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文字的起源新探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一点已毫无异议。所以，与其说殷墟甲骨文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其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众所周知，殷商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巫师习惯于将文字刻画在甲骨上。虽然刻画甲骨文，不如“笔”书文字方便，但“笔”书文字或经日月磨损而踪影全无，或因载体腐朽而荡然无存，惟甲骨耐蚀、刻画深刻，方使大批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
然而，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几乎所有的中国和华裔专家都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是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只是对它们与古汉字的渊源关系等方面有些不同看法。而郭沫若、于省吾、李孝定和李学勤等著名专家则明确指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同。
研究文字起源的学者认为：最早的文字应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记号。而后者是更早的。由这两个来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文字和指示字。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我国最早用刻画符号记事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300年）。在它之前的老官台文化（公元前6000年前后）产生了彩绘符号，这些彩绘符号画在一些钵形器的内壁，大约有10余种，有的似连续的水波或折线，有的只是单位的符号。这些彩绘符号都具有一定的记事意义。而图画文字最早则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省、江苏北部、河南省东部一带，它显示了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在前人刻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开始使用了一种刻在陶器上的最初文字。大汶口文化中使用的陶文，时间上早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笔划形体上看来，甲骨文又继承了陶文的某些造字的方法。那么，陶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吗？
在蚌埠双墩遗址（距今7000多年）出土的陶器上，多数刻画有符号，其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有70多种，其中，除有相当数量的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该遗址的刻画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含义明确，有关猎猪、捕鱼、网鸟、养蚕、种植等刻画内容，都可组成一幅幅“连环画”，此外，尚有若干特别重要的组合符号。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绝无仅有的。
初步研究发现，双墩遗址捕鱼“连环画”中，鱼表示为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符号，业已摆脱了象形写法，而与这一符号组合成叉鱼含义的“刺”的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刺”字写法大体相似，这种“巧合”难道是偶然的吗？需要指出的是，双墩遗址虽已发掘了3次，但由于某些原因，至今未能找到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既然仅灰坑就出土了如此丰富的刻画符号，其居住区和墓葬区所蕴藏的资料理应更加重要。鉴于此，等到双墩遗址得以全面发掘的时候，将会获得更系统、更丰富的刻画符号资料。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正期待着双墩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和发掘。
2.《孟子》的作者是孟子吗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名轲，字子舆或子居，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先秦著名思想家。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从中唐韩愈著的《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惟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孟子》一共7篇，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此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然而，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孟轲自著说。《孟子》的最早注释本，是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赵氏在该书的《题辞》（即序）中说：“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元代何异孙对此所作说明是：“《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宋代朱熹也从文章风格的匀称一致上，力证该书出自孟轲之手，他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清代阎若璩和魏源则从有无记述孟轲容貌上推断，《孟子》应为孟轲自著。阎氏在《孟子生平年月考》一文中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氏在《孟子年表考》一篇中云：“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二、弟子辑成说。唐代韩愈首先提出这一论点，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若。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此后，宋代晁公武、清代崔述又补充了3条理由。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认为，《孟子》书中称诸侯都用谥号，“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崔述作《孟子事实录》认为，《孟子》所讲的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往往不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此”。崔氏又认为，《孟子》对门人乐正子等都称“子”，“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书中亦不以子称也”。
三、再传弟子辑成说。清代周广业认为，“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纵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是孟轲以其说传授于乐正子等，然后由乐正子及其门徒编辑成书的。
四、师生合著说。此说主张《孟子》由孟轲口授，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宋代朱熹、清代魏源是主张孟轲自著的，但都认为有孟子的弟子参加。朱氏指出：“恐是其徒所见，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魏氏也说是万章、公孙丑二人口授而笔之书。此外，《史记》中提到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人杨伯峻认为，乐正子等皆称子，而万章、公孙丑不称，只能证明万章和公孙丑二人参与整理成书；《孟子》中提到的诸侯，死于孟轲之后的是梁襄王和齐宣王，但也仅后数年，万章、公孙丑整理时，当然要用谥号，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师生合著说。
诸说各有依据，但从争辩情况来看，似乎第四种说法较能为人们所接受，也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3.《墨子》为何人所作
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名翟，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宋国人，长期居住在鲁国。他的成就主要凝结在《墨子》一书中。由于此书存在纷繁驳杂的情况，哪些篇章属于墨子，哪些篇章系他的门人弟子作品，历来是一个悬而难决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从内容来看，《墨子》一书可分5组：从《亲士》到《三辩》7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3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从《尚贤上》到《非儒下》的24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6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
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记载，《墨子》是宋大夫墨子所作。但令人生疑的是，部分篇章涉及的史事时间跨度很长，而且很多篇章中有“子墨子曰”，其语气系他人引用墨子的言论而作为立论依据的，可见，《墨子》是间接反映墨子的思想，而不是墨子自己的作品。
到了晋代，隐士鲁胜为《墨子》中称“经”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4篇作注，并合称为《辩经》，认为这4篇是墨子亲自撰写的作品。
近人胡适在确定《尚同》、《尚贤》、《兼爱》、《非攻》等11篇章为墨子作品的前提下，提出《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6篇，是称为“别墨”的后期墨家的作品。其主要理由是：《经》上下等6篇与《尚同》等11题的篇章文体不同，理想不同，尤其是《小取》两称“墨者”，他人撰写的痕迹明显，很可能是惠施或公孙龙的作品，或者出自惠施、公孙龙同时代人之手。
胡适的学说一提出，就遭到梁启超、张煊等人的批驳。梁启超、方授楚等将《墨子》中的篇章分成5组：第一组为《墨子》卷一中的《亲士》、《修身》等7篇，因篇中杂有“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太盛难守”等道家语，故不是墨子作品；第二组为卷二至卷九《尚贤》、《尚同》等11题，每题3篇，应当有33篇，现仅存23篇，在流传过程中已有亡佚，这一组文章应当是墨家分为3派以后的作品；第三组为卷十、卷十一的6篇，其中《经》上下、《经说》上下，是墨子亲作，或其弟子记录墨子口述，《大取》、《小取》是后学所著；第四组为卷十一中的《耕柱》和卷十二、十三，是墨子言行的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第五组为卷十四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等11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是在秦国的墨家弟子的作品。由此看来，《墨子》断非出自墨子一人之手，而《经》上下、《经说》上下应是墨子亲作。
王廷洽作《论〈大取〉、〈小取〉》、《〈墨子〉新探》，又提出6类的分法，其中把《大取》、《小取》归为一类；把《经》上下和《经说》上下也归为一类，力证两《取》不是墨家作品，批评将两《取》混同于《经》上下和《经说》上下的说法违背逻辑原理，肯定作为全书精华的《墨经》确是墨子的代表作。
所以，《墨子》究竟为谁所作，各家有各家的说法，这个问题难作定论。
4.《山海经》出于谁之手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全书共18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它以描述各地山川为纲，记述了许多当地的神话传说。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而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此书来源甚古，但作者是谁，至今疑莫能定。自汉代以来，大致有4种说法。
一、作者不明说。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该书作者不明。
二、大禹、伯益说。大禹、伯益是离今4000余年，即公元前21世纪的人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西汉时的刘歆，他在《山海经表》中说：“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接着，《列子》中记载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记述虽有差异，但认为《山海经》系夏禹或与之同时的伯益所作，却成为历来的普遍看法。
三、出于众人之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说。宋代的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认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古代《山海经》确有图画，晋郭璞曾为《山海经图》作《赞》，今《赞》尚存，图已佚。）明人胡应麟说：“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以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隽宿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今人袁珂则确切地说明：“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并且提出：“除《海内经》四卷是作于汉代初年而外，其余均作于战国时代。”应当是一部长时期的集体合作的著作。
四、近代许多学者提出《山海经》作者的新假说。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和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等文认为，根据书中地名、物名、神怪图像，以及称书为“经”、“藏”等的说法，推断此书很可能是从印度至中国各地的一路记录。而这一记录者，就是战国时墨子的学生、印度人随巢子。这样，又为《山海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思路。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经》的成书较早，约在战国初期；而《海经》的写作则要晚至秦或汉初。它可能是综合各种口头传说材料，陆续编成的。然而，《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流传的来龙去脉如何？成书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仍有待新的论证。
5.《离骚》是否为屈原所赋
《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全诗2000多字。它是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采用楚国方言而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歌。诗中想像丰富，文辞优美，堪称我国古代诗歌的代表作，对历代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它的作者，自西汉司马迁以来，都认为是屈原，似乎没有什么疑义。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身于楚国贵族。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楚国，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完成转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带来的大分化，由战国初期七雄争霸的局面发展形成了秦、楚、齐三强鼎立的格局。其中，秦国由于改革比较彻底，国力比较强大，齐国地处东方，战争破坏较少，比较富庶，但国力并不强大。楚国虽是南方大国，而且历史悠久，但保守势力较大，也远远落后秦国。尤其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用司马错之计灭了巴蜀以后，楚国所处的地位就更加被动了。屈原面对楚国的衰落，希望革新图强，但受到当权者的排挤，遭到流放。后来，楚国都城被秦国攻陷，屈原怀着悲愤的心情，跳入汨罗江殉国。传说这一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后来人们就在这一天划龙舟、吃粽子，纪念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