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随着教育服务市场的不断发展，教育自身不能被买卖或被看成一件商品的观念已越来越使人在思想上感到迷惑。这些活动不仅仅限于那些新的商业提供者的活动，因为许多传统大学也非常积极地热衷于国际“贸易”。美国布朗大学“未来计划”（Future Project）的主任弗兰克·纽曼（Frank Newman）教授和考特里（Courturier）商榷道：
“高等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它更多地受到市场，而不是政府管治的影响？ ？变革的缓慢步伐使决策者感到沮丧，他们觉得不再有必要保护高等院校，使它们免受市场的冲击，而是将市场力量看作是改革高等教育所必需的杠杆？ ？关键是找出政策上的解决方法，使市场朝着有利于社会和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方向发展。”（纽曼和考特里，2002）
正是在这个竞争与变革的背景下，无边界教育获得了发展。政府和大学领导者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日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场，既为了在国内公立高等教育财政紧缩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大学的能力，同时也作为一个可交换的出口机会。
这个部分呈现了传统院校参与国际化的多种途径和活动的概况。《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中所使用的四种提供教育服务的方式（较详细的讨论见第四章）在这里是有益的。通过这四种方式对无边界的本质的探索，使人们对地理边界的跨越有了特别的认识。它也概述了合资企业的不同类型，这些公司是新兴的（尤其是在国外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它们正在使教育和培训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方式一：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
这种方式包括远程学习和新技术的运用。学习者仍旧在自己国内，而所提供的服务是跨境的。美国波士顿著名的教育投资公司（Eduventures）的一份报告显示，完全通过在线远程学习的服务在美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2002年的学费收入就超过了17 。5亿美元［加拉格尔（Gallagher）和纽曼（New-man），2002］。到2005年，美国完全通过在线学习的学生占所有中等后教育入学总人数的比例超过了 5%，这就意味着产生了超过40亿美元的收入。尽管我们这里指的是美国的发展，但是其他国家也开始见证不断上升的比例。
当然，远程教育具有很长的和确定的发展记录，尽管技术的发展已使它的能力和声望不断提升。除了传统大学以及它们新的挑战者，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类型。它们是“全球百万人大学”（Global mega-universities），以及较大的传统远程学习大学，诸如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U niversdity）、中国的电视大学（T V U niversity）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大学（Indira Gandhi National University）［丹尼尔（Daniel），1996］。这些学校吸引了超过百万的学生，大部分的学生来源于学校所在地，但是这些学校现在越来越吸引来自全球广大地区的学生。
方式二：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
在历史上，提到“跨境教育”的观念，人们往往会想像这样一幅图片：漫游的学者以及国际流动的学生。学生流动现在仍旧是无边界教育中获利最大以及最多的方式。旅行到国外学习被广泛认为是构成完整的高等教育经历的部分。近来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显示，全球对国际学生的需求从2000年的180万增长到2025年的700万———几乎增长四倍［博姆（Bohm）等，2002］。亚洲对这个增长贡献最大（其中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占2025年需求的70%，而在2000年，比例仅为27%。欧洲学生数量相对来说变化不大，它所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32%降到13%。
为了方便学生流动（见第二章中有关欧洲计划的内容），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一些超国家的组织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援助。最大的欧洲计划之一是“伊拉斯谟计划”，它在2002年促成了10万多名学生的流动，得到了一项总计两亿欧元的预算的资助。2002年所宣布的一项计划旨在让欧洲以外的国际学生到欧洲学习；“伊拉斯谟全球计划”（ERASM US WORLDWIDE）2004—2008年的经费是两亿欧元，根据其学生流动计划，它准备在2004年前资助2000名学生到欧洲学习。通过经济上更多的努力，境外消费对主办国的地方经济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些学生在学习后还留下来工作，作为雇员为当地做贡献。
方式三：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
在这种供给方式中，提供者在另外一个国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建立起一种有形的存在。这些手段包括：建立分校园或者和当地提供者进行合作。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委员会的国际开发计划（T 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the Australian Vice Chancellors Committee，IDP Australia）提出了不同类型计划的一种类形学（typology）①，这些计划反映了在这些环境中所采用的多样化的组织机构［亚当斯（Adams），1998］。它们包括：
● 双联项目（tw inning）：一个机构与当地一个提供教育的单位联合提供一个合格证明。这个“双联”的组织可以是一家私立的提供教育的单位、一个专业机构或者是别的提供第三级教育（大学或学院层次）的机构；
● 特许项目（f ranchising）：一个离岸机构有效地批准国内的教育提供者提供一个学习项目，其质量是由该离岸机构保证的；
● 离岸学习或分校区（offshore or branch campuses）：离岸机构在主办国建立一种有形的存在，并且寻求正式的鉴定地位（或者以自己的身份，或者与当地一个提供教育的单位合作）；
● 适度的教学计划（moderated programmes）：一所当地的院校提供一种教学计划，该计划由当地一所院校的教师开发，它的质量然后由一所离岸的大学来保证；
● 联合授予学位或证书（joint aw ards）：其课程或学位至少得到两所院校的承认（这两所院校通常位于两个不同的国家）；
● 远程学习（distance learning）：尤其采用一种较为传统的远程学习的模式，它使用以印刷品为主的材料、人造地球卫星或者影像资料，当地的一个合作伙伴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和商业活动的基础。
在一个全球的基础上，要确定这些不同模式的商业服务所实际招收的学生数是困难的。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委员会的国际开发计划对2002年的统计显示，离岸教育机构的入学人数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增长了13 。9%，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这是增长最快的国际化方式。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约有15万国际留学生，其中28 。6%正在离岸的校园里学习，6.9%在远程学习项目中注册。
方式四：自然人的流动（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这种供给方式（标题有点不恰当）是指学者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提供一种教育服务。这种游历式的学术讨论的模式当然不是新东西。然而，这种方式却很有可能获得契机。再过十年，一代教授和资深学者将要退休，他们需要有人取代。当国内缺乏足够的、在学术上合格的教师的时候，在一些学科中（尤其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进行博士课程学习的人数正在迅速下降，某些国家将试图从国外招募教师（或者比现在招更多的人）。
通过吸引发展中国家中最优秀的学者到较富裕的国家工作，学者国际流动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给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困难。许多发达国家也将冒失去它们最聪明和最好的人才的风险，因为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就业的工资和条件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政府将需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以回应这些压力，并且确保有足够数量的与合格的学者来满足国家的需要。例如在加拿大，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加拿大研究讲座”（Canada Research Chairs）的计划，并且投入了9亿加元。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和私立部门的配套资金一起，到2010年建设2，000个新的研究讲座，并总共投入90亿加元。该计划对吸引海外的学者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目前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协商过程将迫使许多政府和大学领导者明确表示自己在政策和战略上的定位，即推动或者阻拦国际流动和教育贸易。那种“一个尺寸适合所有的人”（one size fits all）的方法在国际上是不够用的，因为每个民族国家都将需要测定：它目前提供教育的能力在不远的将来是否可以满足教育的需求。在这一框架下确定的政策将对教育部门如何继续发展———以及教育如何变成无边界的形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