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他逃离出来的生活方式。陶渊明本来是官僚机构的一颗螺丝钉。官僚机构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机构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零件，有很强的非人性，而这是陶渊明无法忍受的。东晋末年，桓玄作乱，刘裕攻入建康驱逐桓玄，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刘裕“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加入刘裕幕府后，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王谥提拔为扬州刺史。本来，这些现象虽说黑暗，但也是政治机器正常发动的常规方式，通过这些人事变动刘裕集中了权力。但陶渊明无法接受，极度失望。
再看看他辞官的直接导火索：不愿接待督邮。其实县令位在督邮之下，下级恭迎上级理所当然，不管上级是哪种人，就算是个白痴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陶渊明愿意接待的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人，他瞧不起督邮这个“乡里小儿”，要勉强自己，觉得为五斗米不值得。陶渊明的个人意识很强，他必须在生活中有自己的东西，他后来的田园生活就打上了很深的陶渊明特色，而“公务员”不允许如此。他不可能太久地当一颗螺丝钉，那他只能去当农民，那里还有些自由。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和大地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
后来家里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我的天性就是不合群）。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见陶渊明《饮酒》）这里陶渊明把自己当成了屈原，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即使再穷困，都不能违己（违背自己的本性）。
本着让人的天性得到自然发展的愿望，陶渊明创造了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桃花源”。那里男耕女织，儿童和老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大家生活得自然而舒坦。如果人人都像陶渊明那样恬淡，桃花源是有可能建立的。可惜从人类实践看来，没有政府，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互相攻击吞噬。因为像曹操、刘备、刘裕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些人就是要统治别人，相互攻击的。但陶渊明提出无政府的理想非常可贵，时至今日，无政府主义仍然是国际上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陶渊明的谐音就是“桃源民”，尽管其桃花源无法建成，但是他开创的文人隐居的生活方式，受到后人的热烈追捧，这也许就是他真正建立的桃花源吧。
附录：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脱离世俗纷扰、悠闲惬意的生活画卷。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吃百家饭的官员
五代史中的冯道，我们很难作出评价，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人物。他历五朝八姓十一帝，在每一次政权更替后，不管主子是沙陀人、契丹人还是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之主还是守成之主，冯道都能稳坐宰相的职位，屹然不倒，怡然如意。
冯道（公元882—公元954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做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承业推荐给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任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明宗死，闵帝即位。次年，潞王从珂（后为后唐末帝）反，冯道率百官欢迎。闵帝、末帝时，冯道都居相位。
后晋灭后唐时，冯道为宰相，奉石敬瑭命献徽号于契丹。后晋废枢密使，权归中书，大小政事均由冯道处理。石敬瑭曾独召他，请求他辅立幼子石重睿。天福七年（公元942年）石敬瑭死，他改奉齐王石重贵，是为少帝（即出帝）。
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十二月，契丹灭后晋（次年改国号辽），被任为太傅。
历后汉、后周两朝，他皆为太师，后周时又兼中书令。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周太祖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
冯道七十三岁而终，和孔子活了一样的岁数。他死后六年，公元960年，赵匡胤登基，终结了五代的混乱。可惜冯道没看到这一天。
冯道晚年自称“长乐老”，写了一篇简短的自传《长乐老自叙》。其中介绍自己历来所担任的官职和所领受的爵阶倒占了一整页，他被封为公爵5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另外还详细介绍了妻子和儿子们受到的各种封赏，声称自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非常得意。自谓平生中唯一“不足”之事，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
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是是非非难以定论。总的说来，冯道是一个私德圆满、大节缺失的人。
先说私德。和冯道同时代的人都一致承认他并非因谀见宠，他有不少优点，欧阳修虽称他为“无廉耻者”，也没有否定这一点，例如：冯道一向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热心救济。随军当书记时，住草棚，不用床和卧具，直接睡草上；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吃一样的伙食；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守孝。当年庄稼欠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他住茅草屋，还亲自耕田背柴；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不贪女色。当年后唐与后梁交战时，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
虽然冯道没有直谏的勇气，但也会抓住机会讽谏皇帝。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处事公正。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
注意文化事业。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有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所以冯道在朝野之中，已经拥有了一种贤良的名誉。而且新旧《五代史》一致认为契丹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出了很大的力气。
然而冯道的政治道德在历代却备受指责，正如司马光所指责的那样：“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译：大是大非的地方有问题，虽然有些小的优点，又有什么可以称赞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冯道不守臣道，对于皇帝来说，在他身上看不到忠的影子。易代之际，冯道遵守的规则是，谁的拳头硬，谁便是他的效忠对象，成了一个献徽号的专家。
李嗣源推翻李存勖时，冯道适时劝进，率百官献上《上唐明宗徽号册》，后唐明宗封冯道为宰相，作为奖励。
李从珂推翻唐闵帝时，冯道命火速递上劝进文书，另一个宰相卢导称应等待太后之命，冯道则说：“事当务实。”于是，冯道代表官员“劝进”，献上即位册书。
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冯道献上《请上尊号表》，尊为“圣明文武恭孝皇帝”。几年后，又献表《请徽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表》，为最无耻的“儿皇帝”石敬瑭原有的尊号上再加上“广道法天”四个字。为了借助契丹人的力量，石敬瑭丧尽廉耻，竟然认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幽云十六州献给契丹。这一事件对后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华北多个重镇归入辽国，中原王朝不再拥有长城天险，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变得非常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