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想为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写篇文字的念头，很久前就在我心里萌生了。事实上，我一直觉得还会见到她，要是那样，就不用写她了。然而，我却再也没见到。北京太大，存自行车的地方太多，她也许又到别处做一个看自行车的人去了。或者，她又受到了什么欺负，憋屈但无人可诉，便回家乡去了。总之我没再见到过她……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一家牙科医院前边的人行道上。一个胖女人企图夺她装钱的书包，书包的带子已从她肩头滑落，搭垂在她手臂上。她双手将书包紧紧搂于胸部，以带着哭腔的声音叫嚷：“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啊，我每天挣点儿钱多不容易呀！”
那绿色的帆布书包，看上去是新的。我想，她大约是为了她在北京找到的这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才买的。从前的年代，小学生们都背那样的书包上学。现在，城市里的小学生早已不背那样的书包了，偶尔可见摆地摊的街头小贩还卖那样的书包——一种赖在大城市消费链上的便宜货。看自行车的女人40余岁，身材瘦小，脸色灰黄。她穿着一套旧迷彩服，居然还戴着一顶也是迷彩的单帽，而足下是一双有扣襻儿的旧布鞋，没穿袜子，脚面晒得很黑。那一套迷彩服，连那一顶帽子，当然都非正规军装，地摊上也有卖的，10元钱可以都买下来。总之，她那么一种穿戴，模样看上去不伦不类，怪怪的。单帽的帽舌卡得太低，盖住了她的眉。帽舌下，那看自行车的女人的两只眼睛，呈现出莫大而又无助的惊恐。
我从围观者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两个女人纠缠不休的原因：那人高马大的胖女人存上自行车离开时，忘了拿放在自行车筐里的手拎袋，匆匆从医院里跑回来找，却不见了。她认为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应该负责任，甚至怀疑是被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藏匿了起来。
“我包里有300元钱，还有手机，你还敢说你没看见！难道我讹你不成？”
胖女人理直气壮。
看自行车的女人可怜巴巴地说：“我确实就没看见嘛！我看的是自行车，你丢了包儿也不能全怪我……你还兴许丢别处了呢……”
“你再这么说我抽你！”胖女人一用力，终于将看自行车的女人那书包夺了去，接着将一只手伸入包里去掏，却只不过掏出了一把零钱。五六十辆自行车而已，一辆收费两毛钱，那书包里钱再怎么多，也不过十几元啊。
当的一声，一只小搪瓷碗被抛在看自行车的女人脚旁，抢夺者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带着装有十几元零钱的别人的书包，扬长而去。我想，那与其说是经济的补偿，毋宁说是一种图心理平衡的行为。
看自行车的女人，追了几步，回头看看一排排自行车，情知不能去追，也情知是追不上的，慢慢走回原地，捡起自己的小搪瓷碗，瞧着发愣。忽然，她头往身旁的大树上一抵，呜呜哭了。帽舌压折在她的额和树干之间……
我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门外。那家书店前一天在晚报上登了消息，说第二天有一批处理价的书卖。我的手，和一只女人的黑黑瘦瘦的手，不期然地伸向了同一本书——一本《英汉对照词典》。我一抬头，认出了正是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不由得将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我家小阿姨莲花嘱我替她捎一本这样的书，不知那看自行车的女人替什么人买。看自行车的女人那天没再穿那套使她的样子不伦不类的迷彩服，也没戴迷彩单帽，而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裤。我的手刚一缩回，她立即将那一本词典拿在手中，急问卖书人多少钱，人家说20元，她又问15元行不行，人家说一本新的要卖40元呢，问她买不买，不买干脆放下，别人还买呢！看自行车的女人就用一种特别无奈的目光望向了我，她的手却仍不放那词典，我默默转身走了。
我听到她在背后央求地说：“卖给我吧，卖给我吧，我真的就剩15元钱了！你看，15元6角，兜里再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不骗你，你看，我还从你们这儿买了另外几本书！”
又听卖书的人说：“行行行，15块6拿去吧！”
后来，那女人又在一家商场门前看自行车了。一次，我去那家商场买蒸锅，没有大小合适的，带着的一百元钱也就没破开。取自行车时，我没想到看自行车的人竟会是她，歉意地说：“忘带存车的零钱了，一百元你能找得开吗？”我那么说时表情挺不自然，以为她会朝不好的方面猜疑我。因为一个人从商场出来，居然说自己兜里连几角零钱都没有，不大可信。她望着我怔了怔，似乎要回忆起在哪儿见过我，又似乎仅仅是由于我的话而发怔。也不知她是否回忆起了什么，总之她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那就不用给钱了，走吧走吧！”她当时那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许多人，不是已被猜度惯了吗？偶尔有一次竟没有被明明有理由猜度我们的人所猜度，于是我们自己反倒觉得是很稀奇之事，每每竟至于感激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应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她倒那么不好意思。仅凭此点，以我的经验判断，在牙科医院前的人行道上发生的那件事中，这外地的看自行车的女人，是毫无疑问地受欺负了。世上有多少事的真相，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被掩盖甚至被颠倒了啊！这么一想，我不禁替她不平……
后来，我从那家商场买到了我要买的那种大小的蒸锅，付存车费时我说：“上次欠你两毛钱，这次补给你。”我之所以如此主动，并非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多么诚信的人。我当时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倒是相反，我认为她肯定记着我欠她两毛钱存车费的事，若由她提醒我，我会尴尬的。不料她又像上次那样怔了一怔。分明地，她既不记得我曾欠她两毛钱存车费的事，也不记得我和她曾要买同一本词典的事。也是，每天这地方有一两百人存自行车取自行车，她怎么会偏偏记得我呢？对于那个外地的看自行车的女人，这显然是一份比牙科医院门前看自行车收入多的工作，我看出她脸上有种心满意足的表情。那套迷彩服和那顶迷彩单帽，仿佛是她看自行车时的工作装，她照例穿戴着——依然赤脚穿着那双旧布鞋，依然用一只绿色的帆布小书包装存车费。
“不用啊，不用啊。”她又不好意思起来，硬塞还给了我两毛钱。我觉得，她特别希望给在这里存自行车的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我将装蒸锅的纸箱夹在车后座上，忍不住问了她一句：“你哪儿人？”
“河南。”她的脸竟微微红了一下。我于是想到了那是为什么，便说：“我家小阿姨也是河南人。”
她默默地、有些不知说什么好地笑着。
“来北京多久了？”
“还不到半年。”
“家乡的日子怎么样呢？”
“不容易过啊……再加上我儿子又上了大学……”
她将“大学”两个字说出特别强调的意味，一脸自豪。
“唔？在一所什么大学？”
她说出了一个我陌生的河南城市的名字。我知道近年某些省份的地区级城市的师范类或专科学院，也有改挂大学校牌的，就没再问什么。
我推自行车下人行道时，觉得后轮很轻。我回头一看，见她的一只手替我提着后轮呢。我骑上自行车刚蹬了几下，纸箱掉了。那看自行车的女人跑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截塑料绳……
北京下第一场雪后的一天晚上，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写一封表扬信寄给报社。他要表扬的，就是那个河南的看自行车的女人。他说他到那家商场去取照片，遇到熟人聊了一会，竟没骑自行车走回了家，拎兜也忘在自行车筐里了……
“拎兜里有几百元钱，钱倒不是我太在乎的。我一共洗了300多张老照片啊！干了一辈子摄影，那些老照片可都是我的宝啊！吃完晚饭天黑了我才想起来，急急忙忙打的去存车那地方，你猜怎么着？就剩我那一辆自行车了！人家看自行车那女人，冷得受不了，站在商店门里，隔着门玻璃，还在看着我那辆旧自行车！而且，她还替我将拎兜保管在她的书包里。人不可以没有了感动啊，是不是？人对人也不可以不知感激啊，是不是？”
北影退了休的摄影师在电话里言辞切切。
我满口应承照办照办。然而过后事一多，所承诺之事竟然彻底给忘了。
不久前，我又去那家商场买东西，见看自行车的人已经换了，是一个外地的男人。
我问原先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哪去了。
他说走了。我问她为什么走了。他说：“还能为什么呢？她不称职呗！我们外地人在北京干这份工作，也是要凭能力的！”
她怎么会不称职呢？看自行车又不是看珠宝店或枪械库！
我心怆然，替那看自行车的女人，并且，也有几分替她那在一所默默无闻的大学里读书的儿子。
我想问她到哪里去了，张张嘴，却什么也没有再问。
我不知她从农村来到城市，除了看自行车，还能干什么。如果她在北京的别处，或别的城市里做一个看自行车的人，我祈祝她永远也不会再碰到什么欺负她的人，比如那个抢夺了她书包的胖女人。
阳光底下，农村人、城市人，应该是平等的。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
感恩心语
“我”一共也就见过那看自行车的女人4次，但是每次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城市弱势群体的她们，在遭受不平等的欺负时无力申诉，但是，她们却默默无闻地用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服务着这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