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辛亥革命之前数年，汪精卫就与同忧之士黄复生、喻纪云、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成一小型暗杀团体。其中喻纪云是化学实验专家，他与黄复生担任炸弹制造任务。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发明的三十六响铁枪及自动炸弹。原定刺杀西太后的外甥端方，后以其人在清室尚算比较开明者，故转而选定刺杀载沣。
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
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为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作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
1909年12月，汪精卫同陈璧君等人赴北京。随之照相器材和炸药等也已运到。元旦过后，汪精卫等开设的“守真照相馆”正式开业。老板是黄复生，喻培伦负责照相，其他人协助工作。
新奇的摄影技术招来了好多好奇的观众，照相馆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生意非常兴旺。汪精卫等到北京，并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另有所图。他们尽量抽出时间研究布置暗杀活动和研制炸弹。
后来，汪精卫等听说清贝勒载洵、载涛赴欧洲祝英王加冕，并考察外国海军，即将回国，汪等想趁他们回京时动手暗杀。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够。两贝勒回国那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
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整整等候一天，火车到站天已黄昏，满站台迎候的人都戴红顶子，不知谁是载洵、载涛，恐误中他人，只好罢手。几次暗杀计划落空后，汪精卫决计擒贼先擒王，只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但载沣出入随从甚众，铁茶壶装炸药威力不够，遂派黄复生向骡马市大街的铁匠定制一个大铁罐，直径一尺二寸，高近一尺，可装炸药四五十磅。这些准备妥当后，又商议选择行刺地点。
经黄复生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一短墙，可先伏于墙后，待其通过时，扔出罐。但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改变了路线，此计划只好放弃。又经调查，了解到载沣必经之路为烟袋斜街，但因租不到房子，没有藏身之处，也只得作罢。
最后，选定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为爆炸地点。该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非常僻静。桥畔长有几棵大树，树干粗壮可以藏人；树旁还有一座破废了的清虚道观，人迹罕至，可以作为掩护地点。这又离摄政王府很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可将炸药埋置桥下，待载沣通过时引爆。
这样，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埋置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同时还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向道士租房一间，作为腾挪之地。
冒失的刺杀行为
1910年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等用照相机上的遮光布将炸弹包好，用一辆骡车运到甘水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
深夜，古城北京仍能感到残冬的寒意，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汪精卫担任警戒，黄复生、喻培伦两志士在甘水桥下紧张地忙碌着，突然犬声四起，当夜埋炸药已不行了。
次日夜里，二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天明后再购买铜线。第三日半夜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来者是什么人。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
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桥上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到桥下看见炸药罐，也不知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汪等发现市面上一切平静，一点儿反常现象也没有，他们深感奇怪。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到街上侦察了一番后，大着胆子到甘水桥附近观察，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
原来，清兵把炸弹取出来，抬到官府中，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美国专家一看便清楚了，摆在官府案头上的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这甘水桥附近两三里路之内完全被炸成一片焦土。
清朝官吏们没敢声张。他们恭敬地送走了洋人，便对城内的铁匠铺按户密查，发现是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工厂所制，经审讯，厂主供认是为“守真照相馆“做的。
陈璧君异想天开地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铁罐挖走，应该再去察看一下，由黄复生、喻培伦分头前往，发现此地已布满军警，陈璧君这才无话可说。
汪等在照相馆中小心地等了几天，关于追查炸弹的风声还是时有所闻，但消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是庆亲王想以此除掉肃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想以此篡宣统皇帝的位，有的人根据炸弹外壳上刻有英文“伦敦”的字样，断定是由载洵、载涛从国外带回，目的是除掉摄政王载沣，还有一家报纸上竟然载出消息，说是官府已查明安置炸药者，并在卢沟桥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一条消息，都没有离开清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斗争，而没有怀疑是革命党人干的，汪等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汪被捕后曾有长达四千余字的供词，指斥立宪之虚伪，倡言革命之必须，并抱定必死之心，曾有诗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
当时国内外舆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一般顽固官僚，原也作此主张。后由警、政多方要人会审，尤以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期杀一志士，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别无好处。遂改为终身监禁。
黄克强先生认为，人民在迫不得已时，方可从事暗杀之道。汪精卫、黄复生在革命党内起重要作用，又以稳重著称，所以此次暗杀实属唐突。清政府留之不杀，算是聪明。如开杀戒，崇拜他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就会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
后因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次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数月之内，光复达15省之多，而汪氏也在这年9月16日获释。
末日：被追杀的汉奸
后来抗战中持投降路线的汪精卫脱离重庆，到达香港，重庆方面看这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有不可挽回的降日之心，乃以激烈的暗杀手段对付。汪氏以当时中国第二号政治人物，于国危民辱之际，侧身敌国翼下，到底无法博人宽囿。军统特务一路穷追，发展成惊动一时的跨国刺杀。
如果汪氏承续他早年的志节，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凛然示人以不可犯，则即如不仁不义者也不敢出此下策，军统敢以暗杀对付，确也证明他自身有不可弥补之缺漏。
1939年1月，戴笠亲临香港指导，第一个遭其暗算险蒙不测的便是汪系《南华日报》总编辑林柏生，他在下班途中，被人持铁棍猛击，此人头骨十分坚硬，昏死后不久复苏。其后，另一与之面貌相似的男子在他家住宅附近被击毙，当了他的替死鬼。
汪精卫本人自1938年底抵昆明，即借了龙云提供的飞机飞赴越南河内，而蓝衣社（军统）的暗杀活动，也即从香港搞到河内来了。当汪的政治秘书曾仲鸣住在河内的旅馆担任内外联络时，即为蓝衣社分子紧密包围。晚上则与汪氏一家住在高朗街27号一座幽静的花园洋房。
1939年3月21日，凌晨二时半，特工人员六人砍开竹篱，从铁栅栏爬入花园，以人踏人的方式，攀上门窗，再以钩索爬上三楼屋檐，开枪击中站在楼梯的卫士，又在厨房门口击倒二人，遂冲到曾仲鸣卧室房门口，将门砍破，时曾氏夫人方君璧女士已闻声起视，即被一枪射中腿部，特务旋即向曾氏作密集扫射，行刺者见目的已达，又以为被刺者为汪精卫，于是急图遁去。
这时，当地军警和汪氏卫士已开始反击，经一阵追射，捉获重庆方面杀手若干。
当时逸脱的行动组特工头目王老侨，后在上海被汪系特工捕获处刑。其后汪精卫所撰《曾仲鸣先生行状》中，关于他切身经历的暗杀有一对比，充满悲音哀调。
汪精卫受此惊吓，经过一番东躲西藏的周折，方于4月28日由河内辗转抵达上海。其间充溢着与政治斗争有关的间谍战、神经战的神秘氛围。
汪精卫当年以行刺清吏轰动全国，后却以对日退让政策激起进步青年的公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毕，全体委员下楼合影。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的暗杀者潜入采访，由孙凤鸣执行，向汪连发三枪，击成重伤。汪于1944年终因枪伤迸发而死去。
4.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当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日本总督成为朝鲜的最高统治者，总督由日本现役陆、海军将领担任，直接隶属于天皇。日本在朝鲜推行残暴的统治，实行残酷的军事警察制度，剥夺了朝鲜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
日本殖民当局强占了朝鲜1/4的土地和4/5的森林，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移居山林，变成刀耕火种的“火田民”。地租苛重，1918年达1156万元，占总督府财政收入的50％。
日本殖民者颁布了限制和扼杀朝鲜民族资本的“公司法”，规定未经总督批准，不许朝鲜人建立股份公司，总督有权解散任何企业。日本殖民当局还颁布了“矿业法”，控制了朝鲜80％的矿产资源。此外，在朝鲜实行奴化教育，将日语定为“国语”，禁止朝鲜人办学校；摧残朝鲜民族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
安重根，字应七，1879年9月2日生于黄海道海州邑，幼年学过汉学和武术。1895年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接触新学问。
1905年，他从上海回国，在南浦设立敦义学校，培养人才，1907年，伊藤博文强迫韩国签订七款条约，强迫皇帝李熙退位，强行解散韩国军队，韩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安亡命到俄罗斯远东滨海州，投身于朝鲜的义兵运动。
1908年，他以全齐德手下的大韩义军参谋中将兼特派独立队长的身份，率领一百多名部下，渡过图们江回国，与日军交战。
1909年正月，安重根与十一名同志断指示盟，献身于救国斗争。同年，他得知侵略韩国、强迫韩国签订失去主权的《己巳条约》的祸首、日本前首相、第一任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公爵将在满洲与俄罗斯财政大臣会谈，于是安重根也潜往哈尔滨，装扮成日本人，潜入火车站。
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同行的还有日本枢密院议长秘书官古谷久纲、宫内大臣秘书官森泰二郎、医师小山善、贵族院议员室田义文、南满铁道会社理事中村是公、田中清次郎、关东都督府参事官大内丑之助等数十名官员。
专列抵达后，俄国财政大臣走进车内，和伊藤博文进行了约25分钟的谈话，之后两人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检阅俄国仪仗队。
阅兵完毕之后，伊藤博文走向日本人欢迎队伍，此时身穿黑色大衣、头戴黑色鸭舌帽的安重根从欢迎人群中冲出来，举起手枪向伊藤博文射击。
伊藤只来得及说了句“什么人？”就被打倒在地。
安重根的手枪内有8发子弹，发射了7发，其中三发打中了伊藤。日本方面的法医检验报告说，第一发子弹从右上臂中央射入，进入右胸肋，水平穿通两肺，留在左肺叶中；第2发射入右胸肋，穿通胸腔，留在左肋上；第3发子弹从上腹中央射入，留在腹肌中，另外四发分别打伤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右手腕击穿，身负重伤）、森泰二郎和田中清次郎。
由于使用的是高杀伤力的开花子弹，子弹都被锉去了尖端，做成了十字状的凸凹形，杀伤力很大。伊藤当天10点即告不治。而安重根被当场扑过来的沙俄宪兵逮捕。
第二天，随同安重根前往哈尔滨的禹徳淳、曹道先、刘东夏等15人也因为此案被沙俄逮捕。因为案件发生在俄国的东清铁路保护地内，所以沙俄将其引渡给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这个受到世界瞩目的案件。
经过数月的审理，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于1910年2月10日非法判处安重根死刑。
1910年3月26日9时4分，安重根义士身穿韩国传统的纯白绸韩服从容走上绞刑台，在旅顺监狱内英勇就义。午后1时，烈士遗骸安葬在旅顺公共墓地。
经过长期战乱，墓址已无存。战后韩国为其设立了衣冠冢。
伊藤博文是帝国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日本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他们自己的这种利益的赢得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理论”。
1894年7月，日本主动挑起甲午战争，伊藤任战时首相。“攻占威海，略取台湾”的作战方针，就是他提出的。而《马关条约》的底本及其苛刻无比的条款也是由伊藤圈定的。
日俄战争后，他迫使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在汉城设立统监府，并且任首届统监。
在他刚到任的时候，朝鲜朝廷准备了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他，并且打算投这位风流宰相所好，在宫中的游园会上准备了美妓的舞蹈。但是这位新统监并不高兴，而是做了一首诗，随后扬长而去。
诗云：“花明柳暗春三月，昌德宫中太极亭，娼妇何知军国变，无心歌舞不堪听。”无疑是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翻版。他表现得既要警告傀儡政权，又似乎有几分同情朝鲜的人民。
伊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战略家，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看似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其政治手腕可见一斑。而他在朝鲜掠夺时，恐怕却丝毫没有考虑到他还是朝鲜人民的“代表”。
朝鲜人民对他的仇恨，最终化为安重根射向他的枪弹。1909年他遇刺前夕被迫辞职。
伊藤博文的遇刺，成为日本完全吞并朝鲜的绝好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