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仍具相当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的安全，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新胜之帆，加强北线进攻。元狩四年（前119年），他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他认为“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决计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民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匹”，运送物资。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慨然踏上了征途。“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五万出代郡寻找匈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挑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五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队伍刚刚出发便捉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左贤王，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单于主力。
赵信得知汉军北进，又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他认为“汉军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单于依计而行，“悉远北其辎重”。将全部家属人畜物资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在漠北大战中的对手是伊稚斜单于。伊稚斜的优势很明显，且不说匈奴人是以逸待劳，就连战场也是由他挑选的。而卫青必须“出塞千余里”才能求得一战。
卫青出塞后，“捕虏知单于所居”，便“自以精兵走（奔向）之（单于）”，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出东道”。后将军曹襄和左将军公孙贺的行动，史书未言。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和卫青在一起，因为卫青“自以精兵走之”。我认为，他们和卫青出的是同一条“道”，只是行军速度要比卫青慢。
对付不远千里来到漠北的汉军，伊稚斜可采取“避其朝锐，击其暮归”的打法，也可避而不战，但他选择的是正面迎敌。因为“汉兵既度幕（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在得知汉军挺进漠北的消息后，匈奴人很高兴，而且是喜出望外。毕竟，漠北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战场。
卫青率先进入战场，后将军和左将军在战斗打响后抵达，而前将军和右将军因迷路错过了漠北大战！
因此，一开始，伊稚斜在兵力上也占优！
面对严阵以待的匈奴骑兵，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车阵是防御骑兵的战术之一。卫青以武刚车结成环形阵营，这是一个“圆阵”，而圆阵是最好的防守阵形。
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真可谓“守中带攻，攻中带守”，充分体现了卫青高超的指挥艺术。对五千骑兵而言，他们的出击，是一次进攻。对卫青而言，既是进攻战，也是防御战，挡住匈奴人，迟滞匈奴人，为“武刚车自环为营”争取时间。只要“武刚车自环为营”，那么即使暂时失利，也可坚守待援，伺机再战！同时，五千骑兵的先敌出击，在气势上也是先声夺人。
伊稚斜以一万骑兵迎战。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凭借人数上的优势，迅速击溃当面之敌。但是，伊稚斜低估了汉军的战斗力，一万匈奴骑兵对五千汉家骑兵无可奈何！汉军装备的“环首铁刀”，是其战斗力提升的原因之一。
伊稚斜的意图没有实现。而卫青完成了“为营”，并等来了曹襄和公孙贺。战场上的形势转而对伊稚斜不利，更糟糕的是他未能及时察觉汉军的兵力已得到了加强。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风云突变，战场上出现了沙尘暴！“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而卫青“纵左右翼绕单于”，一举奠定了胜局！
其实，突然出现的沙尘暴对汉军更为不利，匈奴人对这种天气的适应能力应该更强一些，从史书中双方“杀伤大当”的记载来看，沙尘暴对汉军战斗力的削弱要比匈奴人大得多。
但是，沙尘暴使战场上的能见度降低，正是发动突然袭击的大好时机，这一点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就看谁先想到，先利用了！卫青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这个战机，以左右两翼包抄，这种常规的骑兵战术，完成了对敌军的致命一击！
包围圈中的伊稚斜看到“汉兵多，而士马尚强”，彻底丧失了战斗和抵抗的意志，在天快黑的时候，自己先做了逃兵。
此战中，卫青的自信、勇敢、顽强、冷静以及临阵应变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反观伊稚斜，在优势的时候，不能想办法打开局面；在劣势的时候，又因为对手的强大而丧失了斗志，最不可取的是只顾自己逃命而丢弃大军。
可以说，卫青在击溃敌军之前，已经从心理上和意志上击垮了敌方的主将！
伊稚斜当了逃兵，而卫青从战神的手中接过了胜券。
东出的霍去病军虽然未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长驱北进2 000余里，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斩杀匈奴比车耆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 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牧笛代狼烟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汉武帝在取得河南、漠南、河西三大战役胜利的基础上，根据汉军经过实战锻炼积累的运用骑兵集团进行长途奔袭与迂回包抄的作战经验，利用匈奴王廷北徙之后误以为汉军不敢深入漠北的麻痹心理，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胆地制定了远途奔袭、深入漠北、犁庭扫穴、寻歼匈奴主力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他又细心进行战前的准备，除集中全国最精锐的骑兵和最优秀的战将投入战斗外，还调集大量马匹与步兵，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远距离作战的补给问题。而在作战中，汉军统帅又发挥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不仅敢于深入敌境，而且善于迂回包抄，特别是卫青，在遭遇单于主力后，机智地运用了车守骑攻、协同作战的新战术，先借助战车的防御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继而发挥骑兵迅速机动的攻击能力，迂回包抄敌军的两翼，一举击溃单于的主力，更显示出其战役指挥方面的优异才能。所有这一切，都为汉军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漠北之战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九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越过大漠南下。汉军亦损失兵力数万人，马十万余匹。匈奴方面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至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由此可见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幕（漠）南无王庭（廷）”的局面。如果说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移王廷于漠北还可以看做是一种战略转移的话，那么，漠北之战后的“幕（漠）南无王（庭）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退缩。此后，双方暂时休战，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
汉武帝战胜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的商路，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归属于汉朝。从此，从中原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上，西汉的外交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梁。
百万雄师过大江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挥下，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渡江战役。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打击。
依托大江苟延残喘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试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 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河，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
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我军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7“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3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这位桂系将军的战略布置可谓很周全。
针锋相对定攻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等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所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1949年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从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而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而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使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