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舆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夫孔子惧乱贼，乱贼亦惧孔子。则信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而笔削之功为甚大也。春秋以降，乱贼之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为首恶，而齐而梁而陈，无一非篡弑得国，悖入悖出，忽兴忽亡，索虏适起而承其敝，据有北方，历世十一，享国至百七十余年。夷狄有君，诸夏不如，可胜慨哉！至北齐、北周，篡夺相仍，盖亦同流合污，骎骎乎为乱贼横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盗国，虽得混一南北，奄有中华，而冥罚所加，躬遭子祸，阿□弑君父、贼弟兄，淫烝无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过也。二孙倏立倏废，甚至布席礼佛，愿自今不复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贻殃，则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惨报乎？然则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过渡时代，例以旧史家正统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
沈约作《宋书》，萧子显作《齐书》，姚思廉作梁、陈二书，语多回护，讳莫如深，沈与萧为梁人，投鼠忌器，尚有可原；姚为唐臣，犹曲讳梁、陈逆迹，岂以唐之得国，亦仍篡窃之故智与？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陈乃不忍直书与？彼夫崔浩之监修魏史，直书无隐，事未蒇而身死族夷。旋以谄谀狡佞之魏收继之，当时号为“秽史”，其不足征信也明甚。《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北周书》成于令狐德芬，率尔操觚，徒凭两朝之记录，略加删润，于褒贬亦无当焉。《隋书》辑诸唐臣之手，而以魏徵标名。魏以直臣称，何以张衡传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为乱臣贼子，而尚曲讳之，其余何足观乎？若李延寿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书之旁参，有此详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详者，兹姑不暇论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后人或讥其失宜，窃谓春秋用夷礼则夷之，李氏固犹此意也。嗟乎！乱臣贼子盈天下，即幸而牢笼九有、囊括万方，亦岂真足光耀史乘、流传后世乎哉？
本编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拾摭事实，演为是书；复因年序之相关，合南北为一炉，融而冶之，以免阅者之对勘。非敢谓是书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后尘；但阅正史者常易生厌，而览小说者不厌求详。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与！抑尤有进者，是书于乱贼之大防，再三致意，不为少讳。值狂澜将倒之秋，而犹欲扬汤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书之体例，已数见前编之各历史演义中，兹姑不赘云。
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