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乾隆皇帝在早年肃贪时，不论是山西的萨哈谅与喀尔钦、湖南的杨灏、云贵的恒文，或是山东的蒋洲、贵州的良卿、云南的钱度，甚至皇亲贵戚高恒，都是以极严厉的手段处置的。可是到甘肃冒赈案之后，皇帝的态度显然变了一些，他又想“于惩创之中，仍寓矜全之意”，行宽仁之政了。这种始严终懈的肃贪作风，绝对影响到肃贪工作的成效。
最后我们再从乾隆朝若干贪案与皇帝本身的关系来看，历史的教训可能就更显明了。云贵总督恒文、盐政高恒、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等贪官，如果不是“办贡”或供应皇帝江南巡幸，他们就没有筹措收集贡品的藉口，更不会有借机捞钱或造成亏空的可能，这些贪案可见都与皇帝有关，甚至可以说是因皇帝而起的。另外，乾隆皇帝藉大臣“办贡”来肥己实在是不当之事，但是更坏的事是他在惩贪肃贪后又抄赃入己，结果使国库与皇室成为贪赃的最大受益者。还有更可怕的是乾隆皇帝同意和珅倡设“议罪银”的法条。“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这一法条规定：凡犯有过失的地方官员，可以纳银赎罪，免去处罚，而议罪所罚银两，不交户部，由军机处催交内务府，实际上是内务府的特别收入，全部归皇帝所有，这真是为皇家开辟了大财源。近代史学家邓之诚说：“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砷，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这一连串的“索”，怎么能不造成贪污大案？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伊壮图反对议罪银，向皇帝上了一件奏章，内容要点有：近来规定，总督、巡抚有过时，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可以免其罪。这规定极为不妥，因为督抚如能自请认罚银两获得免罪，则“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冀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为他认为“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惕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尹壮图想挡皇帝财路，当然遭到指责，几乎被皇帝处死。
乾隆六十年中，皇帝不断大兴狱案，严惩贪官，杀掉不少官员；但是贪案仍是层出不穷，不能断绝。以上列举各点，似乎可以提供其中的主要原因所在了。诚如《清史稿》中说的：
高宗（即乾隆皇帝）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谬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乃营私玩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抑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然观其所诛殛，要可以鉴矣！
我个人以为这是乾隆朝贪案的持平公论。
十一、无非一念为民生
乾隆朝贪案特多，应该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改善有关。如果民间不富有，贪案显然也会较少发生。乾隆时代，在政治统治日益巩固的同时，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扬升，也使清朝进入鼎盛的时代。
乾隆发展国家经济是从“爱养民生”基调上开始的。他在即位后不到一个月，就降谕强调他了解“本固邦宁”的道理，他要“爱养元元”。他完全赞同孟子的看法，人民必须有“恒产”，因为有了恒产，才能产生恒心。百姓有穿有吃，才能“知礼义”，如此民心才能安顺，天下才能太平。但是皇帝也清楚地看到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等等，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能加广，当然就“民用难充”、“民产难制”了。
乾隆所说的“生齿日繁”是事实。清朝入关时在册的全国人口是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康熙平定三藩动乱时，全国人口约七千万。由于当年政府收丁银的人头税，很多壮丁为逃税而不报户口，所以全国人口的数字绝不正确可靠。康熙五十年代以后，政府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德政，雍正时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壮丁不需要逃税而登记了，人口统计才开始反映真实的情况。在乾隆初年进行人口普查时，竟发现已超过一亿四千万。乾隆二十七年又突破了两亿的大关。到乾隆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人口剧增，土地却没有相应地大量增加。据史料所记，明朝神宗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全国在册民田为七百零一万余顷，加上屯田五十九万顷，共为七百七十多万顷。经过清朝康、雍、乾祖孙三代的不断努力垦荒，到乾隆四十九年，量得的全国总耕地面积为九百八十万顷左右。耕地增长在近两百年中才达三成，而人口暴增已是好几倍之多了，粮食生产在当时难怪被皇帝列为重要大政。
乾隆二年五月，皇帝特颁谕旨两道，强调务农劝农，专讲“重本务本”的事，他说：“食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而耕九余三，虽遇灾年，民无菜色。”他又提到种稻、黍的方法，有“水耨火耕之异”，南方人多不谙习，北方人更不讲求，他认为这是地方官的责任，总督、巡抚等绝少“课百姓以农桑本务者”，从今以后，应该“驱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亩”，地方官必须“身先化导”。尤其北方几省对耕耘方法疏略，以致常闹灾荒，官员应详议劝民耕种办法，提高生产技术。皇帝甚至规定，督抚等官以民务农桑与否，作为对他们工作考核优劣的标准。不但如此，皇帝在谕旨里也要求有关部门编写农书，他说“农桑为致冶之本”，皇祖康熙曾绘耕织图，“以示劝农德意”；皇父雍正也屡下劝农之诏，并亲耕藉田。他认为自古以来，“为耒耜，教树艺”，都是明君应做的事，而播种的方法、耕耨的季节、防旱驱蝗之术，在各种经籍里记述得很多，也很详尽，有关官员应当把这些资料荟萃成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宜，望杏瞻蒲，无失其候”。他命令南书房的翰林与武英殿的官员尽快编纂进呈。一年之后，这部专书编好了，共七十八卷，皇帝定了书名为《授时通考》，传授一些农业的专业知识。
皇帝为了关心各地的农事收成、雨水粮价，命令官员在奏摺里向他报告庄稼生长情形、气候变化，隐瞒灾情的要受严重处分。他又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如遇水旱大灾，他都虔敬地举行祈晴、祈雨大典祈求风调雨顺。他一生写下的诗文当中，有不少是“喜雨”、“报雪”等的即兴吟咏之作，反映了他重农的思想。
皇帝除了要求地方官劝戒百姓耕种、传授进步耕作技术外，又推广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有些地区如贵州遍地多桑，但不知蚕丝之利，皇帝就责成官员雇募别省种棉织布或饲蚕纺织的专人去设局教习。他又命有些省份多植树、植棉，以利用地利。他又指示“牛为农事之本，民赖以生”，严禁屠杀，这也是有利农业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