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竞争型的合作在全球的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合作团队的有效表现不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让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迄今为止，我们已从研究过程这一面察看了第2种样式，它对研究来说几乎是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同样的一套做法也能够从社会这一面被看到，作为一种对现有的（第1种样式）研究方法的修改，从而对以下广泛并急迫的社会需求作出回应，即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这种对第2种样式的调整可以被学术界说成是一种相互的回应，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团体对来自社会的有关信息的反应。从这种意义上说，由于在研究过程中社会参与或影响的程度不同，第2种样式的研究才区别于第1种样式。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这件事，知识产生的第2种样式比第1种样式更多地考虑了有关的背景情况、对更多的信息作出了更多的回应。这种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作综合考虑（contex tualization）的观点主要关注的是：科学（或科学机构）是否向社会的各种需求开放。科学在社会上容易引起反应，在这种程度上来说，它导致产生一种新型的科学，而这种产生主要是通过改变有关的问题（大学中的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改动是值得研究的），即如何研究这些问题？谁参与研究？
观点上的这一变化随后就产生了许多结果。第一，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作综合考虑可以有不同的程度：弱、中等和强。每一种都反映了相关的研究团体对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回应。在弱的程度上，社会主要通过一些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去施加影响，根据专家的意见，这些机构是按照科学的重点和研究项目去解释社会的关切的。大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可以被归入弱的这一类，因为社会的要求仍然是被间接地表达出来的（常常通过政府官僚和科学界的统治机构的“过滤”）。在中等的程度上，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作综合考虑则是“业务空间”（transaction spaces）的中心（“业务空间”留到后面再说）。最后，在强的程度上，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作综合考虑的形式是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来自专家，也来自更广大的“非专业性的”社会，这种交流直接研讨各种问题的识别和解决方案［拉图尔（L a-tour），1997］。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作综合考虑的每一种程度———从弱到强———描绘出知识产生的一种样式，而这种样式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业务空间”的运转。
第二，为了理解“业务空间”的职能，我们可以从“讨论杂交植物的论坛”这一较为熟悉的事情入手。在历史上，有关讨论杂交植物的论坛的观念涉及一种社会构造的“空间”，在那里，可以就那些与一定的技术发展相联系的各种风险进行辩论。在一些公共场所，有些问题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例如，某些类型的核反应器的安全（或者环境科学中全球变暖的速度问题）会引起公众足够的关切，从而导致政府建立一个论坛，参加该论坛的人包括技术专家、决策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些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公民）。在特定的背景下，一系列参与者对“杂交植物”作了描述。这样的论坛现在很寻常；当任何一个科学或技术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论并涉及公众时，大多数政府认为举办这些论坛就很重要。但是，这种论坛主要仍然是由一些机构创办的（或者是国际官僚机构、政府创办的，或者是对议员与政府官员进行游说的团体创办的）。
第三，在这些论坛上，常常产生重要的新的知识。尤其是讨论杂交植物的论坛中所产生的工作经验已导致人们普遍地承认：有趣味的和富有挑战性的科学可以在学科结构以外产生，这可以引起大学课程的变化并且由此导致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的传播。这种情况已经从环境科学的地位的上升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环境科学现已成为教学与研究中一门值得重视的学术性课程。因此，可以将某些“讨论杂交植物的论坛”看作是中等程度的“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作综合考虑”的早期表现形式。的确，社会主要机构日益增大的开放性与渗透性也已允许产生不断增加的其他“空间”（这些空间的设立不是很正式），在这些空间中，具有不同兴趣和观点的参与者能够（也确实能够）走到一起。
第四，当把事情与有关背景情况最初在“业务空间”中作综合考虑时，这一过程远不是自动的。更确切地说，某种挑战可能会找到一些方式，从而允许专家和其他人（他们各自也许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效地相互影响，以便能够把一个问题转变为一些人共同的理解，而一个连贯的研究项目也许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的。如果打算促进合作与形成一致的看法，这些“业务空间”就是基本的实体，因为这些空间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在这些框架中，可以产生那些还不明确的（并且迄今为止尚未充分地被制度化的）相互作用。可是，在任何一个“业务空间”中，这些相互作用不只是随机偶然的东西。
真正的“业务空间”使人回想起科学史专家彼得·加利森（Peter Galison）所描述的一些基本特征，他是在分析20世纪核物理的历史并且碰到“交换区”（trading zones）这一概念时提出这些特征的（加利森，1997）。在这件事情中，我们在一个分支学科的结构内见到了吸引人的交流和热情的合作，而这些交流与合作是在核物理界三个“亚文化群”（理论家、实验者和工程师）之间进行的（工程师们建造了核物理中所使用的各种机器）。这些传统还保持着原样，它们被保存在科学合作之中，与此同时，交流的协调发生在“形象”与“逻辑”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工具文化（instrument cultures）产生的地方，而这两种文化最终会结合在一起。同样类型的交流也可以发生在相互竞争的设计布局之间。
加利森在人类学理论上处于领先地位，他观察到：物理学的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同步交换是怎样常常可以和一些不完全的与部分的关系相比较（当不同的部落为了交换的目的走到一起时，这种关系就被建立起来）。在交换的观念中，并没有预先假定某种普遍的有关一种中立的货币的打算。完全相反，对交换分类的主要兴趣是：许多东西可以被置于同一类别（什么与什么相配、出于什么目的），而不考虑某种外部的标准。每个部落可能把完全不同的物体以及附加在这些物体上的意图带到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并且带着完全不同的物体及其意图离开。一个物体对于一个部落来说也许具有一种高度象征性的或者甚至是神圣的价值，而这个物体对别的部落来说可能则代表着一种完全平庸的或者实用的目的。然而，相互影响和交往是可能的，并且实际上也发生了（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对话就停止了。交往也许会导致混杂语（contact languages）的出现，这种语言是指在贸易或交往中形成的不同语种的混杂语（pidgin），混杂语是交流的一种手段，它必然是不完善的和被删节了的。加利森的观点是：当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在拼合他们的微波线路时，他们并不是把知识从一种亚文化转移到另一种亚文化中去，他们也不是在提出一些中立的评论意见。他们正在发展一种作用很大的、当地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从而协调他们的行动。尽管有各种限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某种理解与交流确实存在。
还有，对加利森来说（见他1997年的书的第63页），关键的问题并非不同的科学团体怎样前进（就像晚间的航船那样）。更确切地说，问题是：
在物理学科中，考虑到参与者特别多的多样性———制冷工程师、射电化学家、代数拓扑学家、原型滤波网修理技师（prototype tinkerers）、计算机行家、量子场论专家（quantum field theorists），他们究竟怎样互相交谈？ ？他的描写？ ？是一种不同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领域和复杂的边缘区域一起变化着。这些区域有时消失了，有时结合在一起，并且甚至凭着它们自身的地位发展成为半自治的地区。
我们有可能超越科学的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扩充和归纳“交往区”的概念，把这一概念扩展到更广泛的交流，而这些交流的发生跨越了学科与制度的界限，例如，就像在探索新的设计布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这里，交流发生在上文中所说的“业务空间”。如同在“交往区”的情况那样，“业务”的意思包括：第一，所有的合作者带来一些可以进行交流或协商的东西；第二，他们也有各种资源（科学的和物质的），以便能够从其他参与者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当然，对于不同的参与者来说，被交换的物体的含意也许很不相同。但这些交流的成功取决于每位参与者带来被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价值。参与者们通常将带着他们的收获回到他们的本部（ho m e base），从而增强那些通过和别人分享知识而形成的联系与交流（在典型的第2种样式中）。
我们已建议：具有知识产生的第2种样式的特征的研究活动可以从研究这一面去理解，也可以从社会这一面去理解。“业务空间”的概念使得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更加明确，因为“业务空间”作为场所已变成可见的，在那里，最初的微妙的相互作用———各种谈话———在社会和科学之间发生了。它们是一些空间（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具体的），在那里，潜在的参与者可以决定：什么东西可用来交流或交换、他们要在哪里也建立交流的渠道（这些渠道是保持讨论所必需的），在什么程度上限制变得明显起来。当然，如果一些限制过于苛刻，“业务空间”也许就瓦解了。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相互作用，可以找到克服这些限制的一些方式，并且，当找到这些方式时，一种更健全的研究活动可能就兴起了。“业务空间”的数量的增长（其中有一些将会保持下去，而另一些将是短暂和临时的）是知识产生的第2种样式的特征之一。
总之，“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观念，加上来自人类学研究的“交往区”的概念，它们可以被扩大到“业务空间”的概念。在这些空间里，不同类型的知识、观点和兴趣合在一起，进行局部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也许会产生一种语言，人们用这种语言去进行共同的研究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所谓“局部的”（lo cal）是指：意见一致的地方是有限的，根据协定，某些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