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一切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战争。侵略者在疯狂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在为如何把宝藏运走、如何藏宝而伤透脑筋。二战之中，日本在泰国掠夺的宝藏究竟何去何从，而希特勒的湖底黄金和假英镑之谜是否确有其事，在半个世纪之后，这一切都将浮出水面……
1.二战时沉没的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之谜
“阿波丸”，一艘令全世界所有打捞者魂牵梦绕的沉船。传说中，那是一座重达40吨的“金山”。
这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远洋邮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全船2009名乘客及船员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于难。
国际社会为之震惊。而当人们听到包裹于阿波丸船壳内的惊人财富时，这种震惊更是难以言表。
据美国《共和党报》1976年11-12月号特刊报道，“阿波丸”上装载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大捆纸币价值不明，人工制品、工艺品、宝石40箱，价值不明。
据那托思（美国原海洋实验室观察员、国家潜水领导成员）在打捞计划中列明，最低可打捞货物价值为2.49亿美元，所有财富价值高达50亿美元。
而据台湾《中国时报》1976年11月21日报道：“阿波丸”被击沉时载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及香港地区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
1979年5月2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当年的陆军伍长（即下士）森川家光说，“阿波丸”所装26辆卡车都是金条。
日本海湾代表团向中国提供的数字：锡3000吨，生橡胶3000吨，加上锑、钨、水银，总计9812吨。
除了这些金银财宝，“阿波丸”沉船上很可能还有一件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据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中国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据有关人士调查，1941年，日本侵略者铁蹄肆虐，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由北平开往秦皇岛，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三天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同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绿色行李箱不见了踪影。
从此，“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成为人类科学史上一大悬案。而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官方始终不承认获得和收藏“北京人”。
针对“阿波丸”上载有“北京人”头盖骨之说，有人提出疑问：日本人为什么要用几年时间，花费周折将化石从中国北方运到东南亚？
跟踪研究“阿波丸”的记者李树喜找到了证据：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奉天市长，伪满元老郑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注，郑孝胥1938年死于长春，葬于沈阳）。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将在中国北方搜罗的文物宝器运上了“阿波丸”，这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部分传言被中国打捞者证实。1977年1月1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福州军区统一指挥，交通部和海军一起组织力量，对“阿波丸”沉船进行打捞，工程代号“7713”。张智魁正是当时打捞工程的现场指挥。
5月1日，发现“阿波丸”，沉船已断成两段，前段长44.7米，后段长107.8米，埋入海底泥中9至11米，该处水深在60至69米不等。随后打捞以“清除牛山渔场水下障碍物，保障海上渔业捕捞作业生产安全”的名义正式开工。1980年，海军“J503”号舰的指战员完成了拆解沉船首段的任务，穿引了船底4道共14根千斤钢缆，上海救捞局的“大力号”海上自航浮吊船将首段一举吊浮，并拖抵平潭岛娘宫锚地搁上浅滩。此次打捞共捞获锡锭2472吨，售价5000余万美元，还有橡胶等货物数千吨。
然而，人们没有找到黄金，也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踪影。有人产生疑问：也许种种传言只是日本为了打捞2008具骸骨而故布迷阵？
中国政府本着中日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先后于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在上海以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公司的名义，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捞起的死难者遗骨和遗物。
2001年，有关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是否藏身于“阿波丸”的争论仍无结果，一直为“阿波丸”牵肠挂肚的张智魁上书国家领导人，力主再次打捞“阿波丸”。4月，他拿出了一份详实的《打捞“阿波丸”沉船可行性报告》。
《报告》说，70年代进行的打捞虽然没有发现黄金，但至少证明了各方汇总的有关“阿波丸”沉船物资情报的准确性。关于“阿波丸”中有无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的争议，是因为那次打捞的不完整。由于当时深潜技术和深水除泥两大技术没有过关，约1万立方米的淤泥掩埋着金库、驾驶台、客房及船员舱室和机舱，潜水员根本无法到达那些位置。中止打捞后，国务院和交通部多次派人到上海举行座谈会，听取对立双方的意见，最后，针对“阿波丸”上装载金银财宝做出“有大于无”的结论。在“北京人”头盖骨也在“阿波丸”上的重要线索出现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教授等许多专家、院士也呼吁彻底打捞清理“阿波丸”。
探谜、捞宝自然是打捞“阿波丸”的主要目的，而当时触动张智魁上书的，是2000年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海难。由于缺少深海打捞技术，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一度十分被动。
张智魁说：“阿波丸”在水下70米，通过对其大规模打捞，可以大大提高我国深海打捞技术，可以锻炼出一支深海打捞队伍。从长远看，这比珍宝、黄金更重要、更可贵。
张智魁所言非虚。70年代对“阿波丸”打捞后，有关部门曾总结：由于该工程的进行，使我国的深潜水医学研究获得极佳的实践机遇并取得重大成果。我国救捞队伍的技术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工程中采用了水下爆破、水下电割等新工艺、新施工方法，通过该工程获得的施工技术经验成为我国打捞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这次打捞也使中国的潜水装备工业有了产品质量检验、改进提高的极难得的实践机遇，不但使原有产品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还诞生了一批新的深潜水装备装具。
张智魁在上书和《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掌握处理深海舰船、石油平台、海底输油管线事故的潜水与打捞技术，我们的海洋活动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利用“阿波丸”练兵，则是一举多得的捷径。
张智魁还设想：通过再次打捞“阿波丸”，中国可以借此建造一个多功能饱和潜水母船，集自航、铺管、饱和潜水于一身，填补国内空白。
谁来打捞“阿波丸”？
张智魁说，一家德国公司愿意提供打捞“阿波丸”所有的设备和资金，回报为出水沉船物价值的5%。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并没有批准这项合作。
南中国海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海船沉没在这片海域，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其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数量更为惊人。由于多数沉船中古瓷器的珍贵价值，国外专家称其为“海底瓷都”。
这片水下宝藏许多年来生发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也引来了一批又一批职业盗宝人，加上我国沿海一些渔民的盗挖，大量珍贵的古瓷、船只等文物被盗走、破坏。例如，“南海一号”沉船在1987年就遭受过一次劫难，当时一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陋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下可疑物体后，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许多瓷器都成了碎片。
对于这些行为，中国政府往往无能为力。许多打捞出水的文物出现在拍卖市场，政府和一些爱国人士不得不用巨大代价购回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为加强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通过一项公约，规定抢劫古代沉船及海底考古遗址的行径为非法，并建议各会员国对违反者根据对文物的损害程度给予制裁。公约还授权各国缴没非法打捞的水下遗产。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也明确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底及其领土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处置，特别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这些规定提出的大多是模糊概念，缺乏操作性。
据张智魁介绍，我国有关法规明确，500吨级以上的沉船，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根本无权过问。即使是500吨级以下的沉船，也因资质、设备等各种限制，将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拒之门外。
“海底宝藏，我们不去打捞，别人盗取了，我们只能后悔莫及。如果允许国内私人公司打捞，或与国外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打捞，虽然看起来拱手让出了部分宝藏，但得到的毕竟更多”。张智魁说：“我国仅有一个水下考古队，捞宝力量有限，国家的海上救捞局职责主体是救捞而非打捞。那么多的海底宝藏怎么办？难道是任由流失和毁坏？堵不如疏，如果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加强监管，国家不花一分钱、不承担一点风险，就能获得大量水下的无价之宝。”
2.战后俄德文物之争揭密
二战初期，德国军队侵入苏联境内。苏联的170多家博物馆遭到德国法西斯的破坏和抢掠，损失最严重的是叶卡捷琳娜宫、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皇村、俄罗斯博物馆等处。被抢走的文物包括油绘画作品、瓷器、珠宝等各种艺术品不计其数。由于苏联时期没有进行详细的统计，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共和国都变成了独立的国家，统计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根据前不久俄罗斯统计的数字，二战时期失去的文物大概在60万件左右，这些文物中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琥珀屋”，有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的“季赫温圣母”画像，也有著名文人如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人的私人物品，其价值无法估算。
随着二战战局的发展，苏联红军反败为胜，一路向西推进到德国境内，苏军缴获了德军从东欧各国搜刮的大量艺术珍品，特别是苏军占领柏林之后，把20余万件珍贵文物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国内，价值达1000亿德国马克，其中有著名的“谢里曼黄金”、哥德博物馆馆藏的6000册图书、古典音乐家的乐谱真迹、雕塑以及著名画家莫奈、马蒂斯等人的油画。
这些文物运到苏联之后，被搁置在莫斯科达10年之久。这期间苏联忙于战后经济建设，对缴获来的战利品疏于管理，致使这些文物严重流失。它们或被赠送给苏联政府的朋友，或被奖给国内的有功之臣，或流入博物馆馆员或是私人收藏家之手，但大部分缴获的德国文物得以保留下来，目前被分散收藏在莫斯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格拉巴里全俄艺术品修复中心和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珍宝馆。这几家博物馆在对文物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后，于1995年2月至7月举办过二战文物展，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参观。
这批德国文物中最为贵重的大概要数“谢里曼黄金”了。“谢里曼黄金”属历史古城特洛伊21批出土文物中的第一批，由德国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于1873年在基萨尔雷克（今土耳其境内）挖掘出土。由于谢里曼在挖掘过程中在多数文物上都打上了带有他姓氏的蜡封，故后人称之为“谢里曼黄金”。据考证，这批出土文物属于公元前2600～2450年的特洛伊古城，比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城还早1000年左右，是人类青铜器时代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谢里曼一直想把这批稀世之宝出售给大英博物馆或法国的卢浮宫，但最终未能如愿。“谢里曼黄金”最初被收藏在德国民族学博物馆，但1922年起藏于柏林古文化博物馆。二战初期，为了躲避英军的空袭，被转移到普鲁士银行等地。战争结束后，一名苏军军官用两只皮箱将其运回苏联，其主要部分一直保存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据该博物馆的新闻秘书纳塔莉亚·西涅利尼科娃介绍说，“谢里曼黄金”共计8830件金、银、铜和金银合成的首饰和器皿，其中黄金制品居多，有用几千枚金片穿成的大冠冕，有造型别致的戒指、耳坠，简单大方的项圈、手镯和做工极其复杂的胸饰、头簪等工艺品，虽然它们年代已久，但在展柜中仍然闪着黄金特有的光泽。
这些工艺品之所以价值连城，不仅在于它们本身是用纯金银制造而成，更在于它们那精雕细琢、无法模仿的艺术造型。其中“柳叶形大冠冕”可谓巧夺天工之物，它重约一公斤，做工极其精细，显得既豪华又典雅。与黄金制品一同展出的还有4件用于宗教仪式的玉斧玉锤、分别象征着权力和勇敢的水晶权杖和剑柄以及当时用于加工首饰的14倍放大镜。有一把玉斧更是独具匠心，被谢里曼视为无价之宝。玉斧是用天青石经过研磨、抛光而成，上面装饰着三排磨制得圆滑光亮、豌豆般大小的颗粒，玉斧保存得完好如初，表面光亮如镜，充分体现了铜器时代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东西方交界处的特洛伊城工艺品加工业的发达和经济的昌盛。
对于被运往苏联的文物，德国政府一直视其为德国的财产，并不断地要求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予以归还。莫斯科虽然不太情愿，但碍于苏、俄时期两度与德国签订的归还一切运往苏联文物的条约，一直没有正式拒绝归还文物。1955年，出于政治考虑，苏联政府曾作出过将一批文物归还民主德国的决定，将原属德国著名的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一批艺术品忍痛归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