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请介绍一下你到编辑部的情况。
肖：我是一九八五年来《收获》的。原先我在《上海文学》。《收获》一九七九年复刊，一九七八年就开始筹备了，萧岱、孔柔、郭卓，还有吴强都在这里。当时吴强蛮热心的，也帮助组稿。
蔡：在组稿、发稿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压力？
肖：有一些政治上的压力，不同的人对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出后，争议挺大的，触及当时人们所谓的禁区，很敏感。当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最近的作品引起争议的有去年发表的长篇《糖》，虽然是我们先发表，别人后出书，并且我们也做了两三万字的删节。所谓“另类”是评论家给它命名的，我们并不是因为它是“另类”才发表它的。后来被炒作起来后，海外也有一些反响。安全局也有人来询问。海外他们比较敏感，感觉到好像国内对《收获》有一种围攻的意思，很引人注目。海外有人觉得批评《收获》，以为这种现象是一种政治上的信号，会有什么动作。所谓压力是作品发出后才有的。包括“走近鲁迅”这个栏目，其实批评的人都是在没有完整阅读这个栏目作品的基础上。当时如果我们去辩解也会成为一种炒作，是有口难辩的，那是一种政治压力与文学评论界的压力。双重的压力。很多媒体的炒作，标题惊人，但并无实在的内容，评论界多少还是完整地看过作品的。《收获》目标比较大，正面影响大，一旦有负面影响，也会很大。很难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对作品很难把它上纲上线到什么程度，最主要还是要以艺术水准的高低来衡量。比如说棉棉的作品和卫慧的作品，写同样的题材，但棉棉写出的更多的是她自身真实的感受，当时那种状态给她造成的一种痛的感觉。她想从痛苦中挣扎出来，写出了一种挣扎，并没有一种炫耀。她的基点是不一样的。完全有人可以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她。当然，她在一些作品中也写出了一种沉溺在当中的感觉。我读她的《糖》时感觉到了一种真实，并不像别人所说的沉溺，而是想拼命挣扎出来。时代存有这一点，你不可回避时代留在她身上的印痕，是一类不算少数的人的真实的生存状况。
蔡：《收获》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回过头看看，很多作品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起伏不是很大，对此你怎么看的？
肖：一个是因为老一辈人留下的传统，选稿件时体现一定的包容度，把各种类型的上乘之作收集起来，很多作家的成名作是在《收获》上发的，并不是成名后才在《收获》上发。比如苏童、余华，还有何顿，《北京文学》发过余华的作品，我们连续发表他几部作品，影响就大了。中篇《生活无罪》是何顿的成名作，前面遭到很多刊物的退稿，在外面已经转了一年多，被我们刊物发了，后来才确定了他走文学这条路。他本来是学美术的，后来又发了《我们像葵花》。《收获》是挺注意那些有潜力的作家的。很多作品都是请作家修改过多遍，像陆星儿、温小钰的作品，包括余华的，他的《在细雨中呼喊》后面三分之一都是重写的，编辑参与很多。格非最初投稿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所以，可以说，很多作家的成名作是在这里发的，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成名后才在《收获》上发。
蔡：请你谈谈巴老对《收获》杂志的贡献。
肖：他虽然不参与具体工作，不主持日常的工作事务，但很关注《收获》，很关心文学，尤其在《收获》遇到困难时。比如有好几次纸张暴涨，全球性的、突发性的经济危机，他很鼓励我们，说：“文学是大有希望的”，“《收获》是大有希望的”。他坚持让我们不要登广告，不要商业化，不要媚俗，巴老一直是这样。后来，事实果真也是像巴金所说的。虽然我们也借了一些钱，但后来一直比较平稳。因为我们是邮发的刊物，年中不能突然涨价，对我们不利。而且，巴金对年轻作家很提携、鼓励，以前能看作品，后来不能看了，喜欢让别人读给他听。以前身体好的时候，每年巴老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他。他的办刊精神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他很真诚，他身上很少那种文人的虚荣、浮夸，人很实在，总是不喜欢炫耀、突出自己。我觉得做编辑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一点，默默地，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总是作家被人关注，编辑不被人关注。这也是我们一直的一种传统。巴老不爱张扬，比如他支持“希望工程”的事。他不喜欢炫耀个人。现在这个社会对文化人的诱惑是很多的。
蔡：请谈谈萧岱。
肖：萧岱在业务上是很放手让我们自己去干的。他善于听从大家的意见。萧岱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总是他去挑担子，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