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时，我发现我大部分的忧虑也都是因此而来的。詹姆·格兰特告诉我，他的经验也是如此。他是纽约富兰克林市场的格兰特批发公司的大老板。他每次要从佛罗里达州买10~15车的橘子等水果。他告诉我，他以前常常想到很多无聊的问题，比方说，万一火车失事怎么办？万一我的水果滚得满地都是怎么办？万一我的车子正好经过一座桥，而桥突然垮了怎么办？当然，这些水果都是经过保险的，可是他还是怕万一他没有按时把他的水果送到，就可能失掉他的市场。他甚至自己忧虑过度而得了胃溃疡，因此去找医生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他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太过于紧张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他说，“我开始问我自己一些问题。我对自己说，‘注意，詹姆·格兰特，这么多年来你处理过多少车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两万五千多车。’然后我问我自己，‘这么多车里有多少出过车祸？’答案是，‘噢——大概有5部吧。’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一共25000部车子，只有5部出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比率是1/5000。换句话说，根据平均率来看，以你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你车子出事的可能率是五千比一，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然后我对自己说：‘嗯，桥说不定会塌下来。’然后我问我自己，‘在过去，你究竟有多少车是因为桥塌而损失了呢？’答案是：‘一部也没有。’然后我对我自己说，‘那你为了一座根本从来也没塌过的桥，为了1/5000的火车失事的机会居然愁得胃溃疡，不是太傻了吗？”
“当我这样来看这件事的时候，”詹姆·格兰特告诉我，“我觉得以前自己实在很傻。于是我就在那一刹那决定，以后让平均率来替我担忧——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为我的‘胃溃疡’烦恼过。”
当埃尔·史密斯在纽约当州长的时候，我常听到他对攻击他的政敌说，“让我们看看纪录……让我们看看纪录。”然后他就接着把很多事实讲出来。下一次你若再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忧虑，让我们学一学这位聪明的老埃尔·史密斯，让我们查一查以前的纪录，看看我们这样忧虑到底有没有什么道理。这也正是当年佛莱德雷·马克斯塔特害怕他自己躺在坟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说的故事。
“1944年的6月初，我躺在奥玛哈海滩附近的一个散兵坑里。当时我正在九九九信号连服役，而我们刚刚抵达诺曼底。我看了一眼地上那个长方形的散兵坑，就对我自己说：‘这看起来就像一座坟墓。’当我躺下来准备睡在里面的时候，更觉得那真像是一座坟墓，我忍不住对我自己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坟墓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德军的轰炸机开始飞了过来，炸弹纷纷往下落。我吓得人都僵住了。前3天我简直没有办法睡得着，到了第四还是第五天夜里，我几乎精神崩溃。我知道要是我不赶紧想办法的话，我就会整个人疯掉。所以我提醒自己说：已经过了5个夜晚了，而我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我们这一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只有两个受了轻伤。而他们之所以受伤，并不是因为被德军的炸弹炸到了，而是被我们自己的高射炮的碎片打中。我决定做一些有建议性的事情来停止我的忧虑，所以我在我的散兵坑上造了一个厚厚的木头屋顶，来保护我自己不至于被碎弹片击中。我计算了我这个坑伸展开来所能到达的最远地方，告诉我自己：‘只有炸弹直接命中，我才可能被打死在这个又深、又窄的散兵坑。’于是我算出直接命中的比率，恐怕还不到1/10000。这样子想了两三夜之后，我平静了下来，后来就连敌机来袭的时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稳。”
美国海军也常用平均率所统计的数字，来鼓励士兵的士气。一个以前当海军的人告诉我，当他和他船上的伙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这艘油轮运的都是高标号汽油，因此他们都相信，要是这条油轮被鱼雷击中，就会爆炸开来，把船上的每个人都送上西天。
可是美国海军有他们的办法。海军单位发出了一些很正确的统计数字，指出被鱼雷击中的100艘油轮里，有60艘并没有沉到海里去，而真正沉下去的40艘里，只有5艘是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沉没。那就是说，如果鱼雷真的击中油轮，有足够的时间让你跳下船——也就是说，死在船上的机会非常小。这样对士气有没有帮助呢？“知道了这些平均数字之后，就使我的顾虑一扫而光。”住在明尼苏达州保罗市的克莱德·马斯——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人，说：“船上的人都觉得好多了，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机会，根据平均的数字来看，我们可能不会死在这里。”
要在忧虑毁了你以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下面是第三个规则：
让我们看看以前的纪录，让我们根据平均率问问自己，“我现在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机会如何？”
适应不可避免的事实
对必然的事轻快地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间荒芜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戴着一个戒指。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戒指勾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拉脱了下来。
我尖声地叫着，吓坏了，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再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3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之前，我碰到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齐腕砍断了。我问他少了那只手会不会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要穿针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情来。”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然后就整个忘了它。
我常常想起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间15世纪老教堂的废墟上的一行字。那行字刻的是：“事情是这样，就不会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你我一定会碰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况，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用忧虑来毁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可能会弄得精神崩溃。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给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点。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我们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另外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对我很好，我有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看来，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有很好的收获……然后却来了这通电报，我整个的世界都粉碎了，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活下去。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个好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为什么他应该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我的家乡，把我自己藏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经忘了的信——一封从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那里寄来的信。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来给我的一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就能让你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你教我的美丽的真理：不论活在哪里，不论我们分离得有多么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承受一切发生的事情。’
“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向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撑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藏在微笑底下，继续过下去。’
“于是，我再回去工作。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我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继续地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给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要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已经永远过去的那些事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连那些在位的皇帝们，也要常常提醒他们自己这样做。已故的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的房里墙上挂着下面的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后悔。”同样的这个想法，叔本华是这样说的：“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的，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是不快乐，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胜过它们。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就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说：“人生加诸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只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忍受的。”然而，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低头看着地上的地毯，彩色整个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个眼科专家，发现了那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离瞎也为期不远了。他所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在他的身上。
塔金顿对这种“所有灾难里最可怕的”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会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了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那些最大的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空，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终于完全失明之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我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要是我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1年之内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有没有害怕呢？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受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大病房里，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的手术时——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动了些什么手术——他只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能够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要忍受十二次以上的手术和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都会变成神经病了。可是塔金顿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验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这件事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富尔顿所说的：“瞎眼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瞎眼。”
要是我们因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因为我就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使我失眠好几夜而痛苦不堪。我让我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1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知道的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母牛因为草地缺水干枯，天气太冷，或者是哪条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光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我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呢？不是这样子的，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奋斗；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让我们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