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雅风之间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家里的那几样瓷器，便是雅风送给父亲的礼物。
那一年，雅风的一个儿子结婚，要找人打一房家具。雅风是老家一带赫赫有名的士绅，想巴结他，并从他那儿得些实惠的人多了，但雅风却偏偏看上了远在和悦洲的父亲。
据说雅风儿子的婚礼办得十分排场，仅从景德镇订购的瓷器就多达十几个挑子，但父亲却没有参加雅风儿子的婚礼，打完那一房家具，父亲就回到和悦洲去了。那时候，父亲把家安在老家横埠河，自己却独自在被人称为小上海的和悦洲闯荡江湖。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着手创办自己的木器铺子，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有人说，你何不找雅风暂时借贷一下？但父亲说，有多少粉，就做多大的粑。其实那时候老家一带找雅风借钱借粮的人太多了，每到三春季节，雅风就打开库门，让伙计们敲着铜锣沿着河埂唱歌样叫着：“有揭不开锅的，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到大先生家来啊！春借秋还，万事不难。”雅风一般只安排两名伙计在现场，一名记账，一名量斗。只是那记账的并不认真在他的账本子上，量斗的一斗挖下去，用尺子从斗上轻轻刮过，平了，再用手捧一把，将那量斗堆成一座山。到了秋后，有来还的，也有不来还的。来的，雅风一律留饭，没来的，雅风也决不派伙计去催要。所以后来土改时，雅风被定为开明地主，不仅没有受到像新中国建立时所有剥削阶级一样的无情镇压，反而被人民政府请去做了一名参事。
我父亲偶尔高兴时会给我们讲一点他的经历，一些泛黄的老故事。他说雅风的家里当时各路人都有，国民党来了，他奉为座上宾，共产党来了，他一样客客气气，而在日伪时期，他的家里甚至藏过一些枪支弹药，据说就是为当地游击队准备的。当然，假若有日本人来了，他照样大鱼大肉，迎进送出。雅风八面玲珑，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用佛教的话，他算是开悟了。雅风的这些故事，后来被我写到一部长篇小说里，小说中主人翁朱子尚即是雅风的原型。
解放前夕，雅风将田地大部分以极便宜的价钱卖掉或一文不值地送人了，接着他在和悦洲下洲头盖了一间普普通通的两层小楼。大概也是在这时候，父亲与雅风才有了真正的交往。父亲经常受邀前往雅风的那栋二层小楼喝酒，父亲说，雅风家的餐具茶具都是一些上好的瓷器，连尿壶也是从景德镇订购的，看上去极其精致。有时候，雅风会邀一些朋友来他的小楼打牌，遇到三缺一时，便拉上父亲。雅风说，你只管打牌，陪客要紧，输赢的事，别放在心上。后来有人评价我父亲说，老人家身上有一股儒雅之气。其实，我父亲并不识字，如果说他身上的确有一些所谓儒雅之气，一半得之于我做塾师的祖父，一半得自于与雅风的交往。
雅风死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一直没有见过雅风，或者见过，忘了。雅风死后，经常光顾雅风家的就是我母亲了。我时常跟着母亲去雅风家串门，雅风的女人小脚、微胖，说话轻声小语，她称我母亲三嫂——虽然她的年龄大我母亲一轮。除此，我对这一家人再无别的印象了。
大军过江后，和悦洲的风声也一天天紧了起来，一天，雅风找到关门口我父亲的木器铺里，说要将一些东西存放在我家。我父亲当然没有不答应的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雅风的一场虚惊。和悦洲解放以后，雅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甚至还成了政府的红人。风声平息下去，父亲自然要把雅风存放在家里的东西完璧奉还，雅风为感谢他，便将几样瓷器作为酬谢。现在无法知道雅风送给我父亲的瓷器有哪些，但我的记忆里，那时家里相对值钱的瓷器有以下几种：龙盘一只，帽筒一对，托盘一个，烫酒壶一只，食品罐一只。这些瓷器中，以那只龙盘最为珍贵。那是一只椭圆形盘子，盘中粉彩戏日双龙呼之欲出，荷叶形盘口镶着金丝，可见做工之细。那只托盘看起来有些笨重，但釉面光洁，给人沉稳和厚重之感。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那只食品罐是道道地地的青花瓷，罐体上描着才子佳人图像，述说着一个当时我尚不明了的传奇故事。那一对帽筒以及食品罐就一直摆放在家里的条几上，后来父亲又以极便宜的价钱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只老自鸣钟，自鸣钟就摆在那一对帽筒中间，让我们这个贫寒之家陡增几分富贵之气。只是那两只以前装整鸡整鸭的盘子，自到我家后，就只能装些青菜萝卜之类了。嚼着这些最平常的东西，父亲有时会自我解嘲说，可惜了这些瓷器，只是落错了人家。
有一年清明节，母亲蒸了一锅米粉肉，放在那只龙盘中，袅袅地冒着热气。一家人正待伸箸解馋，一个街道干部光顾我家。这人或许只是无心，但却说了一句让我母亲心惊肉跳的话，他说：“谁说现在地主被打倒了？这不就是地主的生活吗？”我父亲很傲气地说，土改过去几年了，想做地主也难了。
1966年刚开始“破四旧”，大哥就把那只食品罐上的才子佳人用红漆涂了，写上毛主席语录，随后，大哥参加了一个造反兵团。他似乎觉得，革命需得先从自家革起，于是，那天下班后大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只被涂上红色标签的食品罐扔到门前的石板路上，随着一声脆响，那只不知始于何年的瓷器就这样寿终正寝了。紧接着，大哥又把那只龙盘毫不犹豫地扔到大街上。那天下午，父亲嘴里咬着一支烟袋，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尊雕像。大哥的“革命”并没能让自己的家得到保护，在一个深夜，一群人闯进我家那间破阁楼，大哥靠在门框上，眼睁睁眼地看着他的战友们将家里抄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大哥“革命”热情的消失大约也就在那天晚上。
父亲辛苦一辈子，并没能给子女们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直到我们在大通的家不复存在，大哥将那些比他还年长的破烂家具一车子拉到铜陵去了。那一对帽筒归了大妹，托盘小妹留下了。归到我名下的是一只缺了盖的烫酒壶。虽然这只烫酒壶残破不全，但它却薄于蛋壳，色泽细腻，温润可人，壶底下烧着“民国二十三年雅风治于景德镇”字样。
这只残存的瓷器一直放在家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只是偶尔打扫卫生时，我会发现这只布满灰尘的小玩艺。知道它并不值什么钱，也没有多少收藏价值，但它到底是父亲遗下的东西，于是便精心地将它揩擦干净，再次放回那个不起眼的位置。
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