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在朝廷支持下，编者尽找天下民间史料，皇家的藏书也都提供使用，加上司马光同几个助手有着很高的史学素养，该书能详细记录从东周至五代1362年的历史过程，并做了许多考证，在众多方面超越了前人。现代考古工作者曾找到司马光写“通鉴”的草稿，发现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毫不潦草，且能反复利用旧纸，其治学严谨和节俭的精神跃然于这些古文物之中。
《资治通鉴》中有一些封建糟粕，主张强调帝王沿革而轻视经济，不过宏卷中仍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从这一如同大琥珀般晶莹透彻的卷册中，可以看到民族发展的血脉，看到历史机缘，了解治内攘外的权术，因此该书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中国史学的巨篇，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无数文人学子特别是学习历史的人，历代都熟读此书。毛泽东去世后，人们从他存书中发现，这位领袖对《资治通鉴》的反复阅读圈点竟达17遍之多。同《二十四史》一样，这部书是毛泽东于解放后最喜欢读的书籍。
当我们读罢《资治通鉴》掩卷长思时，可以感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持续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惯性障碍。现代人从中可以感悟出我们的先民何以能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古代文化，又为何在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步履蹒跚，并激励自己掌握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去迎接新世纪的腾飞。
9.寻找沉寂了数世纪的《永乐大典》
迄今已有近600年历史的《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明永乐元年（1403）下令由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由三千多文臣耗时4年纂修而成。共辑录图书8000种，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无所不包。整部典籍共22877卷，外加目录等60卷，装成11095巨册，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是世界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
由于该书篇帙浩繁，从未刊刻过，仅在明嘉靖年间重录过一部。但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无与伦比的世界瑰宝却遭受了最野蛮的毁掠。在20世纪初，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大部被焚毁，余下的多被掠走他乡，运往英、美、法、日等国。流失海外的《大典》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现查实散见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图书馆里仅共有300多册、约800余卷，不到原书的4％！而国内至清末民初仅存64册、128卷，《永乐大典》惨遭浩劫。
有学者研究发现，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未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对《大典》正本的下落，曾有几种说法，一说在南京毁于大火；二说清嘉庆年间失火于乾清宫中；又有说可能是被一同焚毁于明末文渊阁。但经过考证后发现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份量。当时嘉靖帝即有意“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更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4年后，嘉靖“驾崩”，3个月即下葬。葬礼刚毕，隆庆帝便宣布《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可是却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以及一反中国古代皇家修典必大肆宣扬典藏何处及在官修书目中着录的作法，都使人感到，《永乐大典》正本的消失带有明显的人为特征。
讲到《大典》正本的失踪，又会令人想到嘉靖几乎经营了一生的地下皇宫——永陵。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尽管“天机”封锁得异常严密，又有副本存在、水火之灾、流传丧失的种种烟雾，但事实是，《永乐大典》正本，完整的一部巨书，没有毁亡，更没有佚失。它应该好端端地藏在永陵玄宫中！这是个该找而没有找过的地方。所以，寻找《永乐大典》正本下落，对于解开其失踪之谜非常有意义。
如果《大典》真的还在永陵中，书籍的纸张是否仍未腐烂，还保存完好？按照《永乐大典》总体积达40立方米这样巨大的物体来说，运用物理勘探方式勘查出其空间位置，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确定是不是图书典籍，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纸制品目前还未发现其形成一种专门信号。如果将其装入金属或木质器物中加以外保护，则也可勘测。目前从记载来看，《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中采用了朱砂等矿物质作书写原料，由于朱砂具有放射性，就可以勘测出来，但《大典》究竟采用了多少朱砂也是一个难题。
从古代墓葬中出土纸质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先例。古代的纸张如宣纸，由于是手工制作，多不含酸，但作为有机物、纤维，总归有一个被腐蚀的问题。对于放在地下陵墓中的典籍是否完好的分析，不仅是水、空气、湿度，还要考虑到放置位置，如是否安放在遗体附近等。即使在真空状态下，也不能说就万无一失。
有些学者十分反对开掘永陵打开坟道，尽管现在十三陵的所有地宫入口通道都很清楚，包括永陵的地宫进口也了解得很准确，但还是主张采用密闭式法，即不进行露天开掘，而使用个人供氧方法，在不透风的情况下进入地宫，采用计算机扫描方式，将《大典》数字化后，仍将《大典》放在永陵地宫内保存，保持原状不变。具体操作可将《大典》从地宫移至甬道一侧的侧室内，在密闭供氧的情况下，电脑工作人员对大典作扫描，按10人每天每人扫描10册计，10000多册大典的数字化用3个多月时间可以作完。德国和日本科学家配合埃及考古人员对埃及金字塔采取密闭式法考古就取得了成功。《永乐大典》如果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对继续保存《大典》会有很大的好处。
100年前，侵略者的毁掠留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创伤，将随着《大典》的重现于世更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同时也将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献上一份厚礼，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10.《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施耐庵，二是罗贯中，三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个人物由于生平事迹历史记载较少，所以众说纷纭。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丰、兴化两市一批文物史料的发现，以及众多专家教授对《水浒传》版本学的研究取得突破，《水浒传》作者之谜正日益得到揭开。
目前，学者们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也就是说先由施耐庵撰写，后由罗贯中编辑、整理，作者是施、罗二人，一百二十回的版本应该说也是这种情况。专家们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艺术上颇有相通之处，施耐庵与罗贯中的渊源与纠葛由此浮出了水面。那么，施耐庵和罗贯中究竟是什么关系？
施耐庵与罗贯中是师生关系这一说法，出自明代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和清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王道生说：“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胡应麟在谈起《水浒传》创作缘起时说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也。”
据《录鬼簿续编》介绍，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可见《水浒传》中诗词的掺入多为罗贯中所为，作为纂修者罗贯中又对《水浒传》进行了修改，这样与《三国演义》有部分情节相似也是正常现象。所以说，施耐庵与罗贯中是师生关系是有可能的。
然而，《水浒传》最初是什么书名，对此历史上曾有四种说法：
一是《宋江》。明代郎瑛《七类修稿》载：“《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二是《忠义传》。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三是《江湖豪客传》。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记载：“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记载：“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
四是《水浒传》。《水浒传》的先声是《宣和遗事·梁山泊聚义本末》，它是在宋元故事的基础上，由说话演变而来，即在说书人讲的故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水浒传》最初叫《江湖豪客传》，是写梁山水泊英雄的，因为太露骨，在明初的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以《水浒传》名之较为隐晦曲折。
至于《宋江》一说，只是部分片断，如《水浒传》最初是从宋江“宋十回”、林冲“林十回”开始的，应该说最初的书名还是《江湖豪客传》较为妥帖。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最初的书名究竟是什么？看来还得寄希望于发掘出新的有价值的文物史料，方能揭开这一名著的身后之谜。
11.《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吗
《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日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
从现有的各种记载来看，晚明时期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
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杼，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藩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藩投其所好。书的内容影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藩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1932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6说：
王世贞说。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李开先说。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这个写定者就是李开先。
贾三近说。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无疑，而此“笑笑生”是贾三近。因为在嘉、万年间贾三近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笔名和《金瓶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相符。贾三近所作《左掖漫录》当是《金瓶梅》的原稿。
“吴侬”说。所谓“吴侬”，是“生长在吴语地区，或是受吴语影响较深的人”的昵称。有的研究者从《金瓶梅》书中多次运用吴语词汇这一点来证明“改定此书的作者当为一吴侬”，并不一定是山东人。还有人曾将《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两书进行对照，从作者所用的方言中发现了许多疑问。特别是作者对山东的地理知识，“似乎十分模糊”，说是“山东人”的可能性不大。
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应该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虽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是普通小说。
屠隆说。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并非“嘉靖间大名士”。从《金瓶梅》的内容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的书斋是“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从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著《金瓶梅》的作者条件，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西宁侯纵淫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存”，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这些都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对其著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因此，早日考证出其作者，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