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字画，平时卷放在恒温地下大厅内。夏天天气热，空气潮湿，温度高，字画出了地库容易返潮，所以在夏天字画是不能进行展览的。每年春秋的时候，工作人员才会把它们拿出来，在自然环境里晾一两天。如果这个时候有展览，可能就会短时间展览几天，过几天再放回地库。故宫的地下文物库，除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的技术人员外，一般工作人员不准进入。而且，其具体方位也不做标志，即便在故宫里工作的人，多数也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
故宫的古字画尽量做到轮流展出，不过从1949年以来，总共展出的字画也不超过一万幅。原先每年的宋元名画大展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晒画，现在有了地库，恒温恒湿，不用再晒画了，观众接触名画的机会相对来说就更少了。
在书画收藏上，以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故宫博物院收藏晚清以前的作品，而中国美术馆收藏晚清和民国之后的作品。然而，发展到后来，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也渐渐变得模糊了。比如，傅抱石先生的家人就把傅抱石先生的遗作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而邓拓先生则把家藏的书画作品捐给中国美术馆。
国宝辗转入台始末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纪念堂时，同时建成的。当年11月，中山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同时宣布开放。
自1933年起，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于1948年运到台湾。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协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正确的包装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高和宽均为50厘米。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起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儿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全部箱子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4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抗日战争在1937年7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撤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这队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托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相，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批国宝。古物箱又再次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行臭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掳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30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到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命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座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10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起运，这次是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7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年，那志良自1933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一起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9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中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