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创刊·靳以的好友
蔡：请谈谈靳以在《收获》时，编辑部有哪些人？
陶：那时候，彭新琪、姚奔都是他很得意的学生。他跟他们在一块儿工作。还加上那个寒星，还有樊康、彭敦熙。
章：在北京的有菡子，因为《收获》是中国作协直接下属的，不是上海作协的刊物。
蔡：章老师，《收获》创刊时，你还小。你对父亲靳以办《收获》有些什么印象？
章：巴金讲得很清楚，《收获》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作协书记处委托靳以创办的，他（巴金）把这过程都讲出来。这些负责人过去都是靳以主编刊物的撰稿人。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谈到靳以从前编辑的大型刊物，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他创办个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巴金说：“我没有发表意见。”当时是委托我爸爸办的，因为爸爸跟巴金关系很好，一直很要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无话不谈的，几乎天天都要通电话，天天在一起，要讲话的，要互相聊的，所以他一定会跟他谈这个事情的。他当时只答应做个编委，连他一共十三个编委。直到要创刊前的三四个月，爸爸去找巴金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
蔡：巴金的这些话，我倒是都看过材料。《收获》这个杂志的创刊，靳以先生出力最多。我想了解的是，他在筹备刊物过程中主要都做了哪些工作。你们有什么印象？
章：我看到过周而复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他（靳以）从筹备之前就一直跑北京。因为当时筹备这么一个纯创作的刊物也不容易，当时政治气候什么的，跑来跑去的，蛮频繁的。当时我是小孩，我只好在旁边看着。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只有十五岁。办刊物就是前几年的事情。我就知道他一直跑北京。冰心在一篇《悼靳以》的文章中写到，他说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就叫《收获》，你就写文章吧。他那时就到处开始组稿了。所以，刊物还没办，组稿先弄好了，这个他一直在跑。跑得大概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往编辑部调人。寒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编辑部人还没有来齐，但已经开始工作了。周而复文章讲到，好像行政上要先怎么样？
蔡：周而复的怀念文章，我也看过。在筹备与创刊当中，靳以来回奔波于北京、上海两地，当时跑的次数很多吧？请具体讲讲。
陶：很多。一个是跑来跑去，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他一回来，马上电话就来了，这个事情我还记得。总归电话跟着他走的啦。另外，菡子联系在北京这个方面。他自己经常跑来跑去很频繁。
章：反正我觉得爸爸是蛮辛苦的。
蔡：我想问一下，靳以当时老跑北京，他都去找哪些人？
章：我知道陈荒煤肯定是一个。
陶：荒煤对他很好。
章：荒煤、冰心。
陶：还有刘白羽，万家宝(曹禺)。
章：严文井。
陶：卞之琳。
蔡：昨天我刚刚采访了刘白羽。
章：刘白羽对我爸爸感情很深。荒煤跟我爸爸也是很好的，他的第一篇文章，好像也是在我爸爸的刊物上发表的。他心脏病很严重的时候，还写了一篇纪念我爸爸的文章。那是一九九四年，我爸爸逝世三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开了个纪念会，到北京医院去见到的。他说，哎呀，我刚刚发病，不然我一定要参加，那么我不参加会议，就写几句话吧。护士还不让他写呢，写了之后他就交我妈妈，说代他发言。我妈妈就出来，刚刚回到住的地方，当时我们住在罗荪家里。他请人又送来一篇稿子，送到家里来，说刚刚那篇太匆促了，没有写好，重新再写，很端正的，又来了一篇，说照这篇念。还有邹荻帆。
蔡：他是靳以的学生。
章：他写了一首长诗，叫他爱人来朗诵。
陶：靳以的朋友是很多的。
蔡：他对人好，所以人家就一直怀念他、记住他。
章：牛汉也写了文章，我都没想到。
《来访者》·下放工厂
蔡：当时有一个作品叫《来访者》惹了麻烦，这方面，靳以怎么处理过去的？
章：当时爸爸的烟头堆得小山一般高，很紧张。我们也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乱来。
蔡：一定是当时压力很大。
章：压力非常大。
蔡：那这个压力主要从哪里来的？
章：就是上面。自从《收获》变成“同人刊物” 以后，这个压力很大咧。解放以后都讲政治，政治第一。那么纯文学、纯创作的刊物，你想想看。人家批判它就讲是“同人刊物”，意思是大作家在一起搞的刊物。《来访者》不是以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是有点中间人物的。这个不得了了，马上要挨批了。这个风不是自己感觉到的，这个风是已经刮到我爸爸头上来了。我爸爸虽然那时还不是党员，但已经有些会要他开了，一定要他表态的。《收获》就没法再办下去了。所以只好赶快想办法，不然不会那么紧张的。有几次吧。
蔡：那期还发了一篇《打狗》，好像也出了问题？
章：这个我倒不清楚。我就知道一个《来访者》。因为我那时问过我爸爸：“这是谁呀？”他就跟我说：“门关一点，不要响。这是方纪，从天津来的。”他就把门关起来，关在书房里面谈，肯定在谈怎么办。可是从来没有要把事情都推到方纪头上去，一切都是我爸爸顶下来。我爸爸是这样的人，你看看寒星的文章就知道了。寒星已经变成犯了错误要被发配到下面去了，我爸爸对他还是很好，给他饯行，自己出钱给他饯行。他一直很爱护年轻人的，不大会把事情推到人家头上去。这一点他是比较分明的。那时还有一个作家，傅艾以，他那时也是个小青年，要被打成右派什么的。爸爸那时候是分管具体工作的副主席。后来老傅告诉我，爸爸说年纪轻轻的，把人家扣个右派帽子，这算什么。意思是他年纪这么轻，有什么右派言论。他马上不谈，就走了，让党内的人去谈。后来老傅一直跟我谈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气候下，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就不谈了，可见我爸爸这人非常爱憎分明。所以，《来访者》这件事情，我爸爸想办法顶下来，一个是要保护自己的作者，一个是要保护刊物。对刊物，他看得非常重。
蔡：当时还有一件事情，靳以要被下放到底下去劳动，他是怎么对待的？
章：当时大家都要下放，那么他这个刊物怎么办呢？他马上就想到，这个刊物刚刚办起来，他怎么能离开刊物呢。他就只好选了（上海）一个国棉一厂，为了不离开刊物，把这个刊物能够办下去。只好半天在编辑部，半天到厂里去劳动。很累的。晚上再写文章。
蔡：而且他还要管作协的那摊子，实在够他受的。
陶：还有一点就是，他心脏病很厉害的。但是他回家也从来不讲。
章：一九五七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要表态，因为反右斗争以后都得表态，要和劳动人民同甘苦。爸爸只好表态，表态以后就是要上山下乡，一定要应答了。所以只好联系好了去。
陶：按照他的病情，实际上他不该到那个地方去，到纺织厂去，全身都是棉花。
蔡：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收获》今天发展到这么大，和靳以有很大关系。
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在医院里办公·爱护学生
蔡：他是开创人，奠定了很好、很厚实的基础。
章：主要是，我发现我爸爸有点痴情。他对编刊物，他实在太想编刊物了。他不知道累的。他编起刊物来不知道累的。最早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就二十多岁，一九三二年就跑到北京三座门大街十四号，自己去租了个房子，然后就变成编辑部。办的第一份文学刊物，就是《文学季刊》，很大的。应该提到郑振铎，他当时已经是很有名了，而我爸爸还是个青年。爸爸和曹禺，还有一个陆申，去找郑振铎。他们两个在外面等，因为郑振铎当时已经是个大人物，而且又不太熟，就没有进去。爸爸和他一谈，郑振铎一口就答应下来，愿意也承当主编，具体事情由我爸爸来干，给我爸爸很大鼓励。爸爸在里面越谈越起劲，出来晚了，曹禺就说：“把我冻死了，你们在里面怎么谈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说郑振铎对文学青年的爱护和支持也是很全心全意的，这么大型的刊物，他马上就应承下来，让我爸爸来办。三座门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点。
陶：知道要搞《收获》这么个大型杂志，他真是高兴极了，像个傻孩子似的。
章：开心得不得了。一阵风似的“唰”进来，一阵风似的“哗”出去，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我爸爸在家里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过世，家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一回来，就充满了热闹。要么就是朋友带进来，都是谈刊物啊，谈文章啊。而且一定要留下一起吃饭啊。嘻嘻哈哈，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非常热闹，非常热情。
陶：家里非常安静。如果她爸爸在就不同了。
章：再给你说件事。我爸爸十一月七号死的，姚奔也是十一月七号死的。《晚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姚奔去看他的老师去了，去陪他的老师去了。
蔡：这倒真神。
章：所以，我每年十一月七号给爸爸买花，我也给他买把花。我说去陪我爸爸蛮好。
蔡：有得意门生在跟前，这下子靳以先生不孤单了。
章：回过头再来说，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是我爸爸最早办杂志起步的地方，第一本杂志出来了。然后，第二本杂志《水星》也出来了。卞之琳还写过怀念文章《星水微茫忆〈水星〉》。
蔡：巴金有文章提到过，他和靳以在北京处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在这里？
章：是这里。我爸爸就给他（巴金）介绍很多人认识。天天带他出去，在一块看稿。因为他们要好，互相不分你我。他们一块编稿，在他们的出版社。坐镇在出版社的人是我爸爸，要处理具体事情，跟赵家璧在一个房间里办公。
蔡：靳以办刊物，还有哪些事情，给你们印象最深？他下班回来，在家里看稿子吗？
陶：八点钟以后，他叫我们睡觉。他自己到书房看稿子去了。那时候比较安静，他就看稿子、写文章。
章：爸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看稿子。他很辛苦。他是第三次进医院，没挺过去。他住院的时候，好像把编辑部都搬到医院去了。床上是稿子，椅子上面是稿子，桌上也是，整个就像是在医院里办公。他住院的时候是彭新琪给他送稿子。他开始生病时，萧岱跟彭新琪说，靳以病得很厉害，你千万不要去医院打搅他。她一直不敢去看他。一看他，他就说你怎么不来呀。急得不得了，后来稿子又过去了。
蔡：有的回忆文章谈到他是累死的，太累了。看来确实是这样。我还想知道靳以入党的情况。我看他对党的感情是非常深，而且非常真诚。他争取入党就争取了十年，好不容易入上了。他的干劲就更大了。为什么会这么困难？
陶：靳以对动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不去台湾起过一些作用。靳以代表学生跟校方谈判过，和章益认识。章益是CC分子，那是陈立夫还是陈果夫办的？这方面可能影响了他入党。我比他早入党，也不像他那么积极。我先入可能也给他压力。你不知道，解放以前全部所有的运动他都冲在前面的。
章：他的思想跟和学生在一起有点关系。爸爸是北方人，很正直，他看到班上的特务学生不好好学习，又要得好分数，他就很恨，就很不喜欢。那些人探来探去，很不正派，从本能上他就不喜欢这种学生。还有另外那些年轻学生，很上进，很要求进步，年晚意、谭家崑、陈绪宗，他这些学生也给他很大的影响。他本能就倾向这些学生。后来他怎么被解聘？因为作为一个导师，带动了一些学生，他的学生有的就成了党员，这是他的罪名之一。还有像复旦学生被罚跪，他跑到操场一把把那学生拉起来。他不怕的。他天不怕地不怕的。
蔡：对。这个我知道。
章：他身上有钱，就全力帮助学生。他都不认识那些学生。一九九四年在北京开纪念会的时候，绿原也想来参加，开始我们还有点犹豫，这么大的胡风分子，当时还不太放心。没想到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我到复旦就是去投奔靳以先生的，没想到靳以先生已经被解聘，到福建教书去了，就这样我才投奔到胡风门下。”他还说，爸爸当时主编《文群》，曾经给他回过一封信，他还能把信背出来。他的文章，后来在香港发表。凡是冀汸、邹荻帆的回忆文章，都会提到爸爸，你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绿原发文章当然没什么，当时国内还不大敢发。
蔡：靳以因办刊团结了不少人，加上他待人热情、无私，对人真诚，所以，虽然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但他仍然活在怀念他、崇拜他的一代又一代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