相比。沈德潜与乾隆常有诗歌唱和，他前后受帝赐诗四十余首，举世叹为异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去世的时候已经九十七岁了，谥“文悫”，御书墓碑，入本省乡贤祠，可说极尽身后哀荣。乾隆在他生前曾说：“朕与沈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看来，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真可传为一代佳话了。不料平地起风雷，沈德潜去世未逾十载，竞因为“逆犯”徐述夔案写过一篇传记得罪，将礼部侍郎官爵、尚书加衔及“文悫”谥典尽行革去，御制祭葬碑文一并仆毁，乡贤祠内牌位撤出。乾隆与沈德潜的关系就是以这样一首并不美妙的“诗”告终了。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一彪人马驰向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为首的是钦差乾清门侍卫阿弥达、江苏巡抚杨魁，他们奉旨将徐述夔父子剖棺戮尸。徐述夔坟墓在本县新河口焦家林地方，拆砖启棺，只见徐尸僵而未化，鞋帽袍褂也没有朽烂。随从人役在阿弥达、杨魁的监视之下，首先当众砍去徐述夔之尸的首级，然后乱刀将尸身斫碎，抛撒于旷野之中。徐怀祖之尸亦照此办理。随后，将徐述夔父子的首级提去，悬挂于东台县城示众。这一通公事办完，阿弥达、杨魁一行又取道扬州过江，驰往苏州府沈德潜墓所，遵旨拉倒墓碑，磨去碑上御制碑文后，又将碑石捣碎，弃于远处。
江南岁暮，地暗天昏，冻云密布。一场查办禁书的狂飙挟着血雨腥风袭来了。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徐述夔诗案刚过一个月，李膦《虬峰集》案在江苏爆发。
李膦是扬州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明朝灭亡时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身故，已年近八旬。他虽然生活在清朝治下，但始终没有忘怀前朝，以至穿戴仍仿明时旧制。清兵入关，强令汉人剃发改衣冠，穿长袍马褂。明代读书人通行穿圆领大袖的宽松袍服，头戴浩然巾，而束身的长袍马褂是满族男子的服饰风俗，长袍的袖头成马蹄状，俗称“马蹄袖”。李膦不从满族服饰，表示自己不与新朝合作的政治态度，这在康熙年间尚能被宽容，在士人群中更受到尊重，所以他在祭拜祖墓的诗中自豪地说：“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虬峰集》中还有一些诗句如“杞人忧转切，翘首戴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据此说他“系怀胜国，望明复兴”，似乎也不能尽指为罗织周纳。应该说，像《虬峰集》这样蕴蓄着浓厚“胜国遗民”情绪的诗文集，才是乾隆必欲一网打尽、彻底销毁的主要目标之一，它与徐树夔《一柱楼诗》显有不同。《一柱楼诗》案搞得声势很大，但结案时的罪证却只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逆诗”而已。《虬峰集》的结案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成轰轰烈烈，原因很简单，李膦是个老绝户，没有后嗣，《虬峰集》又是地方官购得送交书局查办的，所以，只有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怨毒发泄在李膦一身为止。
当年三月，冯王孙《五经简咏》案则株连甚惨。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人，捐贡出身，做一个候补训导的学官。他看到查办禁书风声日紧，赶忙把自己平日写的两本《五经简咏》呈缴官府自首。经湖广总督三宝细加挑剔，签出“狂悖”之条多处，于是据情上闻。乾隆很快将此案定性，降旨称：“今阅签出诗内各句，悖妄狂诞，不可枚举，且有‘复明削清’之语，并于庙讳全然不顾，悖逆显然，应即严讯该犯，迅即问拟具奏。”还用什么审讯定罪？四月，走了一下法定程序，冯王孙即被凌迟处死，传首本籍；他的儿子冯生桐、冯生梧、冯生棣缘坐应斩立决，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冯王孙之妻刘氏、儿媳董氏、陈氏，及冯王孙不到十六岁的孙子冯正谟、冯正训等都给了功臣之家为奴。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彻底毁灭了！《五经简咏》早已付之一炬，无从查考了。如果说书中确有“复明削清”的意思，那么，它既不同于王锡侯的《字贯》、徐述夔《一柱楼诗》，也不同于李膦《虬峰集》，它堪称查办禁书运动的另一重点目标，即当代人所著述的确实含有反清内容的书籍。
由此看来，乾隆发动查办禁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消灭汉人中的反满民族思想。
六、《字贯》案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当全国查办禁书最恐怖的日子里，安徽又发生了一桩令人唏嘘不已的文字奇案。
这年春天，天长县生员王廷赞向官府告发本县贡生程树榴恶毒咒骂当今皇帝。王廷赞是程树榴妻子的堂弟，他为什么非耍和自己的姐夫过不去呢？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程树榴有个极要好的朋友，叫王沅，也是个秀才，平素喜欢做诗，远近闻名。乾隆四十二年忽然痰迷心窍，连书上的字都不认识了。程树榴前去看望，见他一脸痴呆的样子，心里很难受，觉得老天太不公平了，专门夺去像王沅这样锦心绣口者的心性，就把王沅过去写的《爱竹轩诗稿》一本带回家阅看，准备替他刊刻传布。随后为好友的诗集写了一篇序，又出资雇人将《爱竹轩诗集》刷印了四十二本，送给王沅三十五本，自己留了七本，连同书版都存在家里。一天王廷赞到堂姐家，随手翻开《爱竹轩诗集》，触目即是程树榴序言“士有以诗遭奇穷奇厄者矣，未闻以诗致奇疾者也”这开头的一句话，他立即闻出味道不对，姐夫这满腹牢骚究竟为何而发？且往下看，“余友不幸而能诗”，这就怪了，“能诗何以不幸”？再往下看，是指责上苍使“余友”王沅“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则岂非彼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耶”？不必往下看了，这算什么诗序？分明是借为朋友诗集写序发泄对频频发生的“书祸”的不满，特别是为刚刚处置的王锡侯和徐述夔两个逆犯一吐不平之气，这还在其次，姐夫胆敢借咒骂“造物者”影射诽谤当今皇上，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王廷赞一边看，一边不住嘴地评点。一旁的程树榴怎能担当得起，情急之下，竞指堂弟挟嫌诬蔑，非要告到官府不可。王廷赞粗通律例，深知如不能坐实姐夫大逆不道之罪，自己就要照律反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闹得天大，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随即写下状子，连同程树榴诗序以及自己对诗序的解释送县查办。在“死固未死，生已徒生而始大快”句下王廷赞注：“俨为王、徐二逆犯一吐不平”；在“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句下又加注曰：“二语之实无忌之尤者。我皇上体天立极行健同春九宇，春秋愈高，仁恩愈普，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予以显戮，普天称快。今序称‘造物’，所比何人？若谓直指天，讲天有何老少；愈老愈辣，所指何条？忍心害理，此条为最！”照这一解释，程树榴千刀万剐，死有余辜了。
案子到了安徽巡抚闵鹗元手里可作了难，究竟定程树榴“怨谤上苍”的罪呢，还是照王廷赞的解释定其影射诋讥当今皇帝？闵鹗元不敢造次，只得将案情如实奏闻。乾隆震怒之余，命两江总督萨载会同闵鹗元严审定拟具奏。但经反复权衡，他还是决定以不捡骂为好，所以谕旨说程树榴所作序文“牢骚肆愤，怨谤上苍，实属丧尽天良”，避开了程树榴借“造物者”隐喻的真实用意。萨载与闵鹗元随即跟着皇上的调子以“怨天”定拟程树榴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三法司的大臣们同意照所拟定罪，这一奇案最后如何判定的大权又回到了乾隆那里。
其实，程树榴锋芒所向，包括皇帝在内又有谁不知道呢？只差一层纸没有捅破罢了。在最后关头，乾隆竟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这一年他年届古稀，自己所作所为心里再明白不过。他决定采取直面严峻事实的老实态度，承认“愈老愈辣”云云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对当前的查办禁书深恶痛绝，为王锡侯、徐述夔一吐不平之气。乾隆在向全国臣民公开发布的谕旨中说：“若以程树榴‘怨天’拟以凌迟，尚未得其获罪实情，且无识者将妄议文网太密，而王廷赞原控中已点出之‘造物者’二句隐喻讪谤，方为全案要害。”接下来话锋一转，又说“但念其究未诋斥本朝及得罪于列祖列宗，尚不至如徐述夔之甚”，最后命将程树榴从宽斩决。
这是乾隆一生中在政治上不可多得的一次襟怀坦荡，也是乾隆一生中对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极为罕见的一次宽容。
为什么乾隆改变初衷向天下臣民公开承认自己“愈老而愈辣”，统治手法“愈出而愈巧”？
为什么对恶毒攻击自己的罪大恶极的程树榴却偏偏曲为回护，从宽处置呢？
这一切的答案，大概只有从程树榴是否准确地集中了乾隆的要害去寻找。而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只有将全国查办禁书高潮中两个最具震撼力的大案——王锡侯《字贯》案与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加以深入研究不可。
王锡侯是靠笔耕度日的知识分子。他是江西新昌县人，原来的名字叫王侯，似乎有点儿犯忌讳，就改为锡侯。二十四岁补了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了举人，以后九次来北京参加会试，全都落了榜。看到眼前碌碌风尘，茫茫身世，人生百味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但一想起“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这句古训，便又振作起来，于是发奋著书，以图留名于后世，稍慰不能跻身官场、光宗耀祖的遗憾。他写过《王氏源流》，考证出周朝列王以至黄帝都是他的远祖。还写过《经史镜》，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是“庆殃报复”，第二章的标题是“酒色财气四戒”。从这些地方可以大概看出王锡侯的作品很平庸，但他个人却自以为是“竭区区之精力”的得意佳作。这一类著作他先后编写了十部之多，而且全部付梓刊行了。对王锡侯来说，这倒不光是好名，图利的成分自在不少。他儿孙满堂，却没有一垄田地，全靠卖书维持全家的生计。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得把一处旧房典给旁人，得了一百三十五两银子。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三岁了，还亲自跑到吉安，督催他的新著《字贯》的刻印工作。
《字贯》是一部按天、地、人、物四大类统字的简明分类字典，从起草之日算起，已经17年了。王锡侯对这部体例新颖、部头可观的字典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自成一家之言不去说它，以《字贯》的发行量，就足以换些银子度过“床头金尽，瓿中粟罄”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