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连东西贯南北的交通要塞——武汉
在长江的中游，坐落着华中重镇——武汉市。这座历史名城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汉水交汇处。市区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通称武汉三镇。周边与湖北省黄州、鄂州、大冶、咸宁、嘉鱼、洪湖、仙桃、汉川、孝感、大悟、红安、麻城12个市、县接壤，形似一只自西向东的彩蝶。通过武汉，你可以轻易抵达中国的任何地区。自秦汉以来，无论是三国风雨，还是两宋风云；无论是明清交替，还是民国春秋，武汉都在中华大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华中中枢，九省通衢
在我国地理结构中，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与长沙、郑州、洛阳、南昌、九江、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相距700千米以内，与京、津、沪、穗、渝、西安等特大城市均相距在1200千米左右。特快火车基本10小时左右都可到达。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使武汉成为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作用的关键之地。
扼守长江，联结四方，四通八达，枢纽地位——这座城市必然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历史上来看，武汉自古就被历朝政府所重视。考古发现武汉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有东湖放鹰台遗址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渔叉。市郊黄陂区境内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是迄今中国发现及保存最完整的商朝古城。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就是楚国兴起的军事和经济中心。武汉的城市起源，是东汉末三国初，地方军阀刘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
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公元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了一座望塔——黄鹤楼。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中的夏口就是指武汉，当时的武昌是今天的鄂州。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
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云“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
隋朝大业二年（606年），汉津县改名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另设江夏县管理武昌。唐时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军。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南宋抗金将领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北伐。
武昌和汉阳筑城起始于同一时期，约有1800年历史。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10千米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至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
武汉在晚清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外商经营长江航运和茶叶等农产品出口业务。汉口的对外贸易很快远远超过广州，几乎可以与上海并驾齐驱。一时间，汉口经济高度繁荣，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称汉口为“东方芝加哥”。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建立武昌起义军政府，武汉成为当时的革命中心。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汉口市区，次日分别进入武昌市区和汉阳县。至此，武汉三镇均由解放军接管。22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由中共中央直辖。
武汉的沧桑巨变，说明了其战略意义不同寻常。在千年变迁中，最让人难以忘却的就是1938年，中日双方投入百万兵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指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在徐州失守后，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40余艘，共100余万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另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武昌）迂回。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日军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兵力沿长江西进。后因黄河决口，日军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由沿长江两岸进攻。6月初，日军第六师团中国从合肥南下；日军波田支队（相当于旅）由芜湖溯江西进，向安庆进攻。守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节节阻击。12日，波田支队攻占安庆，继续沿江西进。13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桐城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17日，潜山沦陷。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烟俊六指挥第二、第十一集团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第十一集团军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第二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先后调集第二军和第十一军共12个师团，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500余架飞机，120余艘舰艇，约35万兵力参战。
在长江南岸地区作战过程中，第九战区中国守军以第一兵团在鄱阳湖西岸地区，第二兵团在江西九江至码头镇沿线组织防御。日军第十一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7月23日，日军波田支队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岸。中国守军第二兵团以第七十、第六十四军等部协同第八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一○六师团继续登岸，26日九江失守。日军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8月10日，在瑞昌东北的港口登岸，向瑞昌进攻。中国守军第三集团军在第三十二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后因日军第九师团加入战斗，中国守军力战不支，24日瑞昌失守。日军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同时以第二十七师团向箬溪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三十集团军和第十八军等部在瑞昌—武宁公路沿途地区逐次抗击日军，相持月余，至10月5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攻占箬溪后，转向西北进攻，18日攻占湖北辛潭铺（属阳新），向金牛（今属大冶）方向进犯。在此期间，中国守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等部在瑞昌以西地区节节抵抗沿长江西进的日军，至9月24日，码头镇、富池口（属阳新）先后陷落。中国守军第二兵团组织第六、第五十四、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和第二十六、第三十军团等部在阳新地区加强防御，战至10月22日，阳新、大冶、鄂城（今鄂州）相继失守，日军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向武昌逼近。
当西进日军进攻瑞昌的同时，日军第一○六师团从九江沿南浔铁路（南昌—九江）南犯。中国守军第一兵团第二十九军和第四、第八军等部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日军进攻受挫。8月20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中国守军第二十五军防线，协同日军第一○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中国守军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以第六十六、第七十四、第四、第二十九军等部协同第二十五军在德安以北的隘口、马回岭地区与日军激战，双方成胶着状态。9月底，日军第一○六师团第一二三、第一四五、第一四七团和第一○一师团第一四九团孤军深入，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薛岳指挥第四、第六十六、第七十四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中国守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击退。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四个团大部被歼。此战史称万家岭大捷。
在长江北岸地区的战斗中，7月24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师团从安徽潜山向太湖进攻，相继突破中国守军第三十一、第六十八军防线，至8月3日，先后攻占太湖、宿松、黄梅（属湖北）等地，继续西进。第五战区第四兵团以主力在湖北广济（今梅川）、田家镇、浠水地区准备迎击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八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二十九集团军由潜山、黄梅西北山区南下侧击日军，至28日先后收复太湖、宿松。第十一集团军和第六十八军乘势反攻，未果，退至广济地区，协同第二十六、第八十六、第五十五军等部继续抗击日军。第四兵团令第二十一、第二十九集团军自黄梅西北实施侧击，未能阻止日军，至9月17日广济、武穴相继沦陷。接着日军围攻田家镇要塞。中国守军第四兵团以守备要塞的第二军并加强第八十七军一部固守阵地，以第二十六、第四十八、第八十六军在外围策应作战，攻击日军侧背，激战旬余，终因阵地被日军优势火力摧毁，伤亡甚重，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日军继续进攻，10月19日攻陷浠水，24日攻占黄陂，直逼汉口。
在大别山北麓地区作战过程中，第五战区第三兵团以第五十一军和第十九军团第七十七军在安徽六安、霍山地区，第七十一军在富金山、固始（属河南）地区，第二集团军在河南商城、湖北麻城地区，第二十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河南潢川地区，第十七军团在信阳地区组织防御。8月下旬，日军第二集团军从合肥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日军第十三师团于29日突破中国守军第七十七军防线攻占霍山，向叶家集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二集团军在叶家集附近的富金山至商城一带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抵抗。日军第十三师团受挫，得到第十六师团增援，9月16日攻占商城。中国守军退守商城以南的打船店、沙窝地区，凭借大别山各要隘，顽强抵抗，至10月24日，日军逼近麻城。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突破中国守军第五十一军防线攻占六安后，9月6日进占固始，继续西进。中国守军第二十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春河集（属固始）、潢川一带组织抗击，鏖战旬余，19日，潢川失守。21日，日军第十师团突破中国守军第十七军团第四十五军阵地，攻占罗山，继续西进，在信阳以东地区遭第十七军团反击，被迫撤回罗山。日军第二集团军以第三师团增援，协同第十师团向信阳进攻。10月6日，日军一部迂回信阳以南，攻占平汉铁路上的柳林站。12日，日军第二集团军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协同第十一集团军进攻武汉。在日军已达成对武汉包围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中国军队不得不于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作战勇气为世人所称道，而最能体现这种勇气的是至今都难以被人忘记的“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大捷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全面展开。战至9月，日军第六师团先后攻占黄梅、广济、田家镇；波田支队占领富池口；第九师团攻占太阳寨，进至和尚垴、笔架山；第一○一师团进抵西孤岭；第一○六师团占领马回岭；第二十七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中国守军第八军激战，呈胶着状态。
从上述战局来说，形势对日军有利。但中国守军的表现也足以称道。首先，在作战指导方针方面，蒋介石死守一城一地的做法已有了改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上旬下达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第一条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虽然仍指出武汉“不能轻易放弃”“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但已明确提出“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并对战后部队转移、补充作出预先规定。在9月16日下达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更指明“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上述两个文件表明武汉会战期间，国军已将持久作战和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作为主要指导方针，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并迅速得以在战场上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