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反对自己的人，魏忠贤是先怕后怒继而狂暴。在帝国的中枢里这么长时间，其实他也知道谁的名声好，谁的名声坏，但是名声好的那些，偏偏自命清高、不尿他这一壶。而对于一个流氓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可能是修正自己、靠清正廉明感染世界，只能是拉帮结伙，党同伐异。在他的脑袋里，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简单直接，长远的计谋和他没什么关系，骂得痛快、打得痛快，他活着就痛快，别人吹得猛、马屁拍得利索，他就觉得舒服，他才不管拍马屁的人是什么东西。
依常理而论，魏忠贤的做大，除了正直之士看不惯之外，皇帝也应该有所警觉。但可惜的是，天启皇帝满脑子聪明才智全用到木器手工上了，他可以冥思苦想一张结构精巧的家具如何设计，但是却无心江山社稷该如何管理。在当时，朱由校不过十四五岁，正是贪玩的年龄，作为老奴的魏忠贤既没能力引导皇帝，又对翻手云雨的权力兴奋不已，因此自然也不会劝谏主子以国事为重。他能做而且想做的就是给皇帝提供各种新奇精巧的玩具，也就是说，魏忠贤控制皇帝的办法其实没什么神奇之处，总结起来就仨字——哄他玩。
作为回报，朱由校在通往木匠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同时，也渐渐地把处理奏折这样的大权，交到了魏忠贤的手中，至此魏忠贤算是基本完成了对皇权的控制。
然而让魏忠贤没有料到的是，左右皇权容易，但施政却不是简单的事情。在他干政的初期并非一帆风顺，朝野之间东林党的势力异常强大，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可惜的是，东林党人往往恃才傲物，所以在当时的官场中除了意气相投的朋友之外，也不招人待见。与之相比，魏忠贤则大不相同，天生流氓的他，仗着江湖义气和豪爽的作风很快地就拉起了一支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的自然是阿谀奉承、见缝插针的鼠辈，但也有一些是“拜了码头”愿意唯魏忠贤马首是瞻、真心实意的狗腿子。因此，要一概而论地说阉党个个都是见风使舵的混账自然也有失偏颇，魏忠贤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还是有些小道理的，他的流氓逻辑，管用！
在魏忠贤结交的外廷官员中，地位参差，开始时品级大都低下，多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如之前弹劾王安的霍维华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更多的是让魏忠贤罩着，干点狗腿子差事，并不能给他提供太多的帮助。这种局面直到魏忠贤与内阁大学士沈潅结交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早在魏忠贤还是一般的太监的时候，当时供职翰林院的沈潅，曾给宫中的宦官们讲过课，由此细算，魏忠贤还是他的弟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沈潅的太监学生中，魏忠贤肯定是最差的。
沈潅入阁之后，魏忠贤立刻找到了这位昔日的老师，两个人都和东林党没什么好说的，自然一拍即合，形成了新的黄金搭档。而有了沈潅的帮助，魏忠贤也算是终于完成了自己权力联盟的骨架建设，羽翼也迅速地丰满了起来。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他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就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黑手党”。而比较有趣的是，魏忠贤在遍结党羽之后，并没有忘掉自己的流氓出身，他给自己的狗腿子分门别类，就像黑帮分堂口一样，将自己的手下分成“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至此魏忠贤的政治触角真正地遍布了大明江山。
在朝野间有了诸多党徒之后，魏忠贤的眼界也开阔了很多，也意识到权力的巩固不仅仅是文官集团的形成，还需要军队的支持。于是在北京城，他又以卫戍的名义控制了数千人的精锐部队，虽然这看上去数量不多，但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这支部队完全可以在别人尚未知情的情况下，迅速控制帝国的政治中枢。除此之外，他甚至还特别组建了一支太监军队，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至于这支阴阳人军队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历史上没有太多记载，当然魏忠贤也可能是高瞻远瞩，觉得先进的科技足以弥补太监体力的不足吧。
魏忠贤结党营私的种种活动，东林党人可以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他们眼里，这是一股完全与自己无法交集的政治力量，以他们的想法，与魏忠贤这样不学无术的流氓恶棍混在一起，那简直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可以说，从一开始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力集团就保持着足够的抵制力，这种抵制力的产生说白了就是因为魏忠贤是一个流氓，他用流氓的方式弄死了和东林党结交的王安，又秽乱宫廷，和皇帝的奶妈结成“对食”。
在东林党人的眼里，魏忠贤所代表的就是丑恶、无耻。这种想法自然无可厚非，这么说魏忠贤也不算是诽谤。但问题在于无论魏忠贤是个什么东西，他毕竟掌握着司礼监，对于这样一个翻云覆雨的人，如何斗争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问题。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东林党人选择的是对抗，一种严格遵循士大夫精神传统的对抗。他们不懂对待恶人的办法只能是拳头，对待流氓的办法，其实最有效的就是比他更流氓。在两股势力交火之后，东林党人前赴后继，以身犯险固然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但也实在让人心痛不已。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初次交手大约是在朱由校刚刚即位不久，有东林背景的官员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人上书要求客氏出宫。少年朱由校对于这个要求也没有过分反对，于是客氏便被遣出宫。这是客氏第一次离开皇宫，但没过多久，客氏的离去便在皇帝的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个从小没有离开奶妈的少年对客氏思念不已，甚至一度绝食。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好让客氏重新回到皇宫，照料朱由校的衣食起居。客氏的这次出进，让皇帝坚定了留下客氏的决心。自此，无论是谁要求客氏出宫，朱由校都是毫不犹豫地拒绝，而客氏的后宫天王地位也一蹴而就。
从东林党人要求客氏出宫这件事来看，表面上的确给魏忠贤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其实效果却并不好。他们低估了皇帝对奶妈的感情，同时也低估了魏忠贤的反扑能力，说得不好听一点儿，东林党人的做法有些顾头不顾腚，这些人怎么可能是魏忠贤的对手，那套仁义大道的理论是完全无效的。
东林党人对客氏的攻击深深地激怒了魏忠贤，于是在客氏回到皇宫之后不久，魏忠贤便全力攻击东林党人和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系列疯狂的攻击中，魏忠贤战术得当、进退灵活，虽然颇有曲折，但却有惊无险地将东林党的力量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
在魏忠贤收拾东林党人的过程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吏部尚书周嘉谟。作为掌管官员任命的最高长官，周嘉谟算是帝国之中的实权人物。在他任职的几年中，不仅起用了大批后进的东林党官员，而且还成功地限制了与东林党关系龌龊的浙、楚、齐三党骨干。可以说，正是由于周嘉谟的存在，东林党才得以在朝野间保持了雄厚的政治实力和人员基础。而魏忠贤当权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给他的党徒们封官晋爵，这也是这个流氓出身的大太监的传统做法，他这种类似于江湖义气的坐地分赃让周嘉谟非常厌恶，自然从中推三阻四。
在魏忠贤斗倒王安的过程中，其亲信霍维华曾立下汗马功劳，其人也让魏大太监青睐有加，提拔推荐理所当然。但作为吏部尚书的周嘉谟却并不理会魏忠贤这套把戏，随便找了个机会就把霍维华赶出了北京。这样一来，魏忠贤立刻恼羞成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说他是替前任司礼监秉笔王安翻案，于是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一道圣旨发出，周嘉谟被罢去官职。
从周嘉谟事件来讲，其斗争勇气固然可赞，但手段的确一般，毕竟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他罢了霍维华，结果搭上了自己，无论如何这是不划算的。其实莫不如给霍维华一个品级不错的闲差，对魏忠贤阳奉阴违一下也就过去了。
收拾了周嘉谟之后，魏忠贤又把矛头对准了内阁大学士刘一璟。与周嘉谟不同，刘一璟除了是朝中大员之外，他还是顾命大臣，因此力量也更为强劲，扳倒他难度自然更大。
此时由于魏忠贤的疯狂进攻，让东林党人各个义愤填膺，审时度势之后，他们决定先从外部动手，打掉魏忠贤在外廷的援手、内阁大学士沈潅。而在这次斗争中刘一璟恰恰充当了先锋元帅的角色，正是由他牵头组织了一批言官上书攻击沈潅。然而此时这沈潅是魏忠贤在外廷的最强同党，自然不能任由刘一璟将其打倒。于是魏忠贤立刻指使党徒弹劾刘一璟，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魏忠贤又假借圣旨将刘一璟罢官削籍。
3.悲哉！东林党
在与魏忠贤斗争的最初阶段，东林党人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几轮角逐下来，东林党尽落下风。很显然，在制造舆论和政治斗争上，他们并没有太高的天赋，他们对沈潅的攻击没有形成杀伤力，于是他们只好又转而攻击沈潅背后的靠山、已致仕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希望能借力打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有东林背景的新任吏部尚书孙慎行翻旧案，上书追论方从哲在“红丸案”中的罪责。所谓红丸案，乃是明万历至天启年间接连发生的内宫三大奇案之一。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慈庆宫（太子居所）突然闯进来一位后来被认为是有点儿神经错乱的男子，手持枣木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凶狠地击伤了几位侍卫。幸好被及时抓获，此案是为“梃击案”。万历皇帝朱翊钧死后，太子朱常洛即位，但即位不久就患上重病，郑妃又派人送药，病没治好反而转危，紧接着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奉红丸药，朱常洛便吃了两丸，结果不光没治好病，反而一命呜呼，此案是为“红丸案”。朱常洛死了以后，其选侍李氏虽身份低下，但是因为挟持年幼的皇帝朱由校（也就是天启皇帝）而自抬身价，企图打破宫廷规矩，自此占据东宫。后经朝臣据理力争，她才不得已移居到了别宫，这件事也就是三案之中的最后一件——“移宫案”。
“三大奇案”虽说各有离奇，但却都是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和身为奴才的朝臣、太监没多大关系，这也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事情。偏偏有意思的是在几年之后，这一连串的案子又被翻了出来，成了东林党人攻击魏党的理由。
清高常使人坠落
面对东林党人这一波来势汹汹的进攻，年少的天启皇帝也不敢怠慢，只好下了一道圣旨让群臣们凑在一起商议此事。在这次朝会中，东林党人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大小官员，纷纷避实就虚要求治方从哲之罪，并希冀以此将沈潅牵连下台。不过此时的魏忠贤远非等闲之辈，在他的操纵下，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内廷官员拼力庇护方从哲，客氏也从侧面劝说皇帝。虽然闹了一阵，结果方从哲却毫发无损。
这样的结果，让东林党人大为恼火，而具体操作此事的吏部尚书孙慎行也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力气费了不少，可结果却鸡飞蛋打。一气之下，没过多久便上书请辞，说自己身体不好。这种负气离职的做法自然又中了魏忠贤的下怀，魏大太监也不含糊，立刻帮皇帝拟了一道旨，赶走了孙慎行。
赢下这一仗之后，魏忠贤依然毫不手软，继续攻击，大肆斥逐和杀害反对他的正直大臣。而在此种情形下，东林党人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在上书弹劾沈潅的奏折中，更是把他比做大奸臣蔡京，又激起波澜无数。
在双方死命角逐的过程中，魏忠贤东踢西挡，虽然占据了斗争的主动，将王纪削籍罢官，但最终沈潅也于当年的七月下台。沈潅的下台是东林党人在这场斗争中唯一值得称道的胜利，只是这胜利的代价过于沉重。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任职辽东经略，坐拥边关军政大权，东林党人的反扑才算是真正地取得了一点点效果。
失去了沈潅的有力支持，魏忠贤算是受到了一点儿小小的挫折。但这种挫折对于极有流氓习性的他来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难关。试想一个为了前途可以割掉命根子的人，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强悍！于是沈潅倒台没多久，魏忠贤便物色了两个新的帮手——顾秉谦和魏广微。紧接着他又有惊无险地将两人同时送入内阁，一举弥补了沈潅下台的损失，并以此为日后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由于魏忠贤的疯狂攻击，明朝的政治版图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人虽然在表面上依旧占据着有利位置，但在气势上却已经开始显出颓势。
在内阁中，虽然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都属于东林一脉，但由于有了顾秉谦和魏广微这二人的牵制，自然较往日难受了许多。在内阁之外，魏忠贤的触角并没有完全舒展，负责官员任用的左都御史赵南星（后改任吏部尚书）、李腾芳、陈于廷，负责科举选拔的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人都属于东林一脉。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孙居相、郑三俊、邹维涟等人也都在中央的各部担任着各种类型的职务。因此从表面上来看，东林党还具有相当的实力，但这种优势能保持多久，只有天知道。
众所周知，战场上两军对垒，靠的不仅仅是人数，也不仅仅是武器，引申到官场斗争上我们则可以这样认为，权力集团取胜靠的不仅仅是人多，也不仅仅是谁更有文化，斗争，靠的是手段！
依常理而论，东林党人虽然在一开始没占什么便宜，但实力在那摆着，就那么扎眼、那么强大。但让人泄气的是，这种优势，却并不能转化为具体的力量，进而取得斗争优势，这种遗憾体现在三个方面，但究其根源却是相同的。
首先，作为东林党骨干的那些官员，大都有着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有抱负、有理想，能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够。即便后来因为屡受打击有了一些认识，但却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及进攻手段。对于魏忠贤一伙近乎泼皮无赖的战法，东林党人一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一面又缺乏与之对应的有效手段，一根筋似的钻牛角尖是他们常犯的错误。这种看似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斗争策略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