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委托代理及其基本模型方法
委托代理理论是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对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一。委托代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全球经济界、管理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张维迎，1996；王愚、达庆利，2001）。目前，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代理成本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分权与组织机构设置等。委托代理理论大大改进了经济学家对股东、管理者、职工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
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模型方法主要有三种，即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一般化分布方法。
（1）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
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是由威尔逊，恩朋斯，泽柯豪瑟，罗斯等人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有三个基本假设，即：
第一，委托人是风险中性，代理人是风险回避者；
第二，代理人的行为α和自然状态θ共同决定代理行为的一个结果x，即
并且θ是一个随机变量，只有x是委托人可以观察得到的；θ是连续变量，在取值范围内的分布函数为G（θ），密度函数为g（θ）；a∈A表示代理人的一个特别行动，而A表示代理人所有可选择的行动的集合。
第三，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是
并且？x/？a>0；
代理人的效用函数
s（x）是委托人支付的报酬，c（a）是行为（或者努力）的负效用，并且c′>0，c″>0.
这样，就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的基本模型。这一基本模型的目标函数是委托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即
sm（xa）x，a∫v[（x（a，θ））-s（x（a，θ））]g（θ）dθ
约束条件有两个，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是指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a和自然状态θ，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代理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a，而不是其他行动a′。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只能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来实现。这样，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为
（IC）a∈arg max∫[u（s（x（a，θ）））-c（a）]g（θ）dθ
参与约束条件是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够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够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其面临的其他市场机会决定。这种其他市场机会为保留效用，用u0表示。这样，参与约束条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为
（IR）∫[u（s（x（a，θ）））-c（a）]g（θ）dθ≥u0
综合起来，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x），使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最大化，同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IC）和参与约束（IR），即
sm（xa）x，a∫v[（x（a，θ））-s（x（a，θ））]g（θ）dθ
s。t。（IC）a∈arg max∫[u（s（x（a，θ）））-c（a）]g（θ）dθ
（IR）∫[u（s（x（a，θ）））-c（a）]g（θ）dθ≥u0
（2）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
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是由Mirrlees和Holmstrom提出的、与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等价而又更加方便的一种模型化方法。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是将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中的自然状态θ的分布函数转化为结果x的分布函数。给定θ的分布函数G（θ），对应每一个a，存在一个x的分布函数。这个新的分布函数通过技术关系x（a，θ）从原分布函数G（θ）中导出。用F（x，a）和f（x，a）分别代表所导出的分布函数和对应的密度函数。
与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类似，可以建立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的基本模型。这一基本模型的目标函数是委托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即
sm（xa）x，a∫v（x-s（x））f（x，a）dx
约束条件仍然有两个，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是指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a和观测结果x，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代理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a。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只能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来实现。这样，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为
（IC）a∈arg max∫[u（s（x））-c（a）]f（x，a）dx
参与约束条件仍然是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够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代理人“不接受合同时能够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其面临的其他市场机会决定。这种其他市场机会为保留效用，用u0表示。这样，参与约束条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为
（IR）∫[u（s（x））-c（a）]f（x，a）dx≥u0
综合起来，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x），使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最大化，同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IC）和参与约束（IR），即
sm（xa）x，a∫v（x-s（x））f（x，a）dx
s。t。（IC）a∈arg max∫[u（s（x））-c（a）]f（x，a）dx
（IR）∫[u（s（x））-c（a）]f（x，a）dx≥u0
（3）一般化分布方法。
从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和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中可以看出，代理人在不同行动之间的选择实际上与在不同的分布函数之间的选择相同。一般化分布方法是对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的进一步简化。一般化分布方法就是将分布函数本身作为选择变量，引入一个关于 x的密度函数 p，其成本函数为 c（p），将委托人的行动 a消去。
这样，委托人的问题就是其期望效益最大化，即目标函数为
约束条件中激励相容约束条件（IC）和参与约束条件（IR）分别为
2.公司制专业技术制企业孵化器的委托代理分析（1）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其他现代企业一样，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涉及股东、董事会、总经理及整个管理团队。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具体的委托代理过程是：股东将自己的资产委托给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再把孵化器的整体资产委托给总经理及整个管理团队，由总经理及整个管理团队进行管理，实现所有权、监督权与管理权、控制权的分离。这种委托代理过程。
委托实际上是资产的委托，而资产委托的实质是对资产的控制权、管理权或处理权的委托。委托者放弃了对资产的控制权、管理权或处理权，保留了资产的所有权和监督权；反过来，代理过程实际上是资产增值责任的代理，代理人必须承担起对公司资产增值的责任，对委托人负责。控制权、管理权或处理权的委托和资产增值责任的代理是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委托代理关系就不能成立。当然，我国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董事会中大部分有代表政府的股东，而政府与代表政府的股东之间也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甚至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我们不考虑政府与代表政府的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只考虑作为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股东、董事会、总经理及整个管理团队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董事会、总经理及整个管理团队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并且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利用控制机制可以控制代理成本，也可以化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激励不相容。这些控制机制。我们对此不再详细分析。
（2）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在委托代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存在的时间不长，运行也不够规范，在委托代理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代表政府的股东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政府资产的保值增值缺乏真正的关心，也不能真正对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生存和发展承担应有的责任，出现了实际上的“所有者缺位或虚位”现象。
第二，对代理人的监督难以具体化，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复杂性，甚至存在着虚假信息，使委托人很难了解和掌握真实的信息，很难了解、掌握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和代理人的真实情况，造成监督困难，约束软化，缺乏真正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样，必然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使部分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经营行为短期化，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对代理人的监督困难，许多代理人出现的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处理，或者处理较轻，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第三，对代理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许多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没有对代理人进行认真的考核和科学的评价，也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和激励机制，代理人的报酬没有直接与其工作绩效、工作的努力程度、责任、风险等挂钩。在这一点上，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与其他类型的公司制企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第四，代理人与委托人目标的差异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委托人的目标是股东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代理人的目标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管理层来说，其目标是多元化的。他们既追求经济收入，更追求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力，注重在职职务消费，注重社会地位、社会关系、权势、名誉等。这些与他们的工资收入相比，可能更多、更加实惠，也更加重要。这样，一定会损害委托人或股东的利益，影响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发展。
代理人存在着“销售收入偏好”和“花费偏好”。代理人（特别是经理人员）普遍存在着销售收入偏好。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销售收入最大化是代理人的最有理由的现实选择。因为在企业的现实操作中，销售收入最大化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关系。代理人的收入与销售收入的联系比与利润的联系更为密切，销售收入的增长对代理人有着更加直接的作用，有着更大的“效用”，可以引起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密切关注，容易获得财务支持；可以使代理人更容易地解决企业的人事问题；可以提高代理人的威望，增加代理人地位的安全性。代理人存在着人员“花费偏好”，特别是雇佣偏好，即偏好雇佣更多的人员，以此增加企业的活动范围和控制范围，进而增加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威望，寻求“自我满足和激励”。在我国公司制企业孵化器中，代理人的销售收入偏好和花费偏好表现得非常明显。
3.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
委托代理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人们也建立了许多委托代理关系模型（李孔岳、罗必良，2002）。我国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形式，正处于成长与发展时期，是成长型企业。因此，我们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模型方法，建立基于企业成长函数的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委托代理模型。
假定a是一个一维努力变量；θ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代表外生的不确定性因素；k是反映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经理努力作用的一个系数，0≤k≤1；x是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效益函数，表示为：
式6-13假定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当期的效益是由经理的直接努力和企业孵化器能力所决定的。式中的ka表示经理付出的努力a中用于增加企业孵化器能力的部分，（1-k）a表示经理付出的努力a中直接用于增加当期企业孵化器效益的部分。
假设p是公司制专业技术企业孵化器的能力函数，p′ >0，p″ 0，为成本系数。
代理人的实际收入为
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式6-23中，Ew为代理人的期望收入，12ρβ2σ2为代理人的风险成本。当β = 0时，代理人的风险成本为零。此时，代理人的期望收入最大。
如果u0为代理人的保留收入水平，那么，当确定性等价收入小于u0时，代理人将不会接受委托代理合同。因此，代理人的参与约束为
（1）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时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
对于给定的（α，β），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意味着k = 0，a =（1-k）β/b = β/b，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α，β）求解下列优化问题：
求解可得
（2）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观测时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
由于假设委托人可以观测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激励约束a = β/b不起作用，任何努力水平的a都可以通过满足参与约束的强制合同实现。对于给定的（α，β），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α，β）和a，求解下列优化问题：
在最优合同的情况下，参与约束的等式成立。将参与约束通过固定项α代入目标函数，则上述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达为
在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观测的情况下，由于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最优风险分担要求代理人不承担任何风险（β*= 0），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固定收入等于代理人的保留工资加上努力的成本（努力的成本可测）；最优努力水平要求努力的边际期望利润等于努力的边际成本，即ab = 1，或者a*= 1b。所以，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意味着
将上述结果代入参与约束条件，得
这就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观测时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也是帕累托最优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