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方面来说，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涉及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它和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相联系（而自由资本主义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领土”的含义比以前小了。例如现在，金融市场24小时开放。当打个电话进行投资定购时（例如从德国打电话给纽约的银行职员），无论办公室位于何处或两地相距多远，该笔业务直接就完成了。此外，一个投资的决定（例如在华盛顿），可以在伍伦贡（Wollongong）① 引起潜在的反响。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不同于国际化。国际化涉及民族国家之间（跨境）的交流，它发生在多个国家。国际化不是新的东西。然而全球化涉及以下这样的交流，即它超越了国界，它在瞬间内就能通过电子技术发生。全球化是新的东西。
在某些时候，人们都关注全球化下的“流动”，包括资本流（金融的和物质的）、人员流、信息流和文化流等［海（Hay）和马什（M arsh），2000］。这些东西沿着全球的“高速公路”和地带或“出口”等向前运动［阿帕杜雷（Appadurai），1990］，它们创造了介于人员和他们所处位置之间进行联系的新的不平等的模式。这些流动已经由于以下原因而成为可能，即技术的改进，尤其是电子通信方式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经济的整合（这种整合近几十年来在许多国家受到新自由经济政策的鼓励）。当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发展同电话与计算机相结合时，这种发展已形成了可靠的全球通信，使通信基本上摆脱了地方性的限制，扩大了覆盖范围。
我们可以在三个层次上描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的特点（这种描述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在经济上，全球化不仅涉及贸易自由化，还涉及一个世界市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全球的各种公司所推动的。在这个世界市场中，地方的经济、政治界的人物正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在那里，这些世界性的公司由于全球协调一致的商业战略（生产、配送与销售）和加快了的商品流通而具有它们的一些特征。强烈坚持全球化的一个论点认为：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结构，它实行全球化管理，民族国家处于一种全新的环境。根据以上这些看法，民族国家失去了其主权中的许多权利，不再能够调节银行的兑换率和利率，与此同时，流动性和多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分布及其供人选择。这些也限制了各国政府在以下方面的能力：诸如提高税收、增加社会经费以及普遍按它们所希望的去管理它们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等。国家的主要作用变成是使国内经济的结构适应国际竞争的规则。
有证据表明，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情况（特别是它的影响）常常是被夸大了。民族国家仍然是强大的，包括在它们的国内经济方面，以及在有关国际经济协议和管理的体制方面［赫斯特（Hirst）和汤普森（T hompson），1996］。也是通过选举，民族国家保留了民众代表的重要机构。不存在这样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证据，即它能表明民族国家在它们的公共开支政策上受到全球化进程过多的约束，因为在一个国家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和社会消费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性。的确，多国公司经常欢迎对教育和培训的高额的公共投资，例如，如果它们是高技术或知识型的工业的一部分，那就更是如此［霍尔（Hall）和索斯凯斯（Soskice），2001］。
对于那些希望在全球化经济中有效竞争的国家而言，似乎存在许多政策的选择，包括社会民主的“各阶级合作”主义（corporatism），这种主义是基于和工会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抑制工资是为了换取劳工较好的福利待遇，换取在基础结构（例如教育、交通）等方面的经费，这些被认为有利于经济或允许发生变革（但没有太多的抗议，同时对于离职人员具有适当的补偿）［格雷特（Garrett），1998］。在一些北欧和中欧的国家里，上个世纪所创立的社会保护体制尚未被去除。社会的“各阶级合作”主义（包括导致各联合政府的选举安排）和联邦制含有这样的因素，即给予那些反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人以机会，使他们可以对全球化政策行使否决权和施加其他阻力或影响，例如相比较美国或英国的政体，在那里，更少有这样的机会［斯旺克（Sw ank），2002）。较普遍的是，民族国家寻求在它们的领土上获得经济增长（通过对在其领土上运作的资本提供比较有利的条件），而不管其是不是国内的资本，国家鼓励创新、竞争以及为知识型的商业化提供研究条件。
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全球化一般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价值的衰落，涉及越来越多的国家间的合作，涉及社会主义的衰落和自由民主在世界范围被人接受。无疑，要求各国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不仅是要找到调整经济全球化有效的和可接受的方法，还要妥善处理世界性的问题，诸如环境、非法移民、犯罪和人权等。此外，政府之间这些联系越来越多，它们不仅出现在政府的各个层面，同时也出现在各种地区和国际性的会议上。在那些会议上，也有许多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代表（包括来自全球社会运动的代表，这些运动有的关注生态问题，有的关注性别问题）［奥布赖恩（O’Brien）等人，2000］。随着以前自主的民族国家被组合进军事、共同安全等各种“集团”，还有更复杂的和专业化的全球性机构的出现（这些机构主要管理世界经济、公布国际性的有关人的准则与权利的规定），国家的权力目前在全球被更复杂地集中起来了。
从文化上来说，全球化经常被用来描述西方消费文化越来越深入的影响，这种文化的传播是通过新的娱乐手段，诸如电视、通俗音乐、电影和旅游等，跨国公司利用了这些手段，结果是，随着对自我与他人的特性的共同认识的形成，各地的人们开始表现出同样的风格和爱好，也形成了共同的态度。根据这一观点，人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世界公民，意识到对现状、对权威与道德的传统形式的替换物。它们有待于更多的分析。
然而，当有些人把这些发展看成是一种解放时，另外的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对地方文化及其生命力的破坏。文化全球化不但扩展了西方的消费文化（如同在好莱坞电影和快餐店中所见到的那样），而且也导致了对它自己的反作用，例如伊斯兰教对全球化和美国化的抗议。虽然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把全球主要看成是越来越多的人的集合体，但是对于把一个更多样化和更松散的世界解释成一个较为相似的世界，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反应。
全球化最好被认为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在其中，时间和空间已被压缩了［哈维（Harvey），1989；斯科尔特（Scholte），2000］。世界范围的快速通讯把地区和国家间的差别减小了，这种通讯是一种历史性的进程，它扩展了全球范围的联系和网络。它导致了全球性组织的发展（它们有的出于经济的目的，有的出于管理的目的），这些组织帮助形成了世界性的规则、标准和法规（诸如在各种标准化或人权的领域内）。理性知识（解释与说明世界的各种方法）尤其认可全球化，这种知识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地方，看成是人类的空间，而不是看成神或超自然的实体，理性主义鼓励以下的看法，即知识的获得有赖于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
理性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促进了全球化，因为这两种主义在本质上是无国界的，它们意欲寻求普遍有效的客观真理。理性的方法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没有边界［奥尔布罗（Albrow），1996］。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性结合体现了历史上非理性与理性之间意外的较量。根据韦伯（Weber）权威的观点，就国家而言，这种较量反映了理性化过程最终的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情感形成对照。这种结合体现在国家统治者和追求普遍知识的大学之间的“协议”中；这种结合从来就是不稳定的。理性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工具主义的认识论逐渐消除了领土的地形以及国界的障碍等多方面的作用，最终支持全球化和超国家化的各种进程。这些问题对于考虑全球化环境中的大学来说也是首要的问题。
对于在较为制度化的形式中的超国家化的发展来说，法规也许是关键的东西。对于管理、标准化、“公平”以及公布全球化的各种进程而言，法律的和类似章程的约定是必要的，这些程序通过各国建立的地区性与世界性的各种机构而不断得到发展。虽然许多这些超国家的团体已从各国政府那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权，但民族国家仍保持着对有关事务相当大和决定性的影响。跨国私立部门联合的和自愿的自我管理的方式也常常得到各国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政策鼓励跨国发展———尤其支持企业要求“公平”管理的愿望，支持有利于开放各种市场的标准化，有时在所有民族国家中需要作出某种形式的跨国的决定以及实行监控，这是使规则得到遵守的最好保证。在较广泛的企业部门中所实行的全球或跨国的管理的各种形式（例如质量保证等）是否能在大学里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大学服务中日益增多的商业服务方面的内容———诸如被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的一部分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所涉及的方面———表明：这种框架的要素有可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