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毫不夸张地说，为了今天的远游，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备战备荒为人民一样，自从有了远游的雄心壮志，猫头和我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紧盯着这个目标。
那年夏天，满叔从海南岛回来探亲，有三样东西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黑，满叔说是海南岛的日头晒的，我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狗日的日头是什么东西做的，硬是比我们这里的日头还牛B！二是他带回的几个麻色的球，满叔说这叫椰子，里头有水有肉，水清肉白，水好喝，肉好呷；满叔说：“猫头、猴头，你们两人共一个。”猫头拿了一把柴刀，对我说：“猴头，你扶，我剁！”我双手扶着椰子球，眼睛却望着猫头双手握把、高举过头的柴刀，觉得刀锋贼亮，亮得我头皮发麻，心窝透凉；寒光一闪，刀锋直下，我眼睛一闭，双手不由自主地松开椰子球……只听得噹的一声，心想这下完了，睁开眼睛一看：还好，手在膝盖上，只是有点抖；椰子球在石头骨碌下，打着转转，浑然无事；柴刀缺了一个口子，像一条咬人不着反而受伤的蛇，僵在石头骨碌上。猫头对这个结果似乎有些糊涂，似乎又有些生气，搔了搔板结的头发，说：“狗日的，我就不信，奈你不何。你剁，我扶。”握着柴刀，比划了好几次，我还是不敢下手：虽说我对猫头的头是有些讨厌，但是，我不敢保证，这一刀下去万一剁开的不是椰子球而是猫头的头，自己不会后悔终生，我没有这个把握。猫头却在下面催命：“剁，剁，剁，快点！”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既然你自己不把脑壳当回事，那就怪不得我啦。我将刀把一转，刀口朝上，刀背朝下，闭着眼，使劲地砍了下去。哎哟，听得猫头在底下一叫。我的身子登时软了。“快喝，快喝，水快流完了。”睁开眼，却见猫头捧着一瓣椰子朝我嘴巴边送；我眼睛一热，骂了一句“狗日的，看你硬”，接过那瓣椰子，一口就喝干了。说真的，那水赶不上我们老井头的泉水。它也凉，但是没得老井头的泉水凉得那么冰、那么爽；它也甜，但是不比老井头的泉水甜得那么正宗，有一股腻歪歪的甜味；关键是它少，一口就没了，我们老井头的泉水你只要办肚子来就是，要多少有多少，紧你的量。这就是我们——猫头和我——对椰子的意见，事后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一致通过的。第三桩，是满叔对我们剁椰子的反应。“行，比满叔强，”满叔说，“满叔第一次呷椰子，撵它喊爷。牙齿咬，不行；拳头捶，不行；双手捏，不行；脚揣，不行。后来，捡了块石头，砸；椰子是砸开了，开得四分五裂，水都流尽了，手还砸烂了。”满叔又说：“我第一次呷压缩饼干比呷椰子还狼狈。椰子是海南岛第一次呷，压缩饼干不是海南岛第一次呷……”满叔第一次呷压缩饼干的狼狈相，我们早忘了；但是，那个与压缩饼干同根而生的第一次却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说：“那一天，东方刚白，带队老师手一挥，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举着红旗，我们唱着歌，我们排着纵队；我们一式草绿色军装，我们一式草鞋，我们一式红袖章；我们挂着露珠，我们挂着汗珠，在韶山、在井冈山，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流着泪，流着泪，流着泪，哎呀，还是流着泪！”这次探亲之后不久，部队给我们奶奶送来了一个红本本，满叔再也没有回来了。满叔的长相，一天天地变形了、抽象了、淡漠了；不过，满叔的那番话，却让我和猫头每一念及就流泪、流泪、流泪，哎呀，还是流泪，难以自制。不是你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流泪；每流一次泪，那个念头就在我们的心头坚定几分：什么时候，我们也像满叔那样出发，出发！
“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对猫头说，“我们要准备。”
“准备什么？”猫头一脸傻相。
先要准备钱，我说。我们不比满叔，满叔有压缩饼干发，有火车趴；也不比唐僧，唐僧有缘化，有小龙马骑。我们没有。所以，至少要准备十块钱。
“怎么，要十块？”猫头问这话的时候活像一个猪头。
我给他算帐——我们给大人跑一次腿，从家里到小卖部，一个来回差不多一公里，通常可以赚到两粒糖珠子；两粒糖珠子一分钱，也就是说一分钱一公里；我们准备十块钱，十块钱就是一千分钱，一千分钱就是一千公里；到韶山、到井冈山、到天安门没得千公里，八百公里总有吧？再说哪，我们又不是孙猴子，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八百公里总要有几天。大人一个劳动日差不多五毛钱，我们两个顶一个大人，一天也算五毛钱。十块钱就可以走二十天，一天四十公里；猫头你想啊，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多久？走了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差不多就是四十公里呢。
“你莫讲了，越讲我越胡糊涂了，依你就是。猴头，不存十块钱我们就不走。”
一个由两个半截合成的竹筒就成了我们的存钱罐。我们把它放在门前大枫树的树洞里，树洞很深，我们不担心别人会发现。第一笔钱是满叔探亲那年秋天存进去的，不过枫叶还没有红。那年，我和猫头放落书包就捡禾线，捡了禾线就给奶奶，奶奶就喂鸡，鸡就生蛋。奶奶不吃鸡蛋。这些蛋除了换回一大家子的油盐外，还能给大家——主要是奶奶的几个孙子孙女们——打打牙祭。奶奶高兴，竟给我和猫头一人一只生鸡蛋。我们拿到了小卖部，积下了我们第一笔存款——一张1972年版的、缺了一小角的、一毛钱纸币。一次能存一角钱，发大财了。
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把楠竹筒拿出来，坐在沙地上，摇一摇，听那个响：然后扭开，把钱倒在地上，清理着我们的收获和喜悦。“三毛八了”；“九毛六了”；“一块零七了”；“哎呀，两块四毛四了”；“不会数错吧，五块七毛二！再数一遍，真是五块七毛二”……我们小声地咬着耳朵，高兴地你捅我一拳，我捶你一下。每一笔钱，我们都清楚地记着它的来历，栩栩如生。比如说，这一分钱——硬币、币面有个小凹点、1974年的——是这样来的：奶奶给我们五分钱，让我们去买两盒火柴；像往常一样，小卖部给我们两盒火柴、两粒糖珠子；我们拼命压下了涌到口腔里的口水，把糖珠子还给了他，要他找一分钱。于是，就有了这一分钱。这五毛钱呢？我和猫头摔了九跤摔来的，他五跤我四跤，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弄到一袋香油籽，五分钱斤、卖给了赤脚医生。这五分钱哦？是莲子给我们的。当然不是白给。莲子在学校得了奖——一个作业本和一盒十二种颜色的蜡笔，莲子妈就给了她一毛钱；莲子来找我们做风车。我们花了老半天才做好的：大中小三层，还带着一个风哨；风车叶子用蜡笔涂成五颜六色，迎风旋转，花作一团，风哨伴舞，抑扬有节。——莲子分给我们五分钱，不冤枉吧？
在准备钱的同时，我们还准备了地图。地图绘在一张牛皮纸上，那些地名都是有来历的。一是我们村子里的，像榨油厂、荒塘冲、胡新屋、刘老屋、清水桥，等等；二是我们亲自去过的，像斗笠冲、仙鹤嘴、万水观、马厂、唐铺，是去我外婆家的必经之地，岔子桥、犀牛湾、石龙口、黄土岭、竹鸡寨，是去猫头外婆家的必经之地；三是满叔那番讲述中提到的，像石子街、新桥、湘潭、韶山、井冈山、长沙、北京、天安门，等等；四是大人们谈天说地时聊到的，像大夫第、荷叶塘、西渡、南岳、南京、美女梳头峰、衡州府、大码头、铜钱渡，等等；五是课文告诉我们的，像沙洲坝、杨家岭、雪山、草地、美帝、苏修、上甘岭、加拿大，等等；六是样板戏告诉我们的，像威虎山、沙家滨，等等；七是小人书告诉我们的，像花果山、野猪林、长坂坡、青松岭，等等；八是……一句话，凡在我们地图上出现的名字都有根有据，不是我和猫头摸脑壳乱编的。
我们以村子为中心，画了一个十字架：最北是北京，最南是南京，最东是天安门，最西是美帝苏修。为了确定这个十字架，我和猫头争论了三天三夜，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北京和天安门。猫头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北京和天安门要在一起，要不都在北边、要不都在东边。”我说：“北京，看名字就晓得在北方；天安门上太阳升，肯定在东方。”猫头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天安门肯定在一起哪。”我说：“你爱上树下河、逃作业看电影，你爱你娘，你爱红烧肉，你爱毛主席，他们都在一起呀？”最终，猫头听了我的。这个十字架的确立，为我们准确标示那些地方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韶山、井冈山、上甘岭、沙洲坝、杨家岭、青松岭、沙家滨、新桥、湘潭肯定都在东边；大夫第、荷叶塘、西渡、威虎山、野猪林、美女梳头峰肯定都在西边；长沙、衡州府、铜钱渡、雪山、草地、加拿大、花果山、长坂坡肯定都在北边；南岳、海南岛肯定都在南边。当然，也有一些地方让我们难以决断。比如，大码头吧，据大人们讲离衡州府不远，看起来应该在北边了，但是，这个大码头不是个好地方，大人们有时骂我们：“到大码头去砍脑啊！”所以，更有理由在西边，和苏修美帝呆在一起。最后，我和猫头一致同意把“大码头”标在“美女梳女峰”和“西渡”之间。现在，我可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幅地图比我们的更详尽、更准确、更生动直观、更一目了然了。猫头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外婆的家和美帝苏修在一起。我说：“哪要你外婆住西边呢！”不过，猫头后来也想开了：“反正外婆也不在世了。”
我们要准备的还有草鞋、草绿色军装、红袖章、红旗，可多了。草鞋，我们自己晓得编，容易。原以为草绿色军装是难事，好在满叔遗有几套，别人虽然眼红，但是争不过我们，我们是他亲侄子么；长是长了点，大是大了点，但总是正宗的草绿色军装吧。红袖章、红旗可就难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着落。猫头对我说：“猴头，干脆哪天晚上我们去把学校那面红旗偷来算了。”我说：“那可不行，我们不能做贼。”后来，还是我聪明：我对猫头说，我们在学校要表现好，表现好就能入队，入队就有红领巾。果然，不久我们就都有红领巾了，高兴得猫头跳了起来。我说：“莫高兴得太早，还差呢，两面红领巾顶多改成两个红袖章，还差一面红旗。”猫头急了，死劲抓自己板结的头发，说：“猴头，你讲，吗办，吗办？”这个还不好办？我把自己的红领巾藏起来，藏在存钱罐里，哭着对老师说自己的红领巾丢了——就这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有了三面红领巾；两面可以改成红袖章，一面不用改，绑在树枝上，就是小红旗。当然，力还是费了点：对我“丢”掉那面红领巾，老师倒没说什么，我爹在我屁股上用力地打了几巴掌，说是让我以后小心点。
哦，还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忘记说了，就是唱歌。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五节课。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课：语文、数学；第五节附课：一节体育课、一节美术课、两节劳动课、一节音乐兼德育及班会课。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从课程设计来看，我们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班主任教我们音乐兼德育兼班会课，他比较注重德育，给我们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道理就像唱歌一样，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教我们音乐的时候反倒有点像讲道理，令人昏昏欲睡。但是，我们既然要远游，就必须像满叔一样唱着歌去。好在我们身边有个现成的老师：莲子。那一年满叔回家探亲，奶奶的意思是让他对一门亲走，托人介绍了一摞子姑娘，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美美丑丑，偏偏都不中满叔的意；满叔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瞒不过我们，我们知道他是看上莲子娘了。在我们看来了，满叔和莲子娘蛮般配。虽说莲子娘有了莲子，但还是和那些没出嫁的大姑娘一样鲜活、水灵。因为我们作不了主，不知道大人们最后是怎么搞的，这个事就拖了下去。那天，部队把变成红本本的满叔送回家，我们发现莲子娘没有多大哭声，但看起来比我们奶奶还伤心。莲子娘是莲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音乐盒，我们要不得那么多，从莲子那里取了几段凑成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切就绪，像大人老挂在嘴边的那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昨天晚上，我和猫头就着一碗干红辣椒，各扒了两碗饭。往常我们都会去添第三碗，这时，猫头啪地放下筷子，说：“饱啦，饱啦，不呷了。”——他的意思是说，该出发了。
“再呷一碗，就一碗。”——我的意思是说，再等等。
“不呷了。奶奶说满叔一日三餐九饭碗。我们加起来，这餐都四碗了。”——意思是，满叔十七岁时去的韶山去的天安门，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二十多了。
“就一碗，”我向他眨了眨了眼睛，加重了语气，“就一碗。”
“好，就一碗。”他点了点头，懂了。
早上，我和猫头都换上草绿色军装，穿上了草鞋。奶奶说：“呀，怎么换了这身皮？”我们说，学校演节目，我们扮解放军。奶奶“哦”了一声，没有再问什么。嘿嘿，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在大枫树下，我们按计划是要取存钱罐的；不过，莲子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这可是计划中没有的。猫头呆头呆脑要去取存钱罐，我拽了他一把，说：“走哪，要迟到啦。”
快到清水桥边了。这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去我们学校；往东，去我们家；往南，过清水桥，毫无疑问可以直达南京。按照计划，猫头用手捂着肚子，蹲了下来，“哎哟哎哟”地叫。
“怎么啦，猫头哥？”莲子问。
“可能是吃多了，今天早上我说你要少呷一碗，他硬要多呷一碗，”我按计划说，“要迟到了，莲子，你先走，到学校给我们请个假，我陪猫头到赤脚医生那里去。”
“是呀，莲子，要迟到了，你先走，猴头留下来就行了。”猫头也按计划说。
莲子看了看我，看了看猫头，突然“哼”了一声，说：“别以为我不知道。”扭头就走了。
莲子走几步回一下头，走几步回一下头，渐渐地远了，发辫在脑后一上一下，似乎在说：“别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我不知道！”终于，转了一个弯，看不见影儿了。猫头一下子挺直了身子，一把抱着我，蹦着，喊着：“噢！噢！噢！”
按照计划，这时我们应该直接过清水桥，先往南走，然后再折向东边或者北边，我们用刚刚学会的两个词给这个计划取了一名字，叫“声东击西、南辕北辙”。但是，因为莲子在大枫树下出现，我们没能够按计划把存钱罐取出来，把书包存进去，所以不得稍微修正下原计划，往东去，回到大枫树那里。
可是，走了几步，我说：“不行。”猫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分析——我这个人爱分析——道：“我们回去不要紧，万一，不，肯定会碰到大人，那就等于自投罗网，前头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
“怎么办？”猫头问。
“按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计划做，过清水桥！”
“钱呢？”
“不带了，丢掉坛坛罐罐。”
“不白准备了？”
“也不白准备。”我说，“我们带在身上是钱，放在存钱罐里也是钱，反正我们有钱，走到哪里都不慌。”
“红旗红袖章呢？”
“一个打红旗，一个戴红袖章，轮流来，刚好两条红领巾。”
“书包呢，丢了？”
“不能丢，”我说，“满叔他们拉练要打背包呢。”
“听你的，猴头。”猫头说，“你举红旗，我戴红袖章。走。过清水桥。”
晨风吹拂小红旗，初升的太阳照着我们半边面庞，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猫头在后面喊：“唱错啦，唱错啦！”我说：“没错，没错，放开喉咙唱！越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两个人的声音虽说盖不住清水桥下的流水声，但是我们毕竟只有两个人，不是大部队。
翻过天带岭，绕过三十六弯，就进入了我们陌生的领域。真是天遂人愿——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条河，公路顺河而下——所有的河水都向东流，只要我们跟着河水下，“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计划不就实现了吗？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计划！
这条河，和我们门前那条小河一样；河面不宽，像一条带子；河水浅浅的，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沙、石。突然，猫头说：“热，猴头，你热不热？”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下河去，我的心也痒痒的，说：“狗日的，真热！”
我们把书包扔到河边的草地上，脱掉草鞋，挽起裤脚，跳到了河里。真好！这水也和我们门前那条小河一样，凉爽爽的。你拊我一身水，我拊你一身水，互相追打着，我们的草绿色军装一下子就湿透了。于是，干脆脱了，只穿着短裤下到河里。
猫头竖起一根手指，在嘴边“嘘”了一下，又指了指河水，小声地说：“有鱼。”我低头一看，果然，有几尾小鱼在水里倏忽来去。我说：“是钻子鱼！猫头，你在上头赶，我在下头堵。”这钻子鱼也和门前小河中的一样，跑得贼快；有好几次，我们的手都快抓住它了，不知为什么又让它跑了。猫头气得和着身子扑下去，说：“狗日的，这下总跑不了，这下总跑不了！”可惜，还是让它们跑了。最后，我们实在累了，我说：“算了，猫头，哪天我们办个操罾来。”猫头说：“狗日的，说不定比我们先到天安门！”上得岸来，衣服还没干，河边的青草地看起来又是那么可爱，我们就向天倒在了草地上，看了一会云，聊了几句天，就睡着了。
“火车来了！火车来了……”猫头在梦中喊了起来。
我睁开眼睛，一辆“火车”——我和猫头有时管手扶拖拉机叫“火车”——正突突地向我们开来。
“快，猴头！快……”
我和猫头都是爬手扶拖拉机的好手，转眼间，就都在车子上了。车子一簸一簸的，就像我们的高兴劲儿。
“哎呀，你的鞋呢？”猫头说。
“哎呀，你的书包呢？”我说。
——车子簸了一两里，我们才发现丢东西了：我的草鞋、小红旗，猫头的书包都忘在河边的草地上了。我说，下车去拿；猫头说，算了，好不容易爬上了火车。我想，也是，反正我们打赤脚打惯了，没有草鞋还觉得方便些，并且我们还有一面红领巾，可以改成小红旗，不影响这次远游，也还有一个书包，不影响以后上学。于是，安安心心站在车上，任它颠簸着，拉着我们向远方。
手扶拖拉机在一个镇子上停了下来，司机朝我们喊：“下车，下车，不走了！”
这个镇子依路而建，两边的房子一眼看不到头，看来比我们村子里赶集的集镇要长、要大，比我们公社的也要长、要大。我们一路走过去。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礼堂，礼堂顶上的红旗。太阳斜斜地照着礼堂，把它的影子拖在广场上。看着礼堂，我们大气也不敢出，因为礼堂正面墙壁的上方悬挂着两幅巨大的画像。
“天安门，天安门！”猫头长长地吸了一鼻子气，喃喃地说。
“天安门，天安门！”我也长长地吸了一算子气，喃喃地说。
“毛主席看着我们呢。”猫头说，“他老人家边上是不是副统帅？”
“不会。听说副统帅披着马列的外衣、偷了毛主席三只鸡跑了。”我说，“应该是英明领袖，学校上次敲锣打鼓就接的他。”
“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猫头自言自语一会，说，“一定是天安门！一定是天安门！猴头，我们要升旗，我们要唱歌，我们……”
这地方，旗杆比较难找。我们在墙壁边上发现一个刷石灰字的扫帚；墙壁上新刷有一条石灰标语——“向二000年进军！”—一个个字，谷箩大，扫帚就在叹号下。猫头把红领巾系在扫帚上，举着；我们并排站着，仰视着礼堂顶上的红旗、红旗下的巨幅画像，开始歌唱：“我爱北京……”
“哪里来的野孩子！”一声暴喝突然从礼堂里响起。
猫头扛着扫帚就跑，我在后面撒开腿就逃，好像身后有一个不可名状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只要我们稍微慢一点，就会被一口吞下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也跑不动了，我们才停下来。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扫帚上的红领巾不知什么时候丢了；另一件事是我们的肚子饿得吐噜吐噜叫了。猫头扔掉扫帚，问：“猴头，你饿不？”
我们鼻子这时已经变得异常灵敏，一绺烤饼香味都让它嗅到了。这使我们的肚子更加饿得慌。我说：“我们有钱，我们买烤饼去。”
循着那一绺香味慢慢过去，在街的尾巴头，我们看到烤饼的炉子，新出炉的烤饼和一个胖胖的大婶。
“大婶，六个，一人三个。”我说。
胖大婶夹起三个烤饼，用一张油腻腻的纸包好。正要递给我们，却又想起什么似的，放了下来。“大婶，我们有钱。”猫头说。
胖大婶不说话，向我们伸出了胖胖的手。
“我们真有钱。”我说，“有十块钱，骗你我们是小狗。”
胖大婶依旧不说话，胖胖的手摊开了胖胖的手指，胖胖的手指一曲一伸动了两下。
“就放在大枫树的树洞里。”猫头说：“昨天我们还数过，十块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要不这样，大婶，”我说，“我们把……把书包押在你这里。明天，最迟后天，我们就拿钱来换书包。不拿钱来，你就不给我们书包。”
大婶点了点头，给了我们烤饼；又摆了摆手，没有要我们的书包。——这个哑巴大婶！
我们边吃烤饼，边往前走；斜阳把我们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出了镇子，烤饼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填进了我们的肚子。肚子饱了，我们又有了交谈的兴趣。
“幸亏遇到哑巴大婶。”猫头说。
“我没讲错吧，只要我们有钱，放在存钱罐和放在身上是一样的，都是有钱。”我说。
“今天，我们怕是到不了韶山了？”猫头说。
这个问题让我们一时沉默下来，闷闷不乐。我们扯一把路边的树叶，揉一揉，嗅一嗅，扔了；又扯一把树叶，揉一揉，嗅一嗅，又扔了……我们的脚步就像渐渐降临的暮色，越来越沉。
不知在抓第几把树叶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拱形的大门，门上白底黑字的招牌，招牌上方方方正正的几个汉字；我凑近一看，念了出来：“石子街中学。”
“石子街中学！”我又念了一遍，双手抓住猫头，激动地说，“石子街中学！我们到石子街中学了！”
“怎么啦？”猫头不解地望着我，一脸傻相。
“刚才在礼堂的时候，我好像看到‘石子街’几个字，还不敢相信这就是石子街了。”我滔滔地说，“到了石子街就好了！”
猫头一脸迷糊地看着我，没有说话。
“你真是个木脑壳！”我继续说：“你想想看，满叔在哪里读的书？石子街中学！满叔在哪里出的发？石子街中学！还不明白吗？”
“猴头，你莫绕弯子……”
“你还记得满叔是怎么说的不？带队老师手一挥——”我有意把“带队老师”几个字重复一遍，“带—队—老—师—！我们找到了石子街中学，还愁找不到带队老师；找到了带队老师，还愁到不了韶山，到不了北京，到不了天安门！”
“还等什么？猴头，快去找带队老师呀！”猫头边说边跑，早已冲进了拱形校门。
几个老师接待了我们，先让我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大半天，然后低声地咬了一会耳朵，互相点了点头；一个戴眼镜的、与满叔年纪差不多的女老师说：“孩子，你们稍等等，我给你们请校长去。”
“不是校长，是带队老师！”
“是的，我这就去请带队老师来！”女老师抿着嘴微微笑了笑。
不久，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表袋上插着一支自来水笔的中年男老师来了。他冲我们笑了笑，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带队老师，然后带着商量的口吻跟我们讲：“孩子们，今天也晚啦。你们先在这里睡一觉，明天我们就去韶山，我亲自带队，好不好？”
“还要去北京！”猫头说。
“还要去天安门！”我说。
“还要坐火车！”我和猫头说。
“好，好，好！”带队老师说一个“好”字，点一下头；最后，很严肃地说，“不过，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谁睡得好，我就带谁去。”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得特别好，特别香。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我们看到了从门窗中透进来的阳光，然后是穿着中山装的带队老师，然后是我们的奶奶、我爹、猫头的爹，还有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