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的人，往往以为三国的开端，是一帮饥寒交迫的农民在闹腾；三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武人在砍杀；三国的结局，是一帮武人砍砍杀杀的结果。其实不然，真正决定三国历史走向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书生。
一说到书生，让人联想到的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娘娘腔，或者手无缚鸡之力、十年造反不成的可怜虫。
三国不同，那是一个刀与剑、铁与血的年代。书生做不成书生，只好放下书本和毛笔，持枪跃马，拔剑出鞘，加入世纪大混战。
正如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兵器一样，书生放下毛笔拿起刀剑，有些力不从心甚至不伦不类。农民习惯使用锄头，拿起兵器，却把自己砍杀。而书生，毕竟读了书，有的还读了很多书，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兵器，少数人还大显身手，功成名就，比如曹操。也有些书生，虽然读了书，读了很多书，却适应不了兵器，弄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比如袁绍、袁术。
曹操和袁绍，是三国早期最有名的两个书生，其中又以曹操为最。谁说三国，都离不开说曹操和袁绍。
其实，曹操和袁绍的前辈皇甫嵩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生。
现在，我们来看看皇甫嵩。
⒈业余军事家
对付农民有一套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皇甫嵩是镇压黄巾起义的头号刽子手，阴险狡诈，诡计多端。
的确，与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作战的，主要是皇甫嵩、朱俊和曹操，其中最主要的是皇甫嵩。
在中国军事史上，皇甫嵩恐怕连二流的军事家都算不上。
首先，皇甫嵩虽然镇压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但没打几场战役，每次打败一支农民军，一两次战斗即解决问题；打仗的对手，又是刚放下锄头拿起兵器的农民——有的战士手上拿的还是锄头，何况这帮农民拖家带口、饥肠辘辘、毫无训练、纪律涣散，没什么战斗力，与他们作战也用不上什么策略、技巧。
其次，也是根本的原因，皇甫嵩原本是文官，黄巾起义之前，他的官职是北地郡太守，打仗不是他的本业，镇压黄巾战场上的出场，实属“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在军事史上，可能归为业余军事家一类。
《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说明青年皇甫嵩本是个治书习武的书生。
公元184年春，皇甫嵩与朱俊一起赴颍川、汝南平叛，战事进展顺利，至八月，即把颍川、汝南两郡的义军荡平，皇甫嵩受命转战张角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
皇甫嵩离开颍川，北上与冀州黄巾军作战，途中给中央政府上了一道表章，把在颍川、汝南作战的具体情形向中央政府做了详细汇报，并把消灭黄巾的功劳统统推让给朱俊。朱俊“于是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战争中，一个将领将功劳归功于下属，一点也不奇怪，也谈不上高尚。因为，所有下属的所有功劳，都最后归结于自己；又可以用这种“高尚”的行为激励下属，可谓一举两得。皇甫嵩不同，他与朱俊是平级将领，各领一军，不争功、不冒功已是难能可贵，还将自己的功劳推给友军首领，可以说是高尚的、可贵的了。
好在那时的汉灵帝刘宏对待皇甫嵩似乎不至于太糊涂，也不像西园卖官时那样抠门。张角兄弟领导的冀州农民军被平定后，皇甫嵩封槐里侯（县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八千户，晋升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这里说的好不好，与政治无关，是指个人的品行德性）。
问题是，好人的背后，总会有恶毒的眼睛盯住。
几乎在张角起义的同时，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在凉州（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起义。公元185年春，北宫伯玉等寇掠三辅（即关中），皇甫嵩移镇长安。
去年（公元184年），皇甫嵩征讨张角时，路过邺县（今河北省临漳市），发现中常侍赵忠在家乡的住宅逾制（超过规定的标准），奏请中央政府没收之。皇甫嵩回朝后，另一个中常侍张让要求贿赂五千万，皇甫嵩不予理睬。
这两个大宦官恨得咬牙切齿，便联名诬告皇甫嵩在西方战场劳师费饷，怯战无功，于是皇甫嵩于该年秋被召回京师，削去左车骑将军职务，贬封都乡侯。朝廷改派车骑将军张温率董卓、周慎对付凉州农民军。凉州的民变越闹越大。
公元188年，中央政府只好再次起用皇甫嵩，升其为左将军，统帅前将军董卓的部队与王国率领的农民军作战。
十一月王国包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董卓建议立即进攻农民军，皇甫嵩不同意。农民军围城八十余日，至公元189年二月，粮尽力竭解围而去。皇甫嵩下令追击，董卓认为“穷寇勿迫、归众勿追”，拒绝追击。皇甫嵩只好用自己的直属部队追击，大获全胜。狂傲的董卓怒火中烧。
从此，董卓与皇甫嵩结仇。
公元189年初，朝廷征董卓回朝任少府，试图解除董卓的兵权，董卓拒绝。稍后，灵帝病重，任命董卓为并州牧，诏命董卓将所属部队移交给皇甫嵩统领，董卓拒不从命。皇甫嵩上书向朝廷报告。灵帝谴责董卓，董卓更加憎恨皇甫嵩。
胆大妄为的董卓擅自脱离皇甫嵩的统辖，率军驻扎在河东郡（今山西省南部运城地区），接近首都洛阳。
公元189年四月，灵帝去世；八月，大将军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董卓进京，废立皇帝，控制中央政府。
公元190年正月，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为了解除西线的皇甫嵩（此时驻军今陕西省兴平市）与关东联军夹击之虞，董卓征调皇甫嵩回首都洛阳任城门校尉。皇甫嵩一回到洛阳，即被逮捕下狱，董卓准备除之而后快。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与董卓素来友善，听说老爹放弃军队回了首都，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从长安径奔洛阳。此时，皇甫嵩早已下狱，皇甫坚寿立即找董卓申诉。
董卓正与文武大员们置酒高会。皇甫坚寿跪倒在董卓案前，叩首顿足，痛哭流涕，夹叙夹议，陈情陈义，在座者无不动容涕泣。蛇蝎心肠的董卓也被感动，也就放了皇甫嵩一条老命。
公元192年，董卓被诛以后，秉政的王允将皇甫嵩升为征西将军，随即升为车骑将军，再拜太尉。王允死后，皇甫嵩被免职，稍后又被任为光禄大夫、迁太常。
公元194年，李傕、郭汜作乱于长安时，皇甫嵩病逝。
皇甫嵩在董卓及其余孽们的魔爪下得享天年，也算是个奇迹。对于个人及家族的安危来说，也算是善始善终。
其实，皇甫嵩的生命历程中，存在过而且确确实实存在过一个历史的“如果”。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董卓是公元189年八月底进驻洛阳的。上文说过，这一年的春夏，中央政府已洞察到董卓的狼子野心，让他改任文官，可董卓不愿放弃军权，抗拒诏命。
皇甫嵩的一个堂侄叫皇甫郦的，对皇甫嵩说：“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述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指董卓）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
皇甫嵩回答说：“专名（指董卓违抗诏命）虽罪，专诛（指没有朝廷的旨意诛杀大臣）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皇甫嵩便将董卓的情况汇报给朝廷，董卓对皇甫嵩益加痛恨。
此时，董卓是受皇甫嵩统制的。董卓违抗皇命在先，皇甫嵩杀之于后，不是不可以。后世之人也为皇甫嵩可惜，如果皇甫嵩除此巨贼，就不会有稍后的董卓之乱。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为皇甫嵩着想一下，皇甫嵩的不杀董卓，是情有可原的，很难说是历史的“如果”。
董卓在西线的部队，名义上是国防军，实际上是他的私人雇佣军，而且多是凶狠善战的羌人。皇甫嵩被朝廷再次起用，只是带了一些自己的直属部队，去统帅董卓，人数上比董卓原统率的部队要少得多；而且，皇甫嵩是新来的统帅，素无恩信于董卓之军，对皇甫嵩来说，军心不附。贸然杀掉董卓，能否镇得住董卓的兵将，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一方面，正如皇甫嵩自己所说，董卓虽然抗命，但朝廷并无旨意下达于皇甫嵩诛杀董卓。没有得到授权，擅杀国家大将，至少是授人以柄，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政治风险加上军事风险，足以使皇甫嵩不敢杀董卓。
我说的历史的“如果”是指，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起兵讨伐董卓的时候，皇甫嵩完全应该、完全可以、完全可能与袁绍联手，东西夹击董卓。
董卓甫一进京，就擅自废立皇帝，又残暴不仁，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政治上完全反动，行为上专横残暴，“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也不为过。这次的讨伐董卓，与上次皇甫郦要求杀董卓不同，政治上、道义上、形势上都是应该的、必须的、可行的。
董卓只带了几千人进洛阳，后来吞并何进兄弟和执金吾丁原（吕布的义父、领导和刀下鬼）的部队，才有一支直属于自己的像样的武装力量。董卓能在洛阳调动的部队应该不是很多，新近归附的部队军心不稳，战斗力不会太强。后来孙坚在阳人大败吕布、胡轸，斩都督华雄，可以印证这一点。
此时皇甫嵩在扶风郡的部队有三万人之多（董卓带走的，只是他的直属部队，其余归皇甫嵩统带。可以想象，德高望重的皇甫嵩一旦统领这支部队，军心很快稳定、归附），都是精兵强将。在力量对比上，皇甫嵩应占上风——即使不计算关东联军的力量。
皇甫嵩的威望，在全国军队中无人能比。此时，曹操尚未出道，皇甫嵩是全国最能打仗的将领。更重要的是，只要皇甫嵩在西线行动，关东联军受到鼓舞、策应，就不会一盘散沙、无所作为，至少孙坚、曹操的行动会发挥更大的效果。
董卓对皇甫嵩集猜疑、嫉恨于一身，皇甫嵩放弃军队到洛阳去，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哪怕为了保住老命和妻子儿女，跟董卓还得一搏。
分析当时的形势，与关东联军联合，以清君侧的名义讨伐董卓，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行性，拿我们外科医生的行话来说，有明确的“手术指征”，而没有明显的“手术禁忌症”。
皇甫嵩受命上路之前，他的长史（秘书长）梁衍曾经劝过他：“汉室微弱，阉竖乱朝……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董）卓在洛阳，天子西来，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擒也。”
读史的人要注意一个细节。关东联军起兵是在公元190年正月，董卓逼迫献帝西迁是在二月，董卓本人一直在洛阳坚持到次年三月，董卓并未随献帝西去长安。
也就是说，如果皇甫嵩不听董卓的命令，率领自己的部队迎接正在西来的天子，凭他的实力和威望，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肯定能将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别说梁秘书长，连我也搞不懂，这上好的买卖，皇甫老哥为什么不干他一票——于公于私，于名于利，都是大大的利好啊。
如果皇甫嵩将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与关东联军联手，东西夹击董卓，几乎可以肯定，董卓要完蛋。洛阳和长安这两座伟大的城市，不会毁于一旦。打败董卓以后，凭皇甫嵩的品行、威望、能力，东汉中央政府应该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
这样一来，既没有此后董卓的余孽血战于长安，也没有以曹操、袁绍为首的书生军阀们混战于关东。再这样一来，袁绍兄弟不至于身败名裂，曹操也只能去做他的“治世之能臣”，而成不了“乱世之奸雄”。
关东联军讨董卓的时候，刘协这孩子已经9岁。皇甫嵩死于公元194年，这个时候献帝已经14岁。如果皇甫嵩战胜董卓掌了权，心情愉快起来，说不定多活个十年八年，这时刘协已成大小伙了。汉献帝刘协是块做皇帝的料，成年之后，来个什么“某某中兴”，不是不可能的，东汉王朝再苟延残喘几十年也是完全可能的。
可惜……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上文说的是皇甫嵩做的事，再来看看皇甫嵩这个人。
老实人善终
从《后汉书·皇甫嵩传》可以看出，对于自己的部属，皇甫嵩是个忠厚长者。每次行军布阵，都要等士兵们吃饱了，自己才吃饭，等士兵们睡下了，自己才安歇，可谓是爱兵如子。
对于国家和政府，皇甫嵩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干部。他的不杀董卓，除了基于情势外，还跟他的中规中矩的行为规则有关。
公元191年四月，董卓入长安时，命令御史中丞以下官员在道路两旁跪迎，主要目的在于羞辱皇甫嵩。当董卓走到皇甫嵩面前时，拉着皇甫嵩的手，笑容可掬地问道，老哥呀，这下你服了吧？皇甫嵩磕头如捣蒜，忙说道，服了服了，惭愧惭愧。董卓终于释怀。
已故度辽将军皇甫规是皇甫嵩的亲叔叔，死后留有一个年轻漂亮的遗孀，董卓强娶之。这个女人却是个贞烈女子，坚决不从，还当面把董卓骂得狗血淋头。董卓大怒，将她活活打死，也不见皇甫嵩有什么动静。
五年后的公元197年，在南阳，同样是婶母受辱，一介武夫的张绣（董卓部将张济的堂侄），降而复反，差点要了曹操的老命。书生跟丘八比，就是能忍。
看看皇甫嵩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废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地地道道的读书人皇甫嵩，在那样的年代有个善终，保全了子孙，对于个人来讲，的确是个不错的结局。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离我们年代不太遥远的曾国藩。
同样，“曾剃头”双手沾满农民兄弟的鲜血，被定格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历史教科书也说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
可今天到书店看看，书架上摆满了曾国藩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剔除政治的因素，撇开某种需要，曾国藩个人的品行学识、所作所为，还是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借鉴之处。
曾国藩的品行德性、为人处世与皇甫嵩如出一辙。但曾国藩有两点是跟皇甫嵩不同的。
其一，曾国藩的学问做得大，做得深，做得透，著作等身，现在还为书商和出版社赚大把的银子。其实，曾国藩对于战争，并不是什么职业军人，战术上谈不上深谙其道。四十五岁以前，曾国藩为人耿直，四处碰壁，四十五岁以后，处事佐以黄老之道，也就有些顺风顺水。
曾国藩的最后成功，在于一个“道”字。这个“道”是指人性人心以及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如今很多想当官、想当大官的人，花不少银子和时间“钻研”曾国藩的著作，不时也引用几句曾国藩的名言，看起来很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今人读曾国藩的书，多数只会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读不懂一个“道”字，努力出屁也是枉然，甚至是东施效颦。
其二，曾国藩所带的军队与皇甫嵩的部队迥然不同。皇甫嵩的军队是正儿八经的国防军。当然，国防军的兵员大部分也来自于农民，但体制毕竟与湘军是不一样的。与太平军作战的湘军，“团长”以上军官是读书人，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全是地地道道、正儿八经的农民，没有一个流氓无产者。湘军在给养上，中央财政基本上只给政策，不给军饷。
自然，领导金田起义的洪天王站在道义上正义的一边，带着一大帮饥寒交迫的农民革命、造反。可是，“黑五类”、“地主阶级的狗崽子”、“臭老九”、“曾博士”（曾国藩是进士出身，跟我一样获得博士学位）将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跟洪天王领导的农民们干了一场，最后赢的还是“博士”带领的农民。
可见，有时候，赢的不一定是道义，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道”，赢在成本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