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采用的模式，有时会被看作是过度节俭的例子。也就是说，它是简单和抽象的，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验式的描绘让人觉得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它是启发式的———它能让我们更好地解释现象。同样，这个理论也不能如传说中的那样去详述大学的每个细节或者是大学领导者的个人动机，但它能就大学的行为提供结构性的解释。行为者的意图是被假定的，而不能被真实地描绘。这个假定就是，大学竭力地和最优化地在这个高度竞争且生存不能完全确保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不过，这个极为简化的假定有助于就大学行为为什么趋于一致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提供一种有益的解释，而大学系统在总体需要上的差异也如政府和大学协会本身所认为的那样被定义为多元化。
至于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民族国家，沃尔兹（1979）根据它们个体之间的行为，认为民族国家发展了一个国际化秩序的框架，而这个国际化的秩序则是用来奖励或者制裁其行为是否符合该系统中的成功的标准的。而谁能够赢得这场游戏，取决于决定谁有可能获胜的那个框架。那些有某一类特征的、具有创新意识的并在国际秩序中获胜的国家将尽力地依据这个框架行事。这个道理同样适应于大学系统。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中，个别大学的行为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并非体制内的而是为了它们自己的），经常并非有意地创造了市场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就逐渐演变成了支撑大学的力量。当然，除非其中某一所大学丧失了生存的意图，否则这些力量是不会被忽视的。
当然，这也不能说，生存的行为能够解释大学的所有行为或者能够表明大学都是趋同的。它们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以市场体制下，其趋势是相似的大学组成联盟［例如英国精英大学组成的联盟———拉塞尔集团（the Russell Group）］，而在更强调政府作用的大学体系中，其趋势是不同的大学基于它们之间的功能差异而相互合作，进而增强了它们的专门化程度。假如政府也能在这样一个按照州（state）来归类的系统里维护各组成部分的合法性和地位的话，那么这个合作将更加值得注意。在市场为导向的体系中，大学在合作中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它们是否都能获得，而是其中的某些大学可能获得更多。在一个单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系统中，各大学机构的相互交往过于规则化或者是走得太近，都容易滋生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个别的大学都不能很好地代替整个系统，只有通过竞争和独立，才能增进它们所理性构想的自身利益。通过这样，它们的联合方式也会持续不断地发生改变。
在一个正式分割的系统中，例如一个二元制的系统中，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就较少担心它们的比较优势———它们是否比其竞争对手获得的更多，而更担心的是绝对利益———从为它们的安排中获得了什么。同样，在不同力量结合的联合体中，它们各自所能感知的风险也会少些。从公共资源的角度来讲，在市场体系的调整下，政府所要负担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单个机构失败的风险则较高，同样在政府高度集权的体系中，政府所要负担的投资和操纵系统的成本相对较高，而单个机构失败的风险则较小。
这个机制是由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比较自治的院校和领导人自我发展的，而不是在一个更好的大学系统里面的创造物。尽管大学在地位、能力和吸引力方面有差异，但是它们在功能上是很相似的。其最后的框架由那些最能适应和接近成功的单个大学的行为所产生。而这些大学大都是研究性大学并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社会上层）。在市场体系中，大学不能在它们所在的领域中更加地专门化（市场背后的假设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改变了高等教育）。相反，它们越来越相似，这主要是通过新生的、相对不那么有名的大学竭力模仿和学习它们所谓更好的院校这个过程而进行的。尽管努力引进甚至更加具有选择性的政策（例如英国根据研究评估机构的排名来分配资金，尽管近年来所有大学的研究质量都有很大的增长，但它还是将最多的资金集中提供给排名在前的院校），大学还是孤注一掷。它们变得越来越相像。它们都这样努力着。
其原因来源于华尔兹（1979，第95页）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市场自由）的社会化逻辑。仿效顶尖大学成功实践（也就是说遵守无政府竞争的逻辑）的失败导致了对一种“相对权力真空”的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批评。例如，在国际关系中，当普鲁士通过一个至高无上的军事组织击败了奥地利（1866）和法国（1870）之后，其他国家也被迫去仿效或者是受到伤害。生存需要融合或者是功能上的均衡。强势大学有效地成了“权力制造者”并能改变弱势院校的行为，而后者则是“受权者”，只能毫无选择地跟随这些强势大学。最后出现的则是一种反映不同地位的局面，而不同地位的形成是基于权力和声望、而不是基于单个院校的个别特征。通过不断地试图减少大学之间的权力差异，模仿促进了对这个系统的维护，使其中某一个或者几个最强大的院校更加难以有效地控制整个系统。
然而，排名不靠前的院校所采取的模仿策略是必需的，尽管这对于它们的生存并不是足够的。弱势大学（如州立大学）一般都需要联合以需求平衡或者抵消强势大学的力量，而这并不是联合体或者是系统本身的需要，而是弱势大学自己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以政府为主导和高度集权的系统里，机构变得更加专业化，彼此之间的差异扩大。而随着专业化的加深，这种差异导致了更加紧密的联合。然而，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下，联合体的不安全性和对竞争的需要，形成了系统的网络。因此它们常常是暂时的和机会主义的。最后，高度集权的方式取向于稳定和连续，对革命的或者是动态的创新改革的需要也被根本地改变了。而这种持续性和连续性则由市场的结构性影响去解释。
英国政府在寻求大学多样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源于它们自己。市场对高等教育的扩展妨碍了院校之间的多样化。非但没有保持住多样性，市场力量反而增强了大学的一致性。相反的是，多样性似乎要求现在不再时兴的政府规划和引导的形式。强硬地赋予院校某种特别的功能已经不再可能。依赖市场的力量创造多样性也不那么有效。国家所规划的院校多样性也最好先放置一边。更好的方法是努力在院校生存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一种竞争和不稳定的环境中保护创新和合作。竞争和（可能是荒谬的）由竞争所刺激的风险共担是持续创新的关键所在。持续创新是潜在的政府政策，它是可实现的，和其他基于市场的改革是一致的。远离多样性，持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