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姑的名字，我应该很早就听说过，只是那时尚处童蒙的我对外界的事物感知甚少，或者我曾不止一次见到居住在同一条街道上的九姑，但我对九姑竟然没有一点印象。我是在不到九岁即随着父母离开和悦洲，迁至大通上街头郑家大屋居住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九姑这名字就渐渐地熟稔起来。是在龙华池澡堂，是在码头上，或者是在夏天乘凉的石板路上，九姑的名字一次次经过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人的嘴，灌输到我的脑海中。人们谈论着九姑的美貌，谈论着九姑的身世，言谈中既有促狭，也有敬重，有时免不了会有一丝叹息。
很多年后的一个傍晚，有一个女人挑着一担柴禾从上水桥路过我家门口。她把柴禾用肩担衬在地上，同我母亲说着什么。那女人穿着蓝士令布褂子，腰里系着一条绳子，绳子上拴着一把柴刀。她的头发不是街道上女人通常所梳的那种巴巴头，而是“耳朵毛”，即齐耳的短发。虽然刚刚从西垅那边的大山上下来，但她的头发一点儿也不零乱。看她的气质，也绝不像是一个落泊而劳动的妇女。我开始知道她是谁了，那一刻，我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九姑会成为大通一河两岸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九姑。我那时已到了发育的年龄，对于女人的相貌开始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哪怕是上了年纪的女人。
九姑是枞阳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据说是在安庆六邑高中读书时，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于是就嫁到和悦洲来，而她的丈夫却在南京国民政府供职。每隔一些时候，九姑的丈夫会乘着轮船从南京回到和悦洲来。丈夫回来的日子，九姑早早就候在码头上，然后两个人就坐着一辆黄包车回到二道街的家里。这是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合的男女，婚姻的甜蜜是不言而愈的。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儿子，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儿子却是先天的大脑发育不良，其实就是大通人所说的“孬子”。人们说，如果不是这个痴呆儿子，九姑早就随丈夫到南京去了，以九姑的学识和人品，不愁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差事。但也有人说，是九姑生得太美了，她的丈夫不放心将她带到南京那样的金粉世界，宁可让她呆在已开始冷落的和悦洲二道街上。
人们向我描述得最多的是九姑与丈夫的最后见面，场景无疑是悲绝而凄凉的。那一次九姑仍然像往常一样候在码头上。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天气，如果是写小说，我会把那一天的天气好好描写一番。但有一点可以相信，那天九姑的心情一定像往常一样美好，站在码头上的她一定正憧憬着，憧憬着又一个甜蜜日子。或许，她已经为丈夫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甚至还有一瓶葡萄酒。然而此刻的九姑并不知道，这将是她生命中恶梦开始的日子，一道无情的海水，将永远地隔断她与她的丈夫。那一天由于上游的风浪，轮船迟迟停靠在和悦洲的江面上。远远的，九姑看到丈夫匆匆的身影。走下轮船的丈夫说，我是专门来接你的，现在就随我上船吧。九姑似乎明白了什么，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的老蒋已经先前撤到海峡对岸的孤岛上去了，国民政府的所有官员也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撤到那边去。九姑说，我这就回家去抱儿子。但丈夫却说，来不及了，轮船很快就会开走的。九姑说，我们总不能撇下儿子吧。九姑挣脱了丈夫，死命向家里跑去。然而，等到她抱着儿子气喘嚅嚅地来到码头，那艘轮船已鸣着汽笛驶离江面。她看到丈夫站在船尾向她挥着手，大声地喊叫着什么……
再次见到九姑，是在我下放后不久。那一次我回到街道上，是因为父亲被人陷害，落入“站街”的行列。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知道“站街”是怎么回事。父亲的事很快得到澄清，那完全是一场冤案。以我当时年轻而冲动的性格，决定要在当晚报复陷害我父亲的人。当然，我的报复计划遭到我父亲的一顿臭骂。我最终悻悻地离开街道，回到我下放的生产队去。我注意到“站街”的队伍里换了一批人，其中即有观音慈林里的尼姑释本慈以及二道街的九姑等人。九姑依然穿着那件蓝士令布的褂子，齐耳的头发依然一丝不乱，她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她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是淡淡的，既没有羞怯，也没有痛苦。
关于九姑被打成反革命，后来我听到多种说法，有说是某位丧偶的官员看上了九姑的美貌，执意要娶她为妻，但却遭到九姑的拒绝。九姑拒绝的理由是，我有丈夫，他迟早会回来的。在那个年头，就凭九姑的这句话，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她头上是再适合不过了。但也有人说，九姑被打成反革命，是因为她那个痴呆儿子的揭发。那个呆子有一天突然跑到街道居委会说，他家里有一台发报机，每天晚上一到点，她母亲就会拨响那台发报机，给在台湾的父亲发送电报。这实在是一桩惊天大案，街道上的人连夜来到九姑的家里，将九姑的家抄了个底朝天，当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就在那些人翻箱倒柜的时候，九姑像往常一样去为她家的那架老自鸣钟上发条，这时，那个呆子指着那台老自鸣钟说，发报机，发报机。街道上的人哭笑不得，全体撤退了。
我后来由铜陵招工到池州，再后来是父亲的死，大通的家没有了，我也很少再回到那条街道上。据说直到九姑年老之后，垂涎九姑美貌的仍大有人在。但九姑脸上的表情依然是淡淡的，这淡淡的表情所表达的语言早已被街道上的人熟知：我有丈夫。九姑相信，她的丈夫迟早会回来的，就像那时候一样，总有一天，轮船停靠在和悦洲的码头上，那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会迈着匆匆的脚步走下船来，于是，夫妇俩一同乘着黄包车向二道街走去。
九姑死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在九姑死前的半年里，两岸关系有了松动，一批批思乡的老兵绕道香港回到大陆，那些人当然也带来九姑丈夫的消息。他们说，九姑的丈夫在军界混得不错，他还没到退休的年龄。说到九姑丈夫在那边的生活，那些探亲的老兵们总是语焉不详。那段时间里，九姑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她瘦而枯黄的脸上开始有了红润，九姑死水微澜的心里开始漾起生命的浪花。那一天，一封来自海峡对岸的信被送到九姑的手上，一张相片首先落到地上。那个被一群后辈拥在中间的男人仍然高大而且英俊，她注意到，紧紧靠在丈夫身边的，是一个看上去还相当年轻的女人。丈夫在信中说，虽然被一道海水阻隔，但他没有一天不思念故乡，没有一天不思念故乡的亲人，他说他真想回到和悦洲来，看一看和悦洲的沙滩，尝一尝小菜园的青菜，只是，他现在身不由已，一时不能回来。九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她告诉丈夫说，她和儿子在和悦洲生活得很好，她要他好好保重身体，别再挂念她和儿子。丈夫不久又来了封信，信中说他正托人替九姑和儿子办理绕道香港，前往台湾探亲的护照，相信不久他就能与九姑见面的。
九姑最终没能等到绕道香港前往台湾的护照，据说九姑最后的死是因为胃癌。有人说，九姑虽然是个知识妇女，但这几十年来的遭遇，她俨然已是一位劳动妇女，以她的健康，活到九十岁应该不是问题。于是有人说，九姑是被那封迟迟到来的信件以及夹在信件中的那幅照片击倒的。
像很多相同命运的妇女一样，九姑看上去活得坚韧，但她的内心却是不堪一击的。
201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