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14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除扬州做官和襄阳献炮外，还把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10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这样明显的疏漏和错误不一而足。
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像的”。那么，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这并不高明的传奇故事呢？
有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和马可·波罗差不多同时代的、并自称是他的旅伴的约翰·曼德维尔，写出了《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仿效了马可·波罗的说法，声称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书和马可·波罗的书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证明他是一个剽窃者，大量抄袭了阿尔伯等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这或许可以说明马可·波罗说自己到过中国也不过是追逐名利罢了。
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观点，只是就700年来存有的疑问进行研究，它可以激励学者们做更深一步的探索，促进中西文化学术的交流。
8.郑和下“西洋”另有动机
郑和，世称三宝太监，15世纪初叶著名的航海家。原来姓马，小名叫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省普宁县）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的军队攻打云南的时候，把刚刚10岁的三宝掳到了军中。后来，朱元璋把三宝送给了燕王朱棣，从此，三宝就成了燕王府里的一个小宦官。
三宝自幼聪明伶俐，深得朱棣的喜爱。他曾经跟随朱棣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长了不少见识。三宝也曾经参加过许多战斗，他精通兵法，很有军事才能。所以，明成祖决定派他出使“西洋”。当时，“西洋”指现在的文莱以西、印度洋沿岸各国。所以，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7次远航。
明成祖朱棣长期坐镇北方，稳居北京，为什么一反历代帝王常例，突然把目光转向无边的海洋呢？
一种说法是，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由于朱元璋31年来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成熟，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然而，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所以，郑和下“西洋”担负着沟通中国同海外经济贸易的任务。
另一种说法是，明成祖朱棣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帝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出走，不知所终。明成祖的皇位是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叔父夺了侄儿的皇权，是有“夺嫡”和“篡位”之名的。正儿八经的皇帝在世并且出逃，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明成祖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一方面他为了安定人心，发布建文帝已死的诏书，另一方面就是根据传闻中的蛛丝马迹苦苦寻觅。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有些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羸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也没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再说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已经死于大火。建文帝既死，寻找建文帝之说更无法成立。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这种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的说法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的任务。
史学界的学者们一直热中于郑和下西洋使命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9.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吗
究竟是谁最先发现美洲大陆？众所周知的是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日，在水天相连的大西洋上漂泊了两个多月后，终于率领一些水手，在今巴哈马群岛中绿树成荫的瓦特林岛登陆，当时他误以为所到之地是印度，因此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新航路的开辟给欧洲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哥伦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大功臣，自然为今人家喻户晓。
然而两个世纪以前，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见解，虽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人所皆知的史实，而实际上，中国名僧慧深比哥伦布早1000年前已经发现美洲大陆，并曾在墨西哥等地居留活动约40年。公元5世纪末，慧深回国后，将其亲身经历公诸于世，正式载入了史籍。早在1500年前，中国和美洲人民已经开始交往，只是从当时情况看，双方的交往主要是在民间而不是在官方进行，而交往的方式主要是佛教文化传播，而不是稳固的政治经济关系。
尽管中国与美洲“相去三万里，昼夜相北驰”，但是几十年来大量的文物考古证明：太平洋两岸的文化习俗有许多相同或者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秘鲁发现了一尊奇特的美洲女神裸体铜像，她双手提着铜牌，两面铜牌上各铸有“武当山”3个汉字。像这类印有古汉字的文物在美洲已经发现140多个。在墨西哥还发现了一方“大齐田人之墓”的汉文石碑，它是我国战国时代或秦末从山东沿海乘船逃亡到美洲大陆的齐田人的遗迹。这些都是古代中国与美洲开展交流的物证。
还有一种根据当代欧洲地图和记载、中国的星图和考古发现提出的说法：中国海员在15世纪中叶放弃航海探索之前，在1400年初期已经绘制了世界地图。中国的地图经由意大利旅行家尼古罗·达·孔蒂通过葡萄牙人流传到西方，孔蒂还走过其中一些航程。葡萄牙王若昂一世的儿子佩德罗把那张地图视为国家机密加以珍藏。但那张在1428年绘制、现在已失传的地图的内容却泄漏，并抄进其他地图里，所以在欧洲人哥伦布、麦哲伦和库克“再发现”美洲和澳洲之前，这些地图已“泄漏”了部分美洲和澳洲所在，因为在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提到自己启程之前带着那张地图或是看过它。在1403年到1433年之间率领舰队7次远渡重洋的郑和，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已经绘制了这些地图，他比欧洲探险家早了数十年发现美洲大陆。这种说法属于推测，所下的结论有可能是对的，但有待证明。
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还是比哥伦布早出1000年的中国和尚慧深最先云游此地，还是我国古代航海家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我们并不排除某个假设或者猜想考证有可能成为一种科学创见的先导。
10.是否存在海上“丝绸之路”
在陆地上有一条丝绸之路，大家都很熟知。但在海上也有一条以丝绸贸易为开始，日后逐渐发展，终于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促使中外广泛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交通路线，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记载2000多年前西汉中期前后，有一条从合浦郡始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最早的国际贸易航线。《汉书》的记载不但有汉代海船所经过国家、地区的叙述，还有航行的时间、航行的路程、航行情况的描写。因此，中国的丝绸作为商品，通过海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向外传输，亦如陆上经西域而至亚、欧、非三大洲一样，早在汉代便开始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光是《汉书》不足以为证。如果拿《汉书》有关海上贸易的记述，与晋代法显《佛国记》及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相比，就可以发现汉代以至晋、唐几百年间，先后的记载都有脉络可循，基本上是正确无误的。因此海上也有一条丝绸之路，并非无稽之谈，何况近年来秦、汉时代的造船工场遗址，亦在广州发现，可知秦汉之际，中国古人已经能够建造载重60吨的木船。当时建造这么大的木船，假如说不是应实际需要，例如对外交通，似乎是说不通的。
在唐代中叶，土耳其以及其他民族占据中亚细亚等地之后，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才开始势微。于是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兴，而当时陆上的运输，也不足应付商业发展的需求，必须开拓海上航路，才能运送陶瓷等易受损坏的货物。因此，唐代的远洋船舶大有发展。
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主要港口，比如广州、泉州、扬州、杭州，万国商人云集，海运频繁。当时扬州更有“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炉”的称誉。从广州和泉州开出的海船，更远航到菲律宾，甚至到达红海及东非。10年前，考古学家在福建泉州发掘出一艘远洋商船的残骸，在其中找到500多枚铜钱，最晚者为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所铸，所以估计这艘船是13世纪沉没的宋代海船。这艘船残长约24.2米，残宽约9.15米，平面近椭圆形，尖底，共有13个互不渗水的船舱，并且有龙骨，估计载重量达200吨左右。这艘船的舱面已经全部破损，但根据研究，船上载的货物以香料木为最多，未脱水时的重量，达2300多公斤。此外，还载有乳香、槟榔、朱砂、水银、玳瑁以及陶瓷器、竹木器、唐宋铜钱、印刷残片、铜铁器等。这一艘宋代海船似乎可以看做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
广州作为2000年不衰的外贸港口，在漫漫的“海上丝路”上地位十分重要。佛教最早从海上登陆广州的见证——光孝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怀圣寺，以及阿拉伯商人的先贤古墓，广州圣心大教堂等等，比比皆是的中外文化、经贸交流的遗迹，如今仍散布在广州老城区。
元代因为推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的政策，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远航至今日索马里、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元代的造船技术，似乎又有了新的改进。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在所著述的游记中，对中国远洋船舶记载颇详：“（中国）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大船一艘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士兵四百，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以及兴克兰（广州）；每船皆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且无不设备周全。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于木桶之中。”这样看来，元代的海船就跟后代的战舰差不多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时代，当然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那段日子。永乐三年（1405年）那一次，郑和带领官兵27800余人，船舶62艘，远航亚洲、非洲各地，以丝绸、瓷器，换取各地物品，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写下了璀璨的篇章。
11.西瓜何时传入中原
西瓜是我国人民食用的重要瓜果之一，但我国中原地区何时引进西瓜，说法颇多。我国“西瓜”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其中叙述了五代时后晋的胡峤在辽国食西瓜的情况。
有人据此认为，西瓜是由五代时后晋的胡峤从辽国带入中原的。不过，此说忽略了一些事实，即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述是胡峤在辽国食西瓜的情况，并非说他把西瓜带归中原种植。况且胡峤当时是“亡归”中原，逃命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带西瓜种回中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峤回中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史籍中都不见有西瓜的记载。如撰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其中详细记载了各种瓜果的名称和特征，独不见有西瓜之名。又如，作于南宋初年的《东京梦华录》，在回忆都城汴京不同时节的各种瓜果时，亦未提及西瓜。这说明当时中原地区还没有西瓜。
另外，南宋的洪皓在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十余年之久，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始释放归国，后著《松漠纪闻》，详细记载了他在金国的经历、见闻，其中记载说他曾食西瓜。洪皓去世后，其后人撰写了西瓜是由洪皓从金国带入中原的文字。
在洪皓回归中原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种植西瓜的记载开始出现了。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有《西瓜园》一诗，云：“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此外，据考证，拟作于南宋宁宗时期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一书中，有“西瓜仁”一词，南宋末年文天祥也有《西瓜吟》一诗。但是，总的来看，洪皓回中原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关西瓜的记载不能说很多，而且详载南宋都城杭州风土人情、物产的《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仍不见有西瓜的记载。可比之以前，仅就《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记载的一例来说，毕竟有了很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