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李世民的确算得很准，因为从那时起，东突厥国势日衰，待到630年李世民派李靖反击东突厥汗国时，他们已不再是强悍的对手了，一击之下，东突厥汗国不复存在。
善管理、重组合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势者，兵势也，如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作战态势？孙子讲，要靠管理。
管理不大容易，清代赵翼就认为：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兵过多则号令不齐，气势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其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疏；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是说兵多反而不如兵少（当然，这也许是后世特种精锐部队思想的前兆）。
名将韩信就稍显轻狂地自称“将兵多多益善”，事实证明，他倒也的确有说这种话的资格：在垓下之战中，韩信统帅天下诸侯兵马六十余万，设十面埋伏计，击败了那位楚国霸王。
不过，当今的人有韩信这等本事的似乎不多，而“管理”这个概念却火得很，管理大师们也如同大甩卖般多，叫人想起宋、明年间“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的盛况，管理书籍如火如荼，一时间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倒果真造出铺天盖地之强“势”。
基辛格说过：“历史舞台的规则从来都没有变过，变的只是出场的人。”这话不错，当今时代，人们被花样繁多的名词弄得昏头胀脑，反而比不上那些古老而清楚的头脑，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观照世界，找到真正的规律。拿军事来说，军事单位和战争形态就有了巨大变化。但是那些基本原则却未变。
真正的道理，就那么几条。
关于管理，活在两千年前的孙子看得明白。他讲了四点，“分数”、“形名”“奇正”“虚实”，也是用兵作战必须掌握的四个环节、这是发挥军队力量的关键问题。从指挥关系上说，“分数”（组织编制）是第一位的，能否治理、提挈全军，这是关键；其次是“形名”，是调动、指挥问题；再次是“奇正”，指战术的灵活运用，正兵与奇兵的混同变换，这是孙子在本篇所要论述的中心；最后是“虚实”，指避强击弱，以实击虚的战术原则。这四个环节之间的逻辑联系是，要取得作战胜利，首先军队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再要有一个灵便的通信、指挥系统，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然后要有精通战术的将领指挥作战，最后是正确选定主攻方向，从而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胜利的现实性。
总之，就是将人员和设备重新组合，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治众如治寡”，使众人形成合力，让效率出来。
若要做到治理人数多的军队就像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最好的办法是分而治之，这是孙子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牛顿在一次作实验时，不慎将一枚小针掉到地上，他俯下身子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着。突然他灵机一动，找来一支粉笔，在地上划方格，然后一个一个方格地查找，很快就找到了那枚针。这可算是“治众如治寡”的心法一种，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变无序为有序。
再者还需要有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从而统一行动。孙武立约束、杀吴姬，吴起临战杀猛士，司马穰苴杀庄贾，都是为了保持军令的威严，从而使部队整齐一致，按照将的部署去作战。
若用“分数形名”将其组织起来，士兵便成了一个整体，从而形成战斗力，否则如果军队成了一盘散沙，那么“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这可以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来验证：
在与倭寇对战之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于是戚继光在训练新军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夫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4）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镋钯”。“镋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镋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每战皆捷。
可见，通过合乎实战规则的组合，一个12人的步兵班便成为富有杀伤力的有机体，这种专业分工、集体配合、协同作战所形成的优势，是仅靠单兵个人身手难以匹敌的。
奇正与虚实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奇、正的军事思想是从古代用兵方阵的兵型分工演化出来的。古代用兵方阵一般分为奇兵和正兵，正兵用于防护阵地，保卫指挥中枢、辎重等等；奇兵则用于侦察设伏、迷惑骚扰等方面。
孙子将奇正化用，正代表防御，奇代表进攻；正代表主要兵力，奇代表次要兵力；正代表表面形态，奇代表真正态势；正代表军事守则，奇代表临时应变。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这是“奇正”心法的基本理论，就是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制胜。
不过，奇正的运用并非就如此简单，“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与“正”的关系，是相变相生的，“奇”可以变为“正”，“正”也可以变为“奇”，“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一个好的将帅，会随机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永远有奇兵可出。
总之，“奇”与”正”代表了一种变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阴”与“阳”，就是“常”与“变”。
所以古人在作战或做买卖的时候，常常使用“留一手”的办法（预备队、奇兵），在关键的时候，才把这一手使出来。而早期西方人对此的理解更为有趣。因为他们通常根本不设预备队，但在作战过程中，拥有更强大运动性的西方军队可以随时分军出来作为奇兵。这也是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区别。
一代枭雄曹操对此有过解释：兵力五倍于敌，就要以五分之三的兵力为正兵，以五分之二的兵力为奇兵，实施钳形攻击；兵力两倍于敌，就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打正面，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打迂回（或侧击，或背击）。
总的说来，“正”的工夫要熟练，“奇”的工夫要精湛。让奇正搭配运用，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奇正”与“虚实”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奇正”属于战术，“虚实”属于战力。
汉尼拔袭击意大利用的便是“奇正”之法：
在基督诞生之前218年，迦太基共和国伊比利总督、年仅27岁的将军汉尼拔，对其不共戴天的世仇罗马发起进攻。汉尼拔将军在离间罗马及其盟国之后，亲率9万步兵、12000名骑兵、40头战象长驱直入罗马。
在当时，从伊比利半岛到意大利半岛的路径有三条：海路，由地中海东航可至。但罗马掌握着地中海的制海权，只能强行突破；陆路，沿利久立海沿岸的陆路东进而至。这条路较方便可行；山路，越过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当时的部队装备、交通工具落后，即使是一支现代化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在那样的天气与地形下也是相当困难的。
当时，罗马人认为迦太基人进攻的第三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他们决定由执政官圣普罗斯率领四个军团由海路攻打迦太基本国，另一路由史奇皮欧率领同等兵力由陆路阻击汉尼拔，并继续进攻伊比利本土。
这一计划用现代军事观点来看是典型的“间接战略”法，是颇为谨慎、完备、行之有效的，但却被天才汉尼拔超乎常人的思考模式——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奇谋彻底击碎。他率领部队横跨阿尔卑斯山，当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剩下2万步兵、6000骑兵、几头战象，出发时的2/3兵力荡然无存。
当看到汉尼拔如从天降一般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罗马人的补救显得实在无力。他们紧急召回的史奇皮欧兵团、圣普罗斯兵团，在汉尼拔的“奇谋”与气势下，攻击力全失，几乎是溃不成军。
二战时期，苏军第二十六坦克军军长罗金就是靠巧出奇兵，夺取卡拉奇附近顿河上的唯一一座大桥，从而切断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的退路的。
这座大桥处于德军防区纵深内部，强攻显然不是办法。1942年11月22日凌晨3时，罗金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命令苏军上百辆坦克不用任何伪装，全部开着明亮的车灯，成一路纵队沿公路穿过德军数十公里的阵地，大摇大摆地向卡拉奇大桥方向前进。沿途德军对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都深信不疑，均以为是己方部队而未加阻拦。结果苏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桥，为随后围歼德军创造了条件。
以商战中的商人为例：他的“虚实”指的是他的公司究竟有多少资金和信用可以支配；他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他的产品有哪些优点和不足等等。而他的具体经商手腕和营销策略，则是“奇正”方面的问题。再以围棋为例：棋的“实地”（实际占有的地盘）和“势”（将来占有地盘的潜力）表现了一方的虚实；而棋手在布置好自己的序盘以后，根据自己的虚实，再采取各种具体的战术或者不同的行棋节奏，就是“奇正”。
以足球为例：足球比赛的结果很简单：胜、平、负，其战术看上去也不复杂：进攻、防守、控制。但实际在球场上运用起来，其形态却变化多端——从足球运动诞生以来，没有两场比赛是雷同的，同样，也没有任何球队、任何主教练是常胜将军。一位资深的足球教练曾经说：没有最好的战术和阵型，只有最适合你的战术和阵型。足球比赛是以球员为基础的，随着球员的变化和对手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每一场足球比赛开始以前，教练都要重新制定一个比赛战术。球迷们为什么喜欢看世界杯和高水平联赛呢？主要原因就是足球场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的又是那些出人意料的结果和关键时刻凭借智慧和力量扭转局面的球星，这些都是足球运动的艺术性所在，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最优秀的决策者，必须首先将自己作战的根本固牢，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根据最基本的原则，谋划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落窠臼的战术，并坚决执行之。否则，不是重蹈前人的覆辙，就是为先行者所阻挠，或者被对手所狙击。以最讲求智慧的职业围棋为例，一百年来出了两个最优秀的棋手——中国的吴清源和韩国的李昌镐，这两个人在自己的时代都是旷世奇才，天下无双，都达到了围棋的最高境界。但他们的棋风却是一个轻灵飘逸、一个厚重沉实，完全处于两极——那些死抠棋经、终日打谱的“棋匠”，面对这样的分野，又将何所适从呢？
宕开一笔，“奇正”在人身上也可以理解为“刚柔”。
刚是一种威仪，一种力量，人不可无刚骨。这是支撑人生之本。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摧，认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曾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成就事业，以刚为基础，无刚则不克，不能成事。
柔是一种内敛，一种风度，人不可无柔情。这是浑融处世之道。中国谚语曰：“推己及人”。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我们要领会这种人情世态。我们与人交往，要谨记“谦虚礼让、柔以待人”八字。“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
人际关系，以“柔”为贵，无柔则太涩，难以通达。
刚与柔要善用，忽柔忽刚。有时以刚克柔，有时以柔胜刚。
比如孔子提倡“仁”，算得“柔”道，但在齐鲁之会时，奋然于两君之间，击退齐国挑衅，保持鲁君尊严，这是以刚济柔之勇举；蔺相如怒发冲冠而使完璧归赵，自具威武不能屈的“刚”肠，然其让车于廉颇，顾全大局，道义相尚，这是以柔济刚之义举。
做人不可纯以一种方式处世，须将刚柔相济，做事情才能中庸，才能妥当。
本篇与前篇《形篇》为姊妹篇，主要论述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关键在于妥善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指出“战势不过奇正”，用兵打仗必须做到“以正合，以奇胜”。而“奇正”关系又是变化无端的。所以，高明的将帅，必须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变换奇正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