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90年代，男性气质研究日趋深入和完善，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男性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社会实践的产物。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R·W·康奈尔。他的《男性气质》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对性别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的概念是与女性气质相对的，是对后者的回应。女性气质有多种形式，同样男性气质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给男性气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围绕什么是男性气质，有过不同的解读，康奈尔在书中归纳了四种。
第一是本质主义的定义。它抽取一些男人性格特征来作为男性气质的核心，比如：爱冒险、富有攻击性等等。有人曾把主动性与男性气质相提并论，与被动的女性气质相对。实际情况是，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男性气质特征，本质论者也找不到共同认可的本质。
第二是实证主义的定义。它提出所谓男人气质就是男人实际上是什么，通过描述某种文化中男人生活的模式，来界定典型的男性气质。它采取的方法是先把男人和女人分类，列举他们的语言行为特点，然后对它们进行归纳。
GillAllwood，FrenchFeminisms，London：UCLPressLimited，pp．4647．一个极端的做法是设计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量表，来统计男女群体之间的差别。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它是先假定男女存在某种差异，然后来验证。
第三是规范性的定义。它认为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男性行为的社会规范。比如有人说，我们当代文化中的男性标准应当是：不带女人气的人、声名显赫的人、坚毅果断的人和严厉教训对手的人。但问题在于，有多少人真的能符合这个标准，还颇费猜测，更不用说这个所谓的男性标准，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也还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符号学的定义。它通过一个有男女符号差异的系统来界定男性气质，在这个系统里男性和女性的位置是对立的。所谓男性气质就是非女性气质。显然这种简单化的定义方式非常武断，应用范围很有限。
在分析了以往定义方式的不足之后，康奈尔提出男性气质只有放在一个性别关系的系统中，通过关注男性活动的过程和男女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够解释。简单地讲，男性气质“既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②。在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之后，他将男性气质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它们分别是：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类型。
“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是当代男性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支配即霸权，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所谓霸权或者说支配性，是指一个统治阶层把它的权力磨平棱角，以妥协的外观来取得大众对此种社会秩序的认可。如此借助于教育和其他教化手段，统治阶层就很容易让普通百姓接受由他们来主导的社会生活。康奈尔把上述支配性政治概念运用于性别关系的讨论，尤其是男性气质。所谓”支配性男性气质“，是指一种文化所提倡的男性气质模式，这种男性气质模式被认为优于其他类型的男性气质，是那个文化中所有男性应该效仿的对象③。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它与一种文化的具体形态有关。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总有一种男性气质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获得支配性的标志，也就是权威性。好莱坞影片”007“系列中的英雄詹姆斯·邦德，是当代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参见R·W ·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相对应的是从属性类型。在不同的男性群体之间，存在具体的统治与从属的性别关系。一种典型的例子是男性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男同性恋处于男性气质等级结构的底层，”同性恋恐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同性恋运动声势浩大，为改变同性恋的社会地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接下来的共谋性男性气质，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认同和支持支配性男性气质。真正实践男性气质的男性毕竟是少数，但是大多数男人从支配性中得到好处。他们一方面谋取父权文化带来的好莱坞影片”007“系列中的詹姆斯·邦德利益，一方面有意避开男权推行者承担的风险，这类人的气质就是共谋性男性气质。最后，边缘性男性气质，它涉及阶级和种族对男性气质的影响。比如，在美国白人的男性气质占支配地位，黑人的男人气质具有边缘性。当然有时候阶级属性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像美国个别黑人运动员，就有可能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代表。
康奈尔同时指出，这四种男性气质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康奈尔的理论对男性气质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也招致不少批评。有人认为他描述的类型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另一些人发现他的这一套理论并不适用于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是这几个男性气质类型所无法覆盖的。比较来看，中国的男性气质问题无疑是更独具特色和复杂性的，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②。
性别和语言
很多人都知道欧洲一些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有性属的变化。名词有阳性、中性和阴性之分。一般认为阳性名词代表着力量，充满积极的色彩，而Toby Miller，”Masculinity“，in Philomena Essed，David Theo Goldberg ＆AudreyKobayashi，ACompaniontoGenderStudies，BlackwellPublishing，2005，p．117．②比如：Kam Louie，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SongGeng，TheFragileScholarPowerandMasculinityinChineseCulture，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2004．阴性名词则带有消极和从属的意味。男女在语言方面的差异当然不仅仅限于词汇和语法的使用，而是涉及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20世纪初开始对性别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零散的研究。语言哲学的代表观点之一认为，社会和历史原因决定了语言中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权的社会结构对语言的发展产生影响。1922年，丹麦语言学家乌托·叶斯伯森在其颇具影响的语言学著作《语言：本质、发展和起源》中阐述了语言的发展进程，尤其关注女性语言的特点。比如，他发现女性所使用的语言同男性相比，在词汇上有明显的不同，她们更多地使用委婉语，而少用咒骂语。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妇女运动的高涨，性别和语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72年，罗宾·莱柯夫发表了《语言和妇女的地位》一文，引起较大的争论。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个话题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仅仅是女权主义者又一次显露自己的机会。赞成的人，大多数是女性，则积极参与到莱柯夫所提出的观点的讨论当中。《语言和妇女的地位》这篇文章后来很快扩展成一本专著，1975年出版。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和语言的研究开始了。
莱柯夫的文章指出女性有一种不同于男性的讲话方式，它既反映又制造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在莱柯夫看来，女性的语言中有比较多的缓语，比如sortof，Ithink，以及非实质性修饰语，比如reallyhappy，sobeautiful。她认为这种话语方式的使用让女性的语言缺少力量，显得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它妨碍妇女取得权力和社会地位。拉科夫说，语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压迫工具，女性通过它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内在化，社会将一整套行为规范强加给她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束缚了女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莱柯夫的语言和性别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她认为男人和女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另一点是认为这种差别是男权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同时又维系着它的存在。在随后若干年中，以上两个观点逐渐发展为两个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批评范式。那些注重差异的人提出，男性和女性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是因为受社会生活和人生经历的影响，他们各自与语言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语言学家德博拉·坦伦1990年出版的《你怎么就是不明白》，经常被认为是代表了这种差异范式。坦伦认为男孩和女孩生活在不同的亚文化场之中，类似于不同阶级和种族所形成的那些独具特点的亚文化场。其结果是，他们在成长中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交流方式。关注不平等父权的学者则认为，男性和女性表达方式的差异，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而且他们还试图将这种社会结构延续下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戴尔·斯本德1980年出版的畅销学术著作《男人制造语言》，和朱莉亚·宾娜罗普1990年出版的著作《自由表达：摆脱父亲说话的谎言》。
新世纪伊始，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就已引起广泛关注。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语言和性别》，是一部重要的导读性著作，作者是该领域内著名的专家，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宾娜罗普·艾克特教授和康奈尔大学莎莉·玛克奈尔·格内特教授。该书运用大量的实例，讨论了有关性别和语言运用之间的主要话题，从男女发音的细微差别到交谈方式的各自特点，再到比喻的不同运用，尽收列其中。该书的讨论主要围绕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情形下运用语言进行的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涉及语言结构本身，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归纳一下该书的一些主要观点，对我们了解西方当下关于性别和语言的研究，应是不无启示的。
首先，性别与发言权的分配有很大关系。在有些文化里妇女被剥夺了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权利，理想的女性是谦卑的和沉默寡言的。今天，已经有不少妇女从事很多有影响的工作，但是参与讨论影响集体利益的仍然主要是男性，在发言权的方面还是存在性别不均衡或者说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