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南方第一次来北京，是80年代末。当时逛天坛公园，发现鱼贯而人的男女游客均人手一支串满晶莹剔透的红果的小棒，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猜测那该是大名鼎鼎的冰糖葫芦了。再往周围一看就明白了：公园门前的空地上，站了一溜手持稻草秸捆扎成的“靶子”的摊贩，草靶上一律乱箭穿身般插满了红彤彤的冰糖葫芦（中国式的圣诞树）。当时我想，北京人不怕冷吗，大冬天缩着脖子也敢吃冰糖葫芦？这是冰糖葫芦的名称给我造成的心理错觉。或许也不能算是误会，在零下几度的室外气温中，冰糖葫芦经风一吹，像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蛋——眼泪汪汪，连外面裹着的糖浆都冻成冰棱的模样。咬一下肯定嘎吱作响。你简直分辨不清咀嚼的究竟是冰抑或是糖。你的腮帮子冻得都快麻木了——恰恰这时候，那冰糖包裹的新鲜山寨透人肺腑的酸味，会给你一个强烈的刺激。你无法拒绝它向你揭示的五味俱全的谜底……
这毕竟是苍白枯燥的冬季硕果仅存的一份诗意。即使仅从视觉上的效果来说，颇印证了鲁迅一首散文诗的标题：火的冰。一枝独放的火焰，正炫耀地炽烈着，忽然，仿佛服从冥冥之中的符咒，它被冰封存了、冻僵了，进入一个无声且没有意念的世界。即使在冬眠之中，它仍然保持着火的原型、火的颜色以及性格。你咀嚼着冰的同时实际上在吞食着火。它的双重性格很快把你给感染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诗化的联想呢？难道最最平民化的冰糖葫芦真的存在什么精神内核？这还得感谢我8年前在北京街道上品尝到的第一根冰糖葫芦。是那根用5毛钱购买的冰糖葫芦给了我价值连城的灵感。北京城里的冰糖葫芦哟，你从此进入了一位外乡人的视野。
冰糖葫芦是很有北京特色的一种食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可能代表某种朴素安祥而又不乏历史感的市井生活。林语堂在一部回忆清末民初北京历史文化的专著里，也未能忽略它的存在，仿佛信笔提及：“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会听到小贩们叫卖甘美圆润的冻柿子的吆喝声，还有孩子们喜欢吃的冰糖葫芦，裹着糖的小果，五六个串成一串，染上红色招徕顾客……”这部书是他后来在大洋彼岸用英文写作的。可见冰糖葫芦的造型，已深深镶嵌进他的记忆里了。冰糖葫芦，仿佛也构成一位读书人对老北京城的回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能够代表那种古朴的老北京生活的当然不仅是冰糖葫芦，还包括其他当地小吃：豆汁、油茶、灌肠、卤煮火烧、豌豆黄、艾窝窝、褡裢火烧、炒肝、焦圈、酸梅汤、扒糕、羊头肉、驴打滚……甚至有些估计快失传了。作为一个迟到者，我真恨不得一一品尝它们或记录它们。但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举冰糖葫芦为例了。
冰糖葫芦堪称最原始也是最传统的糖果了，和后来商店里零售的各种用塑料纸或锡箔包装的水果糖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讲究以鲜果（包括野果）为材料，尤以山楂为上佳；后者则徒有果味而已——这就是“糖”与“果”概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前者是手工制作，匠心独运，简直象征着一个闲情逸致的时代；后者则是机器大批量生产，挥掸不掉工业社会的气息。当我逛街时猛抬头目睹到一株插满通红的冰糖葫芦的金黄稻草扎成的靶子，怎么能够回避它周身洋溢的诗意呢——在苍茫尘世之中，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呀！甚至夸张地认为：连看它一眼也应该交费的。我还有福观望过摊贩现场制作冰糖葫芦的过程：在炉火上支一口小铁锅，熬好滋滋冒泡的糖稀，拿山楂串蜻蜓点水地一蘸，就手脚麻利地插在草靶上了——风一吹它就冷却了，摇摇欲坠地诱惑着过往行人——冰糖葫芦不仅满足了我的口福，摊贩们（简直是艺人）的手艺也使我大饱眼福。有一支审美意义上的冰糖葫芦，在我想象中已簪上北京的城头，作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平民化的吉祥物。北京城里的冰糖葫芦哟，遍布街头巷尾，我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你。
关于人类的饮食，我以为可如此做性质上的划分：第一种是求饱（满足“胃”觉），第二种是求美（满足味觉），第三种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还兼顾到精神的愉悦——或曰还追求某种娱乐性（譬如瓜子之类零食）。这该算饮食文化形而上的跃进吧？冰糖葫芦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种。最初我把它视为儿童食品，后来发现在北京不论男女老少都很偏爱它——这和它带有某种游戏性不无关系。它是可以边走路边吃的零食，手持一支色泽诱人的冰糖葫芦（像装饰品）逛街，颇有种走马观花的陶醉感。恰如周作人在谈论北京的茶食所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冰糖葫芦身上或许正凝注着这种精炼。它是典型的大街上的零食，与之相近似的还有烤羊肉串之类——总之带有休闲或恬适的意味。我们和平时期的城市风景怎能缺乏这些点缀品呢？
北京城里的冰糖葫芦哟，像岁月的接力棒，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市民们手上传递。正如今天晚上，它又从林语堂的笔下传到了我的手上——在50年之后，我要给北京的冰糖葫芦重新写一篇文章……同时借这篇文章，向所有代表北京传统的风味小吃致意。这也是一个外乡人对一座城市的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