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收获》发表第一篇小说，不排除情感人缘的因素
蔡：我记得你在一九七六年的《江苏文艺》上发了一个散文，叫《向前进》。那是你发表的第一个作品吧？
王：对。
蔡：你的作品分散发表在全国大大小小众多的文学刊物和报纸上面。我想问你：哪些刊物在你的创作中提供帮助最大？
王：在我的创作中，比较重要的刊物，一个是《收获》，一个是《钟山》。它们比较重要，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它们很早就发表了我的作品。当我还嫩，连我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时候，它们就很乐意发表我的文章；第二，它们都发过我的实验性作品。就是说，别人退稿回来，不能接受的，它们也都发表了。然后到现在，我可以说，这十年以来，我都是把我最满意的作品交给这两个刊物。比较起来，《收获》因为在上海，离我近，量更多一些。《钟山》它因为比较远，量相对少一点。但是性质是一样的。
蔡：你是一九八〇年开始在《收获》上面发表作品的，那是《收获》在“文革”结束后复刊的第二年，你是当时比较早的一批《收获》的作者。你当初是怎么跟它联系上并且在它上面发表作品的？
王：我很幸运。《收获》是一九七九年才复刊，而我是一九八〇年才正式开始写小说的。一般说我一九七六年开始发表作品，那其实是散文。后来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正式写成人小说是从一九八〇年开始的，而一九八〇年我就在《收获》上面发表了。原因有一些，我想蛮主要的一点是我母亲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她那时在《上海文学》，和《收获》有一些关系，我母亲就在《收获》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收获》有一个老编辑，叫郭卓，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是我母亲的老战友，很好的朋友。我要感谢当时那个时代，那时的文学热潮把我们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推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些老编辑对我们都蛮好的，蛮关怀的，对于年轻人写来的作品，他们都很有兴趣的。记得当时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有很多时间可以写小说。我有一个小说，马上就想到交给《收获》。《收获》的编辑看了之后，郭卓他们还是满意的，叫我修改了一下，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我在他们那边发表的第一个小说，叫《广阔天地的一角》。其实写得很嫩很嫩的，但是他们也发表了。我觉得这一点《收获》很好。接下来，我的第一个中篇也在他们那里发表，叫《尾声》。这是我第一次写的中篇。然后，我写的第一个长篇也是在它上面发表的，就是《六九届初中生》。我跟《收获》很有缘，他们对我很好。当时郭卓在那里当编辑，我认为这里面也不排除感情因素。
蔡：就是由于人缘上比较密切的关系，可以比较顺利地把你的作品传递过去。
王：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作品还是满意的，至少是觉得我是有希望的，觉得我的作品有一些个性。当时我的作品不是最好、最深刻的，可是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来看我的作品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的编辑有一种很开阔的眼光。他们不像某些刊物的编辑很狭隘。我在文学讲习所的时候，有些刊物的编辑就来约稿，他们都是找当时那些比较出名的，得过奖的，比如张抗抗、孔捷生、蒋子龙，他们对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来向你约稿。他们都很客气，但是就是不向你约稿，好像跟我们约稿挺有风险似的。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收获》挺开放的，挺敢冒险的。
蔡：就是说你的作品本身的资质是不错的，起码够得上在《收获》上发表。
王：这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从《收获》的角度来讲，他们完全可以发表一些气势更加恢弘更加深刻更加关注社会人生的东西，而我的作品的题材在当时不是很主流的。我觉得他们发表我的作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的作品很有趣。至少和别人的不一样。至于究竟有多好呢，确实也不见得。
蔡：我读你早期的作品，总是感到作品中有一双求知好奇的眼睛，充满了对周围、对他人、对环境、对社会的困惑不解，常常通过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的心理活动传达出来。那种纯真、把平凡的生活和感受写得富有诗意，显得很美。而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整个文坛大多数是在清算文革和倾诉悲情。你的作品与别人的是有些不一样。
王：大概就是这样被他们看中了。你看我当时写的长篇，就是非常个人化的长篇。当时别人全都是关注社会的，写非常深刻的东西。我很幸运碰到好编辑，他们视野很开阔。
我在《收获》发表作品的几位责任编辑
蔡：你开始写的成人小说，你的第一个中篇、长篇，等等，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谁是你的作品的责任编辑？
王：郭卓。
蔡：除了郭卓，还有没有别人介入进来的？
王：她后来就退休了，具体时间我也弄不太清楚。有时候，郭卓在，还有别人，很多人一块谈。我记得谈长篇的时候，程永新就一块谈了。然后我的作品就是肖元敏任责编。《叔叔的故事》开始好像就是肖元敏负责的。我没有太清楚的界线划分。现在是肖元敏跟我联系的，已经有好多年了。可以说，在郭卓的时候，我的作品都很嫩。到肖元敏的时候，我的作品就比较成熟了，像《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纪实与虚构》、《富萍》。
蔡：早期郭卓是你的作品的责任编辑，那么她对你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王：《收获》的编辑特别好，他们不像有的编辑那样给你一些很具体的意见。他们也叫你修改，但都是很理解你的立场，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很尊重你的意见。我好像在《收获》那里没有经过太艰苦的修改，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只有一篇是被退稿的，就是我到美国后写的《访美日记》。他们觉得太琐碎了，完全像豆腐账那样的，并且是那么大的篇幅，有二十万字。退稿，我也能够理解。
蔡：被退的这个稿子，后来好像在哪里见过？
王：后来全都发了，好像是在《钟山》上。
蔡：肖元敏比较长时间是你的作品的责编，请谈谈她在你的创作中发挥过什么作用？
王：应该说，我到肖元敏时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已经不轻易向我提修改意见了。他们很尊重我。只有一个《纪实与虚构》。《纪实与虚构》是被《当代》退稿的。我觉得编辑和编辑特别不一样。《当代》退我的稿，我觉得理由特别不充分。第一，他们只看了前四章，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看。第二，他们没有理解我的作品，他们以为我是在写自传。你要退我的稿，我完全能够接受，你要从头看到尾。并且这个稿子是《当代》约的。我就把这个稿子拿回来，交给《收获》。我说，你们要发就发，不发，我到别的地方去发。肖元敏征求李小林意见，李小林看到第七章还是第八章，她开始激动起来了。她说，看到现在我明白王安忆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写这个东西。但他们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希望短一点。三十四万字，这种题材很不适合分两期发，因为它没有一个很连贯的故事，在一期发又有困难。他们希望我能压缩，肖元敏跟我谈的。我就压到了二十一万字。后来《纪实与虚构》就有了两个版本，二十一万字的一个版本，三十四万字的一个版本。二十一万的版本在台湾出了书以后，还得了他们《联合报》的一个大奖。我就觉得，好编辑愿意给你提供实验的基地。
蔡：这个作品跟你以前的创作有点不太一样，带有实验性，《收获》能够接受作家在变动过程中创作的作品。
王：我觉得《收获》很开放，敢冒险。很可能不成功。并且当时还是一个大刊物的退稿。李小林这个人品味很高，而且她很开放。她很善于接受新的东西。
我有争议的作品都没在《收获》上发表不是事先有意回避
蔡：你的作品有的给《收获》，有的给《钟山》或者别的刊物，事先有没有考虑过哪一种类型的作品给《收获》，哪一种类型的作品给《钟山》或者别的、其他的刊物？
王：到后来，我也是想过的，我总是觉得我应该把自己比较重要的作品给《收获》，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刊物，不给它，有点糟蹋了。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能愧对它。我绝对不会把一些自己没有什么把握的作品给它。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尽管《收获》的稿费不是最高的。但是给了《收获》，大家就不计较这个事情了。
蔡：你有一些也是很好的作品并没有在《收获》上面发表，其中从大的到小的都有。
王：《长恨歌》没有在它上面发表，这里有些具体的原因。一个当然是《钟山》要稿要了很长的时间了，还有一个具体原因是《收获》刚刚发表了我的《纪实与虚构》，我不能老把那么长的篇幅交给人家，我不能为难他们。这两个作品挨得很近，一年写了一个。当时《收获》也觉得最好是给中篇。并且《长恨歌》写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评上奖那是五年以后的事情。紧接着《我爱比尔》又是给了《收获》。
蔡：还有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作品，比如“三恋”、《岗上的世纪》、《小鲍庄》，等等，都没有在《收获》上发表，请你谈谈有没有什么具体原因？
王：这都有契机的。比如《小鲍庄》，当时《中国作家》创刊，冯牧说安忆得给我一个作品，那我就给他这一篇了；“三恋”也有具体原因，不是有意不给《收获》发表。我们写东西像还债一样，有时候在我这里挂号挂好久了，就有个先来后到的考虑，所以，《荒山之恋》给《十月》发表，然后《小城之恋》给了《上海文学》，《锦绣谷之恋》给了《钟山》。
蔡：《岗上的世纪》也是发在《钟山》上。这里面是不是考虑到那些刊物比较能接受那一类型的作品？
王：不！不！没有这样的考虑。那时是1986年，肯定《收获》刚刚发过我的什么作品，会有一种节奏上的考虑。
蔡：但是回顾你至今的创作，给人的印象还是觉得：你个人有争论的作品都没有在《收获》上发表过。
王：这都是发表以后发生的事，当时谁都不会觉得会有什么争论。
蔡：比如“三恋”，在你个人的创作中，有着比较明显的不同以前的因素，起码是比较明确的带有探索意义的，你在送这些作品到哪个刊物发表时没有自己内心的考虑？
王：好像没有。当时好刊物很多，不像今天这么乱，我们发表作品也不会老是盯住哪一家。像《文汇月刊》、《作家》、《北京文学》都是很好的刊物。
与我成长有关系的刊物有很多。我也被退过稿
蔡：《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曾经发过你的成名作《雨，沙沙沙》。
王：这篇作品先被《上海文学》退的稿。
蔡：由于什么原因？
王：说这种题材太小了。觉得事情很小，有点像私小说一样。这也是我妈妈拿过去的。
蔡：你说过大概到八十年代中期时，你的创作比较成熟了，比较有把握了，你是不是把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小说交给了《收获》发表？
王：八十年代还不是那么突出。八十年代好刊物很多，我们的选择面特别宽。到九十年代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到九十年代，很多刊物都不行了，只有《收获》还站在那里，它是唯一不做广告的。其他好多刊物的封底总是有个莫名其妙的人的照片在那里，是什么企业家之类的。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作品要发表就有一种特定的选择。和我成长比较有关系的刊物有《十月》、《上海文学》、《钟山》、《收获》，还有《雨花》，都是和我个人关系比较亲密的。包括《文汇月刊》、《当代》，当时我都考虑进去。但是一旦伤了感情，就很难再有联系了。
蔡：那之前你在《当代》也很少发稿子？
王：给过它一篇《命运交响曲》，还差点得了奖。所以没有得奖，是因为《当代》已经得了很多奖，就让给了《钟山》，《钟山》发我的《流逝》得的奖。
蔡：不同刊物的风格不一样。像《当代》这份刊物，它给人的印象或者说它的编辑风格是，比较突出对社会现实的捕捉，较关注重大题材的写作，而你是一位比较钟情于个人化写作的作家，对细节和小事投入较多，会不会因为这些原因，不容于《当代》？
王：倒也不是这样。到八十年代以后，我的小说被大多数刊物广泛地接纳。没有哪个刊物会从这方面考虑来退我的稿子。主要是《纪实与虚构》是个长篇，如果是个中篇，他们也许愿意接纳。长篇占的版面太多了。
《长恨歌》是先在台湾红起来的
蔡：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实在不容低估。作家很难摆脱诱惑，沉潜于经典作品的写作。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王：我倒觉得现在蛮好。各人情况不同，有的人欲望高一些，有的人物欲强一些，还有的人对现实生活更感兴趣，但我这人对现实生活不太感兴趣。这些都不太会影响到我。我比较喜欢写作，写作更合乎我的性格。
蔡：我们再来谈谈你的作品。《长恨歌》发表在《钟山》上，王干是你的责任编辑吧？
王：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是王干。当初我是交给徐兆淮的。他们来了一大伙人，有傅晓红，王干，还是徐兆淮。我都不知道谁是责任编辑，我还以为他们都是责任编辑。我跟他们的联系不像和《收获》这样亲密。
蔡：是王干。王干对我说过，江苏本身没有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而他编辑的《长恨歌》却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不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吗？何况是《长恨歌》这样优秀的作品。他说，很奇怪的是，当时发表出来以后，有一段时间静悄悄的，文坛没有任何反应。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王：其实他们拿到《长恨歌》，也并不以为是一部重要作品。我的《长恨歌》一共三部，分三期发，每期发一部，不是正好吗？可是他们的版面很奇怪，每次都把尾巴给切掉。比如第一部，后面有几千字发不了，他们把它挪到下一期发。第二部前面加了几千字，第二部又发不完，把后面的一万字又挪到第三部去发。我本来很整齐的三部，结果弄得很零乱。我觉得他们当时也没有预料到后来会有那么好的效果。在技术上，他们也没有下工夫做。所以，说实在话，从刊物上看，觉得好的人并不多。长篇很忌讳这样连载，又是双月刊，过了两个月看一期。前面看的都忘记了，谁会回过头去找呢？但是《钟山》和我的感情倒是蛮好的。他们怎么做，我都不会有意见的。他们后来说，在我们这儿发吃亏了。我说，不能这么说，唯一不满足的是，你们应该弄得整齐一点。《长恨歌》是先在台湾红起来的。我们大陆这边根本没有反应，台湾那边却大红大紫，当年就给它一个奖。
蔡：王干不满意于作品的悄无声息，他极力鼓动《钟山》编辑部还专门跑到上海作协开了一次《长恨歌》的研讨会，人家都有些不太理解。并且，在会上发现好多人都没有读过这部作品。
王：对。就是在这同时，台湾非常红。王德威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在《中国时报》上连载。可以说《长恨歌》是先在大陆之外红起来的。从九十年代开始，我的作品繁体字版本全部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出版。我在《钟山》发表作品的时候，我的稿子已经给台湾了。他们立刻出书。当年就得奖，是《中国时报》的年度作品奖，搞得非常轰动。并且香港立刻把版权买去。《中国时报》整整第一部连载了。在《中国时报》上连载十万字的作品是非常难得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说，我们的反应是很慢的。台湾读者一看就非常喜欢，销售量很好。《中国时报》整个副刊都被我占领了，一个月连载，然后评论文章一直发出来。你看这影响有多大。
蔡：在这之前，你的作品有没有在台湾发表过？
王：很多。也有书评，也有些好评，但是没有像这样的。
《收获》影响了几代人，现在愈发显出它的重要性
蔡：你和那么多刊物有过联系，我想着重问一下，你对《收获》这本杂志是怎么看的，它在大陆当代文学中的影响以及在当代文学期刊中的位置？
王：我觉得它肯定是最好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它了。记得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很破旧的《收获》，上面有一些当时的小说。
蔡：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你看过当时发在《收获》上的一篇叫《大学春秋》的长篇小说，还挺激动的。
王：《收获》对我们的影响是几代人的事情。到现在来看，它更重要了。别的刊物都已经商业化了，就它还坚持着。很不容易。它有一种标志，觉得文学是可以离开商业的。它也不做广告，它坚持纯文学的道路。当然对于具体的作品，可以有它的角度和理解的不同。“文革”前，我母亲在上面发表过作品。
蔡：你母亲发过《高高的白杨树》、《回头卒》。“文革”后又发了《草原上的小路》、《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你的火种呢》等。我们提到《收获》有能力摆脱商品的侵蚀，走纯文学发展道路，以它的历史、资格、主持人的威望，它可以不做广告，不像其他刊物那样需要靠其他辅助条件来刺激读者消费、引起读者关注。
王：其实我觉得刊物未必是坚持不下去。我的意思是，《收获》得天独厚，它有巴老，更方便于做事。可是，我觉得其他刊物做点广告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能丧失文学的地位、文学的立场，现在很多刊物变得四不像，像本时尚杂志，搞豪华本，整个变样了，我不晓得现在还有什么纯文学杂志。我觉得文学和时尚结亲，结果就是降低文学的位置。
蔡：我们已经讨论了《收获》以它的实绩证明了文学可以从商业的氛围中独立出来发展的。我觉得《收获》更多地坚持了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是从现代文学延伸过来的，从巴老、靳以那代人那里传下来的，而巴老、靳以又是从他们的前辈，像鲁迅等大师那里接受了精神信念和思想魂魄。这就使得这份杂志超越于其他刊物，带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收获》和其他刊物那样正在经受商品化、市场化的强烈冲击，而它给人一种保存精神传统的火种不至于熄灭的悲壮意味。从作家的角度，请谈谈你对文学期刊受到市场经济影响的生存、发展出路。
王：有时候需要创造条件。从作家来说，《收获》肯定是很有竞争力的，很多作家都把好作品给它。它不必像其他刊物那样去求、去拜、去等，它的稿源没问题。从《收获》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地位。《收获》先天条件好，而且一代代编辑也做得很好，没有哪代编辑把它糟蹋掉。糟蹋起来是很容易的，很快就会走下坡路的。
蔡：换个角度，我们来看看《收获》和其他刊物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把《收获》跟其他刊物区别开？
王：最初是改稿，它不像其他刊物那样，好像脱离了你的立场，叫你改成另外一篇稿子似的。《收获》很能理解你的立场，尊重你，它希望你表达得更好一点。到了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作家，说实在的，已经不能很客观的看待问题了。个人感受也不是很客观了。很多刊物都不会拒绝我们的稿子，很多刊物都在向我们要稿子，很积极地索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选择刊物的问题，那我自然是选择《收获》。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不像很年轻的作家那样，很可能到处碰壁，才碰上《收获》。处在被选择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差异，现在差异在我们身上体现得不是很强了。
蔡：对刊物的感觉已经比较迟钝，麻木了。
王：肯定不是很客观了。
蔡：请再谈谈《收获》和其他刊物不一样的地方。
王：肯定是不一样了。它肯定是最好的刊物。这是相辅相成的，它发表最好作家的作品，它自然就变成最好的刊物，然后，最好的作家就要找它。别的刊物也难怪，比较软弱，但也没办法。
《收获》也遇到过困难，但它挺过来了
蔡：一本刊物的生存发展与它的主持人、主编很有关系，从你与《收获》杂志长期接触的印象，请谈谈你对《收获》杂志的主持人、编辑的看法。
王：《收获》的主持人很有眼光，坚持纯文学的立场，就像我前面说的。《收获》历届的编辑做得很好，没有把《收获》糟蹋掉。每一代主持人都坚持下来，保持下来，没有改版，不登广告，像接力棒一样接过来了。《收获》也会有很困难的时候，像有一阵子，借了很多钱坚持办下来，如果它当时转一转，也就不会有今天。你就得把困难度过去。现在看来不是度过来了吗？
蔡：请具体谈谈你对现在主持人李小林的看法。
王：她挺不容易的，她一直坚持看稿，每篇稿子，她都看，关键的稿子，她都要找你谈的。作家跟作家不一样。有些作家是特别需要编辑的。李小林改某个作家的稿子是这样的，把他叫到家里，改好一张，她看一张。有些作家，思想非常混沌，需要编辑帮助梳理。还有很多作家是不清醒的，也需要好编辑的点拨。所以，好编辑特别重要。现在就缺好编辑。
蔡：你觉得《收获》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借鉴其他刊物的？
王：不要借鉴。它就这样蛮好的。
蔡：现在，在商品经济和习惯体制的夹击下，刊物的生存很困难。
王：《收获》已经不成问题。它已经把生存难关度过去了。这是中国文学界值得高兴的事情。它当时发了史铁生的长篇，分两期发。这部长篇读起来很艰涩的，简直是对人的智力的挑战。它都能做到。
蔡：你读过很多书，而且对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也很关注，请谈一谈你比较感兴趣哪些刊物或者哪些作家的作品？
王：《收获》肯定都要看的。现在好刊物很少。有一本《外国文学研究》，里面总会有一、两篇好文章，研究性比较强。《上海文学》也要看的。《小说家》现在改版改得很讨厌。《大家》看起来很讲排场，但没有几篇好文章。《钟山》要看的。《十月》这两年没有组到什么好稿子。《中国作家》是不看的，都是报告文学。《当代》还是看，但是好文章也很少。一些小刊物，我倒是挺注意的，东北大庆有一个月刊，叫《岁月》，它倒是坚持文学道路，发了很多好的短篇小说。要是给我寄，我就看。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选刊》蛮好的。
《收获》可以以它的权威性来引导阅读潮流
蔡：我们来谈谈刊物的生存和改版的问题。你对刊物的改版似乎不太满意？
王：我不喜欢那些改版的。
蔡：有些刊物的改版实际上是很被动的，是由于生存危机不得已而为之。改得成功的刊物比较少。但也有刊物通过改版办得比以前甚至更好，可还是卖不出去，发行量始终上不去。
王：但是有时候是陷入误区。另外一点，我觉得市场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现在市场跟着潮流走，那都是一些商家操纵的。比如说流行色是谁定的？就是商家定的，就是服装商定的，并不是自然需要的。都是一种人为的暗示，今年流行黑白，明年流行灰色，都是被操纵的。我们现在都被很低级的趣味操纵着，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收获》给人希望，它至少以它的权威，可以操纵某种程度的市场。
蔡：你的意思是，刊物只要办得有特色，有个性，应该还是有立足之地的，刊物是可以被人操纵，可以以办刊人的思想、权威性来操纵的。
王：轻易地改版实际上损失非常大，它把自己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包括它的声誉，包括它的读者。刊物这么多年办下来，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改版后把品牌也毁于一旦。
蔡：那么是不是应该坚持已经有的特色，同时也应该注意市场变化，了解行情，找到读者的兴趣点，进行一些适当的必要的调整或者改版。我想，这还是一些比较欠缺优势的刊物应该考虑的。
王：我是说，差的刊物随便它怎么改。但改版一定要慎重。一些好的刊物千万不要改版。我们现在特别盲目，都是针对青年，因年轻人是盲目消费群。我们现在的刊物都是给青年看的，什么怎么取悦男人啊，怎么打领带啊，怎么化妆啊，或者一些小情调啊，都是迎合青年的。实际上中年、老年也需要读刊物，并且还是很大的群体，但是我们的刊物都把他们放弃了。不是市场不好，是操纵市场的人不好。我个人不同意改版。《作家》是最惨的，以前办得多好，甚至比《上海文学》还好，你看现在改成什么样子，有谁会去看。
蔡：不少刊物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是很无奈。没有特色的，找不到出路；有点特色的，又没能坚持下去，随意地改版，把原有的优势也改没了。到底要不要改版，恐怕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觉得关键是刊物对自身认识不清，缺乏自信，缺乏对读者的信任，对今天的文化环境没有准确的认识，对读者、对市场、对未来的发展的理解十分模糊，才会轻易地进行改版。
王：我的理解是，是不是那么无奈？主要是编辑的趣味问题。现在很多编辑都喜欢市场。编辑的趣味就是这样，还能再去要求读者什么呢？刊物的品质、知名度都是长年培育起来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是不懂市场，市场是有它的规律的。很多刊物办得不好，和现在编辑的素质不高有关。
蔡：再来看《收获》，更加觉得它的不同寻常。它坚持原有的个性、风格，不随意摇摆，不轻易变化，但是又让人感觉到它的生机与活力，显得沉稳、成熟，同时又能焕发出鲜亮的色彩。这就是《收获》的魅力，这就是《收获》受欢迎的独到之处。
王：要把已经有的积累好好保护着。那些改版的都把积累的东西扔掉了。在这个变动、急促的时代，你又能建立什么积累？你又能储存什么？很难建设的！除非你是个全新的刊物，那我没话讲。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到这个时代上。个人是有责任的！
蔡：主持刊物的人是很重要的。
王：当然。我觉得现在编辑的素养不够好，特别容易变，变来变去，一会儿喜欢一个样，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跟素养有关系。
开辟专栏的目的和开辟专栏的技巧
蔡：我们还回到《收获》杂志的话题。它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小说和散文、随笔两大块，已经很长时间都是这样的。
王：最近《收获》的对话专栏开得不够好。
蔡：我想它推出这个或者类似的专栏，大概是想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想淡化一点文化苦涩和沉重的意味，我们知道《收获》向来有不少文化随笔专栏，大概通过比较大众化的专栏，谈论与大众比较相近的或者是大众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来刺激大众的阅读与喜好。可能是对于今天市场的变化，读者阅读趣味偏于轻松、追星狂热的基本判断，才推出类似的栏目。有所变化，与时俱进，我认为是一个刊物能够不断超越、不断发展的编辑策略的体现，只是所有的变化不能背离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能降低自己的审美品味，否则就会落入庸俗化、粗鄙化的陷阱，会导致媚俗、迎合的弊端的抬头。变化，必须在比较准确地了解读者、感悟文化环境、熟知创作者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必须有一定的远见，光有革新、求变的思路还不够，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要慎重行事，特别对于已经形成一定风格、有一定优势的品牌刊物，不要因为变化而丧失多少年来已经积累的丰厚财富。我个人不一概反对改版、变化，而且对于不同的刊物要不同对待，要有不同的对策，不要只跟潮流，不要完全顺从世俗，不要专门迎合时尚，要变出精彩，要化出优势，要改出水平。
王：什么是潮流？这些潮流质量又不高，跟什么潮流。瞎搅和！后来自己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沉下去了。我还是觉得《收获》对话专栏不精彩。
蔡：废话太多了。可以更精练一些。
王：就因为你们是名人，就有权利让大家来听你们的废话？
蔡：有两个专栏坚持了很多年了，就是《人生采访》和《河汉遥寄》。
王：那就把这两个专栏坚持到底好了。
蔡：还有一些其他的专栏，余华的，叶兆言的，还有余秋雨、李辉都在《收获》上开过专栏。
王：叶兆言的专栏不错，余秋雨的还可以，李辉的算比较好的了。以后要开专栏应该把稿子全拿到手以后再开，一期期写太冒险了。
蔡：这不是《收获》一贯的做法，开专栏只是事先跟作者沟通一下，然后随着作者的性子去写，《收获》不强求你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当然受到作者的欢迎了，但这样的结果有时就会失控，有写专栏文章经验、负责任的、较为成熟的作者就写得好，像李辉的随笔，越写越好，另外有一些不敢恭维。《收获》开专栏都是请名家、名人来做，有名人效应在，会让读者感兴趣，但是有些尝试也存在把握不好的现象，像你刚才说的对话专栏。
王：专栏真的要慎重。
蔡：《收获》不是那种迎合读者的刊物，从这么多年来它的追求可以看出它的品味一直是比较高的。目前《收获》的变化，透露出编者希望有所更新而又还没有找到更多途径更好路径的信息。《收获》不断在继续探索，这是它近年来的变化提供给我们的事实。一般说来，《收获》的探索大多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单方面去迎合读者的趣味，专门和时尚接轨，就会把栏目、把整个刊物办得俗气，这是许多期刊改版给我们的教训。
王：尤其是对话很难开专栏。有多少话好说？
蔡：除非有个好选题，内容比较丰富，彼此很默契，探讨的问题既有深度，同时也不乏闪烁智慧的亮点，可以启发人，能引发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这样精心组织的对话还是值得试一试的，也开得下去。如果只是硬撑着要把一个专栏办下去，只是到时间为了完成一篇稿子，为了发表一篇文章，才临时策划一次随意性很大的访谈、对话，那么即使你是名家，是名人，恐怕也不免捉襟见肘，更讨厌的是把很多废话、无聊的话塞进对话中充斥版面，浪费读者的时间与金钱，还倒胃口，败坏兴致，甚至可能影响了一本刊物的声誉，原本是想提高发行量，促进读者的阅读，事实上却走向反面，打击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王：现在那些名人也不会替你好好准备的。都不大肯花工夫去做。太随便了！
蔡：专栏文章要源源不断，而且都要保持一定的水准的确也挺不容易的，写作的人必须很诚恳，很负责，否则越写越糟，编者也会很为难的。像李辉的《沧桑看云》那样越写越好，起码是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这样的作者写的文字，能够让读者倾心，让编者放心，这样的例子还是少了点。
王：最好是一口气写完了，统统审过稿，然后再开栏目，这样比较保险。
蔡：或者是专栏时间别开得太长，到后面没东西了，硬凑字数、凑篇数。但是有些专栏想多开一段时间，却又开不下去，比如去年的《走近鲁迅》专栏，本来打算开两年，结果只能维持开了一年，终于不得已中断了。
王：所以专栏最好不要开，有好文章就发一发，没好文章就不要发了。
蔡：质量高的专栏还是可以开的。既搞活了刊物，也使得刊物的栏目有些缤纷多姿，趣味盎然，显得不那么单一、沉闷，而且《收获》的专栏，历来负载着编者的文化追求和思想寄托，所以，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收获》的专栏就没有停止过，一个专栏接着一个专栏，已经构成这本期刊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观。
王：他们也挺不容易的。我们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蔡：也许通过开设专栏，编者也在追寻读者的阅读趣味，试图开发读者的阅读角，对读者进行阅读的引导和扩展，我觉得《收获》的有些专栏是带有这些目的的。
王：对话一定要事先好好准备，而且要严格地整理。两个都是名人，谁都没有兴趣去好好地了解对方，好好地整理一篇文章出来。太随意了！
蔡：起码谈过之后，应该精简一点，留下一些精华的东西。
王：开专栏很被动，开下去就一期都不能缺，编者是很为难的。我觉得开专栏不是个好办法。
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王：海外开专栏都是那种小文章，一篇一千字左右，比较集中，大文章不敢弄。小一点，比较节约，点到为止。
我个人最满意《富萍》，甚至比《长恨歌》还要满意
蔡：我们换个话题，从一九七六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六年了，你总共发表的作品有五百万字了吧？
王：有。
蔡：算起来，你是《收获》发表作品的大户。我统计了一下，你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有，小说是三个短篇、十个中篇、三个长篇，另外还有五篇散文、随笔类的文章。这个数量，除了那些连续多年发表专栏文章的作者之外，你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应该说是最多的，和苏童并列，都是二十篇。
王：对我自己来说，《收获》也是我发表最多好作品的刊物。
蔡：你所有的创作中，哪些作品是自己比较满意的？
王：我写的比较多。《长恨歌》写得比较好，一个长篇，能够把一股精神保持到最后，还是比较满意的。应该说近些年我写东西写得比较慢，不像以前写得那么快，但是我基本上总是要做到使自己满意。我这些年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应该说，从《叔叔的故事》以后，我对自己的写作还是比较满意的，没有什么特别使自己感到遗憾的写作，比较少。比较有把握，写得比较慢。这次给他们《富萍》，我自己比较满意，甚至比《长恨歌》还要满意。《长恨歌》比较做，《富萍》的文字比较简略，比较有趣味。《富萍》我自己比较满意，是最近十年来比较满意的一部。《长恨歌》比较华丽，《富萍》比较简朴，比较体现我这段时间的追求。
蔡：你在《收获》发表的作品，在你的整个创作中占有怎样的分量？
王：从作品字数来说，我在《收获》上已经发表了二十篇作品，估计有一百二十万字左右，占了我整个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从作品的质量看，我当然是把自己创作中的大多数重要作品拿到《收获》去发，这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