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CarltonHayes）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来往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这是个棘手问题。若强迫美孚石油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给。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由国务院来确定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1944年秋，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浮出水面。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Morgenthau）、顾问奥康奈尔就向驻中立国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计划”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OSS）负责。其中X2分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涉及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像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另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党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是却打着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中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杜勒斯最肮脏的伎俩之一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瑞士为纳粹转运黄金。一个前东欧国家的情报官员证实说，杜勒斯在1944年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曾通知纳粹，日本的外交密码已被破解。就在警告发出后不久，德国最高统帅部突然改用更严密的密码保护措施，并停止使用无线电。德国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级”密码机，转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军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1944年底盟国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突出部战役”毫无准备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伙还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被看作“敌产”被用于战争赔偿。他还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将钱洗干净。更为无耻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将纳粹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运往南美。
杜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纳粹的拥护者。他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杜勒斯与德国的工业家有密切来往，他不愿按华盛顿的指示执行安全港计划。1944年11月，盟军解放了法国，于是战略情报局重建了一条法国到瑞士的情报线路，并派遣X2的特工到伯尔尼以帮助在那里执行的“安全港计划”。到1945年4月，伯尔尼的X2特工已经发掘了有关纳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纳粹购买其掠夺的黄金和债券；由卡尔斯鲁厄的德意志信贷银行向巴塞尔的银行转移纳粹党以私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设立空头公司为纳粹领导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现金和地产；将纳粹和党卫军领导人的200多万瑞士法郎和4500万德国马克存入隐蔽的瑞士银行账户……
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证实了这些年来早已清楚的事实，即杜勒斯在为纳粹尽力掩藏他们掠夺的财富。在美国政府对他的洗钱行动进行调查之后，杜勒斯辞去了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回到了纽约。此时纳粹已将大批的财产从瑞士运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开始为大量的阿根廷客户工作。他和战略情报局传奇性的领导人威廉·多诺万上校都认为应千方百计地阻挠杜鲁门及其民主党政府获得连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勒斯劝说多诺万为“世界商业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正是这家公司的律师。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房东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下文中将揭露他与纳粹黄金的牵连）。该局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那里还有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办公室。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也全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精英（战略情报局的缩写OSS因此被人调侃为“OhSoSocial”——“哦，如此喜欢交际”）。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战略情报局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转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在1947年7月26日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美国的纳粹同情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