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北京没多久，正赶上举办盛况空前的亚运会——从此北京地图上增添了一个叫亚运村的地名。全城洋溢着张灯结彩的节日气氛，各条街道的居委会都搬出平日里库存的旌旗和灯笼，沿着人行道、四合院地带或高层建筑的现代化小区精心地布置——机关大院与商业网点的门厅更不在话下；许多约定俗成的群众性活动场所（譬如工人体育场）有少年军乐队训练、本地老太太们扭秧歌等等，呈现锣鼓喧天的局面，酷似迎接北京解放时的纪录片；商店里热销的货物商标大多印有“亚运会指定用品”字样；交通重要的十字路口甚至构筑起以无数花盆架设起的花坛或比人还高的大花篮，据传说从郊县的暖房里抽调了几十万盆鲜花，其中以菊花居多，因为正逢菊花上市的节令，我漫步花丛，联想到黄巢“满城尽是黄金甲”的咏菊诗句……
现在回想，最令我这个外乡人感动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众多流行的标语中的一条：“北京欢迎你！”我走过东四十条的立交桥，看见路边站立着一只以熊猫盼盼为原型的仿真大布娃娃，它身后阶梯状分布的立体花坛正用不同颜色的盆花拼接出这5个汉字——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仿佛听见鲜花在异口同声地对我说：“北京欢迎你！”作为首都的代表，它们在向我（当然也包括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致以亲切的问候。从这一瞬间开始，我作为离开故乡的人，对北京这座礼貌的城市充满好感——这种心情至少一直维持到今天，我写一篇文章作为必要的报答。
“北京欢迎你！”这条标语我还在天安门广场等其他场合的广告牌、宣传栏、灯饰（甚至学生的文化衫）读到，仿佛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着一种礼仪——在这平等且温和的语气中，北京是拟人化的，它以主人的身份向世界表态。那时我刚以流浪的状态来到北京，在这里举目无亲。我继续流浪，如鱼得水般体会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借用余华说过的话：北京对于我是一座别人的城市。在别人的城市里，我寻找着自己以及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我意识到自己与北京是有距离的——譬如我南方的口音就是无法掩饰的证据，甚至一个问路的人都能察觉我真实的身份：外省人。湖北作家古清生曾以一篇《带着方言闯北京》描述过：“操练北京话的失败令我尴尬和愤怒。请教先我来京的老乡田柯：你学不学北京话？田柯神采飞扬地说，我不学北京话，有成就的人多半不说北京话。此言大合我意也！”我们这群外省文人聚饮时便放弃弊脚的普通话了，叽叽喳喳，像来自不同地域的鸟会合在一座树林里，好自由哟，好轻松哟——不用再戴着镣铐跳舞了。语言隔阂所造成的心理障碍，曾经是许多外省人初来北京时不必要的精神镣铐。我也变得大言不惭：诗人毛泽东一辈子都说湖南话——包括他住进中南海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这句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多潇洒呀，半个世纪后还在北京的上空回荡。又有人传说，一口秦腔的贾平凹就是因为说不惯普通话加上不愿意更换语言环境，才不怎么多来北京的——咱们干嘛要为家乡话而尴尬呢？由此可见，环境的变换曾使我们这些外省人加倍地自尊。实际上不久以后便感觉到：北京是较少方言歧视的都市（古清生的原话），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移民化的色彩，每一个朝代它都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的新生力量。至于所谓的方言隔阂，马可·波罗来元大都时就存在了。
北京欢迎你！——我伫立在东四十条的立交桥上倾听着鲜花的声音，觉得它肯定是用普通话说出的，像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如同一群唱诗班学生的童音。我看看周围，没有其他行人，这么说我就是它问候的对象了？北京在问候我吗？当然，那时候风尘仆仆的我远没有今天的自信，我既感到安慰，又不无迟疑，北京欢迎我吗？北京真的欢迎我吗？北京欢迎的是我吗？要知道我只是它最不起眼的一个客人呀！我是否沾了亚运会的光了？但我还是领了这份情。我将之视若世界对一位流浪者的关怀。许多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成了一位游子的第二故乡，刚来北京谋生时的艰难困苦、喜怒哀乐都模糊成遥远的背景，惟独这个细节我难以忘怀。那时候，我正站在北京的门槛上，这句话打破了我与北京的一纸之隔。亚运会期间，电视日夜直播各个体育场馆里的比赛盛况。我没有家也就没有电视，我是个没有电视的外乡人，也就没有观看（那种参与的快感似乎离我很遥远）。但漫步在张灯结彩的北京大街上，我忽然诞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感：这毕竟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一个节日，我也是一位比赛场外的选手，正弓背守候在北京的起跑线上，聆听着发令枪。一位外省的诗人就要奔跑在北京的跑道上，梦想刷新它文学的记录——我的文学梦是属于北京的。两种竞争在这座城市同时进行：一种是全社会的，一种则是个体化的——我要超越自己；他们在比赛瞬间，我却要比赛永恒——这或许就是体育与文学的本质区别。我仿佛看见，鲁迅跑在前面，老舍、沈从文、艾青也跑在前面，所有的人都跑在我的前面，我要追赶他们——哪怕做个追随者也是光荣的。光荣与梦想属于亚细亚（亚运会歌曲），属于你也属于我。因为北京欢迎我，欢迎我的参与和加入。北京的跑道，对一位外省青年敞开了。
现在还远远没轮到我冲刺的时刻。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冲刺的时刻——我最终将成为这座城市的失败者，或自身梦想的失败者。我至今还在纸上跑啊跑，在北京的街道上跑啊跑，我的马拉松遥遥无期。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但读者就是我的观众。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的话，愿意为我喝彩吗？我正从你的眼前经过。我重复地在方格稿纸上跑啊跑——写作对于我就是命中注定的奔跑，我没法停下来，我不愿意停下来。这是一场世纪的奔跑，接力棒从鲁迅、沈从文、老舍、钱钟书的手上依次传过——文学的火种需要它的传人，我阅读前辈的作品就听见响彻世纪通道的足音，战鼓般令后人热血沸腾。可能我永远也触摸不到那根神圣的接力棒——又有什么关系，我的奔跑本身就在为历史加油。北京欢迎我。文学需要这种参予者——参予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在北京的街道上，没有多余的人。我在北京的地图上跑啊跑，从亚运村跑到东四十条，跑过阜城门内的鲁迅故居时行注目礼……鲁迅在北京城里写过《狂人日记》。文学欢迎我这样的狂人。这篇文章，权当一份文学狂人的日记吧。我在纸上奔跑，我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那样固执地奔跑着，我像《阿Q正传》里的阿Q那样狂热地呐喊着，拒绝彷徨。我目空一切，我快步如飞。谁能取消我跟大师们赛跑的愿望与资格？只有这样，才能跑得快呀！如果不允许的话，那我就跟自己赛跑呗！我不羁的灵魂仿佛要冲出肉体，我不甘示弱的心啊仿佛要冲出胸膛……
应该感谢那个日子。在亚运会期间我来到了北京，当整个北京城乃至全中国都酝酿着体育梦时，我，一位远足的外省诗人，却在北京的街道上，做起了自己的文学梦。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沾了亚运会的光，那段时间花团锦簇的北京举世瞩目。当然，我是大街上最不起眼的一位行人。一位背负行囊的梦想家——如果梦想也不失为一笔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的话，那么，我不承认自己是这座城市、这个节日里的无产者。我可以把自己既朴素又高贵的梦想奉献给它——作为见面礼，报答这座好客的城市。如果在这座城市开设一家梦想的银行（这本身就是一个梦想，或关于梦想的梦想），会有多少外省人的梦想储蓄在里面呀！多少远道而来的外省人梦想在这里兑现自己梦想的价值——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有梦想的人才是真正的精神富翁。但门匾上一定镌刻着：“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用梦想来投资。在那个日子，北京梦想的银行对我——一位外省的客户，敞开了。种植梦想比种植任何农作物还要伟大，还要艰难。在自由地梦想同时，还要付出实际的耕耘。所以真正的梦想家，应该是对自己的梦想负责的人，并能使之兑现甚至增值的人——哦，梦想家，梦想的银行家！
也应该感谢亚运会。体育的感染力征服了每一个观众，在那特殊的节日里几乎没有局外人。譬如，它甚至使大街上一个文人的梦想也增添了几分英雄主义色彩。我相信自己来北京后做的第一个梦，绝对不是梦。只有强者才会做梦，强者的梦才是真正的梦。我相信自己文学的梦想绝对不是文弱的梦想。我在梦中奔跑，我在梦中与现实竞争。这是一场为梦想与现实而举办的露天比赛。梦想与现实在拔河，在赛跑。我只是一位选手，孤独的选手。但我并非真的孤独，实际上我是一位追梦者。梦是我真正的对手。在众人之外，在时间之外，甚至，在现实之外，我为自己举行了一场孤独的运动会。
一个人的运动会。
放眼整个20世纪，北京都是一座对时代与历史负责的城市，北京人对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文化、体育）保持着非同寻常的热情。这种激情表现为参与意识，而自发的参与意识甚至普及到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身上——虽然北京市民素质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具有创世纪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之所以在北京，就是有力的证明——至今，北京就有一条街道（毗邻北京大学旧校址）还以五四大街命名。“五四”远矣，我生未逢其时，但1990年举办亚运会的盛况还是赶上了，各阶层市民不约而同表现出的激动与自豪感，使我这个刚刚跻身其中的外乡人都仿佛感受到一种古老的传统。这是一座血浓于水的浪漫城市，正如我在初次进京的日记中描述过：北京似乎永远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哪怕在一个最平凡的日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具备像它这样的情绪与感染力了……转眼，那届令全民振奋的亚运会也已遥远，但从北京地图上拔地而起的一片新城——座落于北四环路的亚运村，在人民的记忆中保留了下来，并且不断对现实施加着影响。一方面，亚运会本身就是一座无字的纪念碑，纪念这座城市一个特殊的节日以及当时的光荣与梦想；另一方面，围绕着鳞次栉比的记载过辉煌的大型体育场馆、商厦、饭店、停车场、娱乐城、高级公寓林立，宾客云集，一座最现代化的新村诞生了，仿佛特意为北京城陈旧的历史提供参照的范本。这种影响甚至延伸到亚运村以北十几公里的郊县，那儿的房地产也跟随着涨价，盖起了不计其数的花园别墅（主要为客商、本地的款爷、娱乐圈名流抑或高薪白领阶层提供的）。有人惊呼：亚运村一带已成为北京城的第一个富人区。在这个真正的富人区里，潜伏着多少惊心动魄抑或荡气回肠的故事哟——小说家们有福了。
我不是小说家，我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所谓一掷千金或英雄美人之类的通俗情节不感兴趣。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应该凝聚于谱写自我的精神自传，而不应该满足于做别人故事的叙述者。我坚持自己的笔千金不换，我一日三匝在纸上奔跑。但有这样一个诗意的设计还是诱惑了我：据城建规划方面的小道消息，为联系亚运村及其北部郊县新兴的别墅区的交通，将修筑一条轻轨列车的线路——十几公里的距离，或许10分钟就抵达了，这足以排除公路堵车的困扰。我想象着一趟铃儿响叮当的小火车（或者清洁豪华如地铁）在郊外沿站停靠的情景，觉得像钢筋水泥丛林边缘的轻音乐、或都市中的一首抒情诗。作为一位行吟诗人，我首先渴望成为这辆抒情的火车的乘客——它车轮滚滚的节奏能成为我铿锵有力的韵脚吗？于是我无法自控的梦想与它同步产生：如果我能在亚远村以北的别墅区拥有一个单元该有多好，那么每天下班后就可搭乘那趟黄昏的列车返回炊烟袅袅的田园——这是城市文明中最巧妙的隐身术了。可惜要做现代的陶渊明，太奢侈了，也太困难了。文人是最需要精神别墅的，但一个文人想在北京的郊区购买一套物质的别墅，难于蜀道，难于上青天。亚运村以北未来的轻轨列车线路，将是一个当代诗人面临的蜀道。但我不妨保留这种梦想的权利——北京欢迎你，所有的造梦者！某位有魔术师气质的商人曾炫耀过：“给我一副扑克牌，我就能变一套房子出来。”我是个文人，可我有一杆笔（但愿它是马良遗传的神笔），我会努力通过它画一套房子出来，造一套别墅出来。我要用笔写好多本书——造房子，就当购买一个梦（一个虽然商品化但本质上仍不失为天真的梦）。在北京，在亚运村以北，我种植着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妙笔生花的梦。
正如海淀是学院区、前门是商业区、建国门是使馆区，城南是老市民区……年轻的亚运村，被定位为富人区了，城市贵族与当代英雄们的聚居地。我继续梦想：如果亚运村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接纳越来越多的文人（在其村民中尤其不能没有艺术家呀），如果文人的数量与商人相比不至于居明显的劣势，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则幸运与强盛了。物竞天择，文人不应该甘为社会的弱者或落伍者，更应该调整竞技状态，做一回强者梦。这同样是有可比性的运动：文人与商人的竞争，精神与物质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人与人的竞争。文人强大了，中国的文化也就强大了——我们没有必要等待上帝的垂青，上帝并不是绝对的裁判。漫步在亚运村的外面，我经常浮想联翩。或许，体育也能给文化一定的启示。这是“一个散步者的遐想录”（借用卢梭的书名）。在北京的街道上，即使和风细雨的散步，我的思想也在奔跑，在呐喊，在喝彩，在寻找任何可能的对手。一个散步的思想者。一个思想者的散步。
北京人的体育热情在亚运会期间达到了高峰——但是，它在此前此后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持续着。我下班路过工人体育场，经常遇见车辆堵塞，门前挤满了以守株待兔的焦渴表情等票的青年。有开着警车赶来的警察维持秩序，不用问我就猜测出：今晚又有足球赛。球迷的热情简直不亚于诗人的热情，都是最狂热的感情动物。球赛在北京城举行，相当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每位体育爱好者内心的烽火台却提前点燃了。我不是球迷，但我尊敬球迷的宗教。这是值得广大文人借鉴与模仿的强者哲学和尚武精神。当球迷为扣人心弦的一个好球喝彩时，我则为球迷的痴情喝彩——这简直是神曲，是介于人神之间的“半神”（英雄）状态，在目前这个时代，连爱情都很难达到如此的纯粹。只有超越利益的激情，才能令人不饮自醉。小小的球上密布着神经啊，不踢就痒，一踢就痛，但痛痒之间亦潜伏着巨大的欢乐——这也是我这个名人对自己的一杆笔所持的态度。足球赛是北京城里平民化的狂欢节。人类的虔敬仿佛在观看神的比赛。神的运动会使足球运转，亦使地球运转——用诗人徐敬亚的说法，小球转动大球。我则与笔游戏，自娱自乐——笔杆上亦有着我个人企图扭转的乾坤，这是一架以梦撬动现实的精神杠杆。我正在使劲呢！我正在寻找、挑剔生活的破绽，期待爆一个冷门。
我刚来北京时还远远把握不住这座城市的规律。有一次从三里河去东单办事，在孤独的站牌下等待了好久，一位偶然经过的行人告诉我：“这趟公共汽车停开了。”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正纳闷呢：是否发生什么事情了？第二位行人提供了答案：每年春天这一天，北京举行全城马拉松比赛，长跑队伍经过的路线机动车要绕道而行，公共交通也暂时中断。我只好步行，刚走上长安街，马拉松队伍迎面过来了，跑在前面的运动员穿背心短裤，热气腾腾地穿行在料峭寒风中，跟在后面的群众则近似于农民暴动，热闹非凡。每年这一天，他们可以享受不用规避车辆在长安街（中国的1号公路）纵情奔跑的自由。甚至不断有路边围观的群众加入。据说每年北京的马拉松长跑，都有几千位选手（包括外国人）参加。我仿佛目睹了一支梦之队，长安街上的梦之队。北京城里居然有这么多的追梦者。这是一幅颇为壮观的时代画面——我在一首诗里写过：这支队伍简直是从古希腊跑过来的。从雅典到北京——人类的马拉松哟！我忽然为生活在这座冲动的城市感到莫名的幸福：我并不孤独，所有人都在奔跑，在自己的路上大步流星。这是一种停不下来的趋势，一种拒绝静止、热爱运动的生活。甚至生活本身，在他们心目中都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谁也不甘成为落伍者——哪怕跑得最快的人只有一个；甚至不能说他在领导着群众，恰恰相反，是后面的群众在推动着他。这个集体（即城市本身）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作为一个远足而来的外省文人，这座城市的集体精神与魅力怎能不感染我？虽然我有自己的跑道与奔跑方式，自己的参照坐标。所以也就有了诗意的联想：我仿佛看见，鲁迅跑在前面，老舍、沈从文、艾青也跑在前面，所有的人都跑在我的前面（谁叫我是这座城市的迟到者呢？）我要追赶他们——哪怕做个追随者也是光荣的。我所假设的已是一场时间的长跑了，在世纪的马拉松中，北京欢迎着任何人的加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长安街上的梦之队的成员。我奔跑的精神，是北京启发并培养的。奔跑的精神甚至比奔跑的速度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