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墓时的内心独白：
第一次听到这话是在小学四年级的一次班会上，班主任动情地讲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事迹，然后将这段话抄在黑板上。那时（1963年），班主任刚从师范毕业，正处在为理想而激情燃烧的青春期，他那时无论上课还是开班会，都很有感染力。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将这段话抄了下来。后来读中学了，自己完整地读了这本书，对保尔的这段内心独白感受更深。那些年，有多少人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啊！我的诸多师长、同学、同事也恭恭敬敬地将之抄录在笔记本，或将此语录压在书桌的玻璃台板下。
这段话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呢？说是语言的力量，太浅；说是小说的魅力，太笼统。现在想来，恐是保尔的成长过程或人生经历，赋予了这段内心独白有令人信服的感染力，激励着不甘平庸、不愿消沉的人们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钢铁》这一书名就昭示着这是一部成长题材的作品。过去读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部小说，关注的也正是保尔如何从一个调皮而有正义感，倔强而善良的穷孩子成长为坚强的战士的。也许是书名的暗示效应，也许是当时宣传的诱导，我很自然地认为，小说写的就是保尔在革命熔炉中百炼成钢的过程。于是将作品中关于保尔为救布尔什维克党人朱赫来而被捕遭受白匪的拷打、参加红军后在沙场上的激战、同托派的尖锐斗争、在修筑铁路的工地上的艰苦工作的描写，都看成是锤炼保尔的钢铁意志，使之成长为英雄的必由之路。当时，在我幼稚的想法中甚至还萌生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自己也生在保尔所处的那个年代就好了，就可以像保尔那样在暴风雨中经受磨练，成长为钢铁战士了。尽管这类想法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可当年在我的心中，它却涂抹着神圣的色彩。光阴荏苒，转瞬之间四十个春秋成为过去，回味当年读小说的感受，却发现对保尔依旧不无尊敬，但导致这种情感的因素却远不止上述一种；而重读这本曾给几代读者以深远影响的作品，更发现其中竟还有诸多当年被忽视或不理解的东西，犹如散落尘埃的珍珠在闪烁光芒。你能体会到一个粗心的农人在曾收割过的土地上，再一次发现金麦穗时的心情吗？
曾看过央视一档节目《家书故事》。其中有一位现场嘉宾是曾在北大荒度过了青春岁月的王姓女士，和有过同样经历的演员濮存昕。那位女士在知青年代所写的家书，详尽地记述了她在北大荒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成长记录。主持人在节目将结束时问嘉宾：写这些家书的时候，你们正处于青春年华，怎么没看到关于爱情的点滴记叙呢？王女士回答，可能因为自己在那方面比较迟钝，当时真没想过这类问题；濮存昕的回答却是，在那个年龄段，爱的萌动肯定是有的，对异性的好奇和关心，与心仪的人相伴而行的渴盼，是那时的兵团战士的普遍心理，只不过这种情绪在那时一般不会公开流露罢了。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不能理解两位嘉宾的回答，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会认同的。那是一个认为人生的所有方面都应该刻上阶级烙印、染上斗争硝烟的年代，我初读《钢铁》正是在那个时期，因此，对书中关于爱情、友情之类的描写，虽然很爱看，却将之理解为闲笔，或是表现保尔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也在不断克服自身的毛病以求进步的情节。其实，也正是这些“闲笔”和情节描写吸引着我的眼球，牵动着我的好奇心，使我像久旱的禾苗啜吮甘霖一样对之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对那些战场厮杀以及与托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场面，或缺乏兴趣，或似懂非懂，一目十行，一扫而过。不过，那时，谁都不会把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公示于众。不敢，也不好意思。不敢，是因为内心真诚地相信此类欣赏兴趣与时代要求不相容，这似乎应该是在革命熔炉中被冶炼掉的杂质；不好意思，是害怕别人耻笑自己思想意识有问题。一方面希望自己生活在保尔那个时代，像他那样经受暴风雨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对书中那些似与革命关系不大的感情描写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不仅常常跳过一些自以为无关紧要的章节先睹为快，而且还会在心中反复地体味琢磨。这就是我当初读这本书的真实状况。现在想来，人性真是很顽强，即便在那个年代，青春少年也未被漂白得像一张白纸。
保尔出生于工人家庭，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在艰难困境中养成了不怕苦、不畏强暴，倔强又善良的个性；在推翻旧政权的激战中，他征战沙场、功勋卓著；在建立、巩固新政权的复杂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最艰苦的基层岗位；战争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他的身体严重受损，但即使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也未能摧毁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指出：“保尔的革命精神体现在：他不怕吃苦，不惜生命，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都用共产主义精神去生活、去战斗，为党、为阶级、为人民鞠躬尽瘁，使革命的青春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然而，如果将保尔感动无数读者、激励着他们去追寻人生价值的精神资源仅仅归结为上述文字，未免太单一了。其实，作为人物造型，保尔就是保尔，未必仅仅是阶级英雄、政治斗士的代名词。他似乎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血肉、灵魂，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生命存在。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生存，无疑是锻炼意志的熔炉，然而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其中锻炼出保尔式的坚强呢？保尔令数代读者常读常新，其经久不衰的魅力究竟何在？
保尔确实是一个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曾经一天十七次向敌方发起冲锋。一年内先后三次负伤，仍奋战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但我觉得更为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是真正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为所有的人都能平等、自由、幸福而去奋斗的。保尔自幼就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当匪徒肆意虐杀无辜的犹太人时，他和朋友谢廖沙等一起，让很多犹太人躲藏在自己家中，逃过劫难；当路遇布尔什维克党人朱赫来被押往城里时，保尔毫不犹豫地扑向押送兵，抓住他的步枪，死也不松手，救下了朱赫来；当他南征北战，一年之间大腿受伤，又染上严重的伤寒病，刚痊愈就要求重返前线，未得允许，却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并再次受重伤；红色政权诞生不久，保尔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赶到筑路工地，条件极其艰苦，有人退缩，有人开了小差，他却带领小分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奄奄一息地被战友抬上返城的火车；当他捡回一条命，回到基辅，组织安排他在市机关任职，他却坚决要求到铁路工厂当普通工人……当他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无丝毫的私利追求。这个人有着一颗金子一般的心，纯真、明净，毫无杂质。我想，这应该是最值得读者感动和深思的。小说中，有一段保尔与铁路工厂的共青团书记的谈话，后者因为担心保尔的经历、功劳和资格会威胁其仕途，视保尔为眼中钉。保尔不计较对方无礼，主动找他谈心，诚恳地说：
找处处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做推心置腹的交谈，需要宽广的胸怀；不计较对方的态度仍然热情似火，靠的是坦诚。这是作家赋予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说。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认为我想抢你的书记当，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使咱们的整个工作受到损失。如果只对你我两人有影响，那就算不了什么，管它呢！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你听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做个好朋友。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还是一味地闹无原则的纠纷，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里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
保尔的优秀品质。
叫人不得不惊讶的是，保尔出生入死、视名利为浮云，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忘我投入时，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当我重读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时，别提有多震撼了！我想将小说描写保尔入党的那个情境抄录下来，以从中体会保尔对党的纯真信仰。
一个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候，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逐渐静下来了。托卡列夫还没打算走，他坐在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新到的材料。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了一声。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认为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你给我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又凝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表格里有一栏要填写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的党龄。他用刚劲的笔迹在这一栏里填上了“一九○三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写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
这段文字朴实无华。保尔请求区委书记做入党介绍人时，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是那么理智、那么冷静地提出入党的愿望：“我要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认为是时候了。”两句话掷地有声。第一句表明，他已下定决心克服自身，将一切献给党。他说话是负责任的。第二句则表明他提出这个要求，不是一时冲动，不是为了追逐荣誉，更不是将此作为谋取私利的捷径。总之，党在他的心目中是神圣的，神圣到不改掉自身的缺点就不愿贸然提出入党的申请。否则，近乎亵渎。与保尔相比，那些根本不学党章在网上下载入党申请书的人，那些为了好找职业、好戴上官帽、好谋取特权和私利的人，那些入了党以后便挖空心思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那些抱怨按工资比例交党费吃不消的人，真应该好好地反省了。
小说第一部第六章，写保尔为了救朱赫来，被抓了起来，关在牢房里。同时被关在那里的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赫里斯季娜的姑娘是因为被警备司令看中，虽受威逼利诱，却坚决不从而被抓来的。姑娘怜惜保尔年纪轻轻就遭毒打，又为自己即将遭受的污辱绝望。书中写道：
痛苦哽住了她的喉咙，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恐惧涌上了心头，她失声啜泣起来。
年轻的姑娘的身躯由于过度悲愤和绝望而不住地抽搐着。
墙角里的身影动了一下，问：
“你这是怎么啦？”
赫里斯季娜激动地低声讲起来，她尽情向身旁这个沉默寡言的难友倾吐自己的痛苦。他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一只手放在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这些该死的畜生，他们一定会糟蹋我的。”赫里斯季娜吞咽着眼泪，怀着一种下意识的恐惧，小声地说，“我是完了，刀把子在他们手里呀。”
保尔能对这个姑娘说些什么呢？他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没有什么可说的。生活的铁环把人箍得紧紧的。
明天不让他们带走她，跟他们拼吗？他们会把他打个半死，甚至会用马刀劈他的头，一下子也就完了。为了给这个满腹忧愁的姑娘一些安慰，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手。她不再哭泣了。大门口的哨兵像例行公事似的，时而向过路的人喊一声：“什么人？”然后又是一片寂静。老头还在沉睡。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当一双手突然紧紧搂住他，把他拉过去的时候，他一下子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亲爱的，你听我说。”姑娘那热烈的嘴唇小声地说，“我反正是完了，不是那个当官的，就是那帮当兵的，一定会糟蹋我的。我把我这姑娘家的身子给你吧，亲爱的小伙子，我不能让那个畜生来破身。”
“赫里斯季娜，你说些什么呀？”
但是，那双有力的手臂仍然紧紧搂住他不放。两片热烈的、丰满的嘴唇，简直难以逃避。姑娘的话是那样简单明白，那样温柔多情，他完全理解她讲这番话的心意。
眼前的一切顿时都不见了。牢门上的大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凶恶的警备司令，惨无人道的拷打，以及七个令人窒息的不眠之夜，都从记忆中消失了，这一瞬间只剩下了热烈的嘴唇和泪痕未干的脸庞。
突然，他想起了冬妮亚。
“怎么能把她忘了呢！……那双秀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终于找到了自制的力量。他像喝醉了酒似的站起来，抓住了窗上的铁栏杆。赫里斯季娜的两只手摸到了他。
“你怎么不来呢？”
这句话里包含着多少情意呀！他俯下身来，紧握住她的双手，说：“我不能这样，赫里斯季娜，你太好啦。”他还说了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话。
他直起腰来。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寂，他走到板床跟前，坐在床沿上，推醒老头，说：
“老大爷，给我点烟抽。”
赫里斯季娜裹着头巾，在角落里痛哭起来。
…………
这是保尔还没有参加红军之前发生的事，当时他只有十六岁。他关切地询问啜泣的赫里斯季娜是出于同情；他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绝望的姑娘的手上，是企图给她安慰；他在慌乱面对赫里斯季娜突如其来的请求时想起了冬妮亚，是他的感情世界极其纯净；他克制住冲动，拒绝了赫里斯季娜，既表现了对冬妮亚的蒙眬的爱的忠诚，也是出于对赫里斯季娜的尊重，更是对心中道德律令的严守。是什么使得这个青春萌动、血气方刚的少年有着如此坚强的自制力呢？是善良、纯真、正直的品性以及对道德律令的敬畏。
第二部的第一章还有这样一段情节：战争结束后保尔回到基辅，团省委的谢加尔要调到团中央，临行前委托丽达继续辅导保尔。他对丽达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摆脱自发性，他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常常使他走弯路……”不久，丽达要出席县里的团代会，要保尔协助她工作。在火车站的天桥边，保尔怀着好奇心观察正在等他的丽达。他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团省委常委，也是一个漂亮姑娘。但他立即责备自己这种念头很荒唐。随后，他终于在拥挤不堪的车厢尽头给丽达找到一个位子，自己凑合着坐在旁边。晚上，丽达被列车的突然震动惊醒，发现保尔依然耷拉着两条腿，坐在床边抽烟，心想：“他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看样子，他是不愿意挤我，怕我难为情。”下面一段描写，我将它摘录下来，以供今天的年轻读者了解在丽达、保尔那一代人心中，何为同志间的友情、何为道德自律吧。
“柯察金同志！请阁下把资产阶级那套虚伪礼貌扔掉吧，来，躺下休息休息。”她开玩笑说。
保尔在她身边躺下来，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胳膊抱住她的朋友，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挨到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不过，她毕竟是个女人。这一点，他是今天在天桥上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心情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很近的地方，这使他产生了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把这种愿望克制住了。
那时，保尔已经结束了与冬妮亚的关系。他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热情迸发的青年，他开始懂得欣赏异性的美，他也有着渴求异性爱抚的愿望。但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身边躺着的是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又一次顽强地克制住了青春萌动，没有做出亵渎纯洁的战友和同志关系的举动。如果说保尔拒绝赫里斯季娜的请求，是基于纯正善良的本性和对素不相识的姑娘的尊重，那么，他对丽达的尊重就有了自觉的道德约束的意义。从小说情节的发展来看，保尔与丽达是志同道合的，他对丽达除了怀有敬佩之情，还产生了蒙眬的爱慕，只不过他还不敢正视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自我克制就需要更加坚强的意志。一个小伙子对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姑娘产生爱慕之情，是再正常不过的，小伙子想与这个姑娘亲昵，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但保尔能够“发乎情，止乎礼义”，没有因冲动而有丝毫的越轨，这对于一个在别人眼中，“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呀！
保尔自参加红军后确实一直在自觉地磨炼自己。在他代替牺牲的战友，跟随骑兵第一军的一个连队作战的时候，遇见了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老乡印刷工人萨穆伊尔，后者向他讲述了家乡发生的流血事件和他儿时的伙伴被绞死的经过。保尔的心被愤怒和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正当此时，团政委将安全释放俘虏的任务交给了保尔所在的连队，并要求他们绝对不准虐待俘虏。保尔开始对此是不理解的。小说写道：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多么朴实，又是多么严格的要求。这应该是保尔接受的最质朴最深刻的道理。要真正实践它，却不容易，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的，因为这需要人格修养达到一个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了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的最后几句话是：
“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极高的境界。
保尔出身贫寒，十二岁就被迫辍学，为什么比其同伴更有见解，能够自觉地提升人生境界呢？好学多思是重要原因。小说第一章写到保尔有一次因为打架被罚不准回家吃饭，老师怕他淘气，把他送到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高年级老师正在给学生讲天体知识，保尔非常惊讶，因为与《圣经》上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就打定主意要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时，保尔举手问神父：“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此事成了保尔最终被迫辍学的原因。姑且不论神甫的人品多么低劣，此事体现的另一面却是：尽管幼年的保尔调皮、爱打架，可他却爱学习、善于思考。正是这种品质，使得保尔无论在车站食堂当童工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斗间隙，都抓紧点滴时间看书。在车站食堂当烧水工时，他省下微薄的工钱，从书亭租书看；在战斗间歇时，他设法借书看；到了建设时期，他更是利用各种条件为自己加油充电，甚至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之时，也没有放弃提升自己的努力。
那是在骑兵第一军集结等待进攻的前夕，战友们正围坐在篝火旁说笑，保尔却看书入了迷，连火舌舔着了头发都不觉得。当同志们要求他念几段精彩的情节给大家听时，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上面，然后，打开那本厚厚的书说：“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我是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书中的有关章节，引起了热烈讨论，牛虻的悲壮牺牲以及为了理想什么都能忍受的奋斗精神，在战士们心中引起了震动。《牛虻》对保尔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到这本书。
保尔战胜伤寒，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又回到同志们中间。他拒绝领导职务，坚持到铁路工厂当一名电工助手。当好友问其缘由时，保尔回答，“原因就是我想学习”。小说这样描写：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着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其中有偶尔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一本叫《斯巴达克》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在当下社会，为了学习而放弃领导职务的人恐怕不多见了，倒是为了适应领导职务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而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获取高学历、高学位的事，已普遍到了让人见怪不怪。保尔是在每天完成繁重的工作后，挤出晚上的时间学习的。他的学习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是为了寻找大道理用以教训别人。《资本论》《斯巴达克》《铁蹄》《牛虻》，无论是理论著作还是小说，无论是新书还是旧著，都是他的阅读对象。无怪后来保尔见解深刻，情趣高雅，品性纯正。他在战友、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因为每当遇到任何事情，他总是那么讲道理，让人信服；他能得到姑娘们的青睐，除了他身材挺拔、脸庞英俊，能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不参与庸俗低级的玩笑，也不能容忍别人恶俗下流的言谈。为此，他甚至因动手打了满嘴污秽的人而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他宣称自己永远都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因为这不是小事。
酷爱学习，作为保尔的特点，是贯穿全书的。在小说第二部的后几章，保尔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身体糟糕到不值医治的地步。他坚决拒绝领抚恤金、退休。他接受了建议，奔向南方，住进了母亲的好友的家里。当因学历太低而没有得到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职务后，保尔战胜了颓唐和绝望，又开始了埋头读书。他在写给哥哥的信里说：“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读完了所有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即使后来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仍通过一个小收音机坚持学习。是学习让他忘记了痛苦，是学习让他获得了创作小说的能力，是学习让他重新开始生活。学习对于保尔来说，是日常呼吸与心跳，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可以来谈谈保尔的爱情与婚姻了。保尔先后与冬妮亚、丽达有过情感纠葛，最终与达雅结了婚。他的爱情故事既纯真感人，又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还有一些让我至今迷惑不解。
保尔和冬妮亚是由友情发展为爱情的。他们初次见面是在车站水塔的池塘边，保尔在钓鱼，冬妮亚闲逛路过这里。保尔嫌冬妮亚影响了自己钓鱼，两人有了几句不算愉快却也不失礼貌的对话。后来又来了两个纨绔子弟，为了讨好冬妮亚，其中一个向保尔挑衅，被保尔痛揍一顿，惹得冬妮亚哈哈大笑。这次见面，展示了冬妮亚的美貌、教养、正直和开朗。他们第二次邂逅，便像老朋友似的谈了起来，但纯粹是少年人那种两小无猜，然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赛跑。保尔成了能够追上冬妮亚的第一人。这次邂逅，彼此之间都留下了好印象。保尔当晚在锅炉房值班，像往常那样拿起一本书来读，书中的一句话“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便让保尔沉浸在白天与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她有点特别，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以致于锅炉的压力计越过了危险信号好几度才被保尔发现。冬妮亚同保尔分手后，回忆起曾经历的情景，也非常高兴。她想：“他多么热情，多么倔强啊！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至少，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其后在遇到曾借小说给她看的维克托殷勤地问她是否喜欢那本书时，她说：“不，不喜欢。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当被追问作者是谁时，她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嘲弄地看了看对方说：“没有作者……”细细体味这对年轻人的心境吧。那种彼此被对方吸引，充满好奇，其实已有了情窦初开却不自知的那种韵味，太叫人感动了。这是一种未受物欲金钱污染的纯真的美，这是一种引人遐思、耐人咀嚼的蒙眬的美。当年，我与两个主人公年龄相当，读他们的故事，曾为之心颤；如今，时隔四十来年再读他们的情缘时，同样为之感动。
一种从未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两个年轻人的心里，他们开始了以书为媒的友好交往。尽管，保尔对属于另一阶层的冬妮亚始终怀有戒心，随时准备反击这个漂亮姑娘的嘲笑和轻视；冬妮亚也打定主意要改造保尔，“叫他听话”。事实上，他们双方又都在向对方靠拢。保尔换了新衣服、理了新发型，皮靴也擦得亮亮的，“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冬妮亚则为保尔疏远了过去的朋友，并为他严守着曾偷过德国中尉的一支手枪的秘密。尤其是当她听说维克托知道保尔救朱赫来的事之后，担心、思念使她在清晨别人还熟睡时，就赶往保尔家探听虚实。当得知保尔确实被捕时，她的焦急和担忧丝毫不亚于保尔的哥哥。保尔被错放，不知不觉地跑到她家的花园里，想暂时休息一下再作打算。冬妮亚热情地接待了这个“逃犯”，安排他洗澡，招待他和母亲、自己一块儿进餐，拿出自己参加化装舞会时女扮男装穿的衣服让他换上，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把他安置在自己房间里的沙发上过夜。这一切足以显示出冬妮亚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姑娘，她对保尔的感情早已使她将可能受牵连的危险置之脑后。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保尔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再过六个小时这对情侣就要分别了，也许从此永远不能再见，两人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小说写道：
美好的青春！这时，情欲还没有露头，只能从急促的心跳中模糊地感觉到；这时，手无意中触到女友的胸脯，便惊慌地颤抖着，急忙躲开；这时，青春的纯真友谊约束着不让迈出最后的一步。在这样的时刻，还有什么能比心爱的姑娘的手更可亲呢？这双手紧紧地搂住脖子，接着就是热烈的亲吻，像电触到身上一样。
“冬妮亚，我多么爱你，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说不出来……”
他的思绪乱了。她那柔软的身体是多么顺从啊！……但是，青春的纯真友谊重于一切。
他们不敢相拥着睡觉，怕这样睡着了，让母亲看见引起猜疑，就分开了。
天已渐渐透亮了，他们才入睡。临睡前，他们再三约定，谁也不忘记谁。
…………
…………
无论何时谁看到这段描写，都不能不为之感动。少年时读它，脑海洋溢着对这种介于纯真友谊和纯洁爱情之间的友情的遐想；年轻时读它，心中满怀着对这种情感的钦羡；步入人生的秋季，再来读它，便不由得产生许多感慨了。青春是美好的，但不见得人人都有美好的青春记忆。曾有多少人的青春被“阶级斗争”“革命风暴”扼杀了应有的纯情和浪漫！如今又有多少人的青春被物欲名利遮蔽了应有的灿烂和美丽！
保尔最终与冬妮亚分手了。裂痕出现在保尔伤愈出院之后。在这之前保尔转战南北、多次负伤，昏迷中常常喊着冬妮亚的名字；冬妮亚也常到医院去探望保尔。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约定，在分别的日子里，苦苦地思念着对方。然而，当保尔带着冬妮亚去参加城里的共青团会议的时候，冬妮亚的衣着成了他们发生第一次冲突的导因。保尔对冬妮亚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不满，冬妮亚则生气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并用轻蔑的、挑衅的眼神迎接一屋子穿着旧衣服的人的不屑目光。保尔因此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每次会面，每次谈话都更加不愉快。小说写道：“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感情的破裂不可避免。两人都很难过，尤其是冬妮亚，她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被动地接受了分手的结局。
当年读到这里，心里曾为他们的纯真爱情的结束而惋惜，又不得不佩服保尔决定的果断和态度的坚决。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被长年累月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弄得毫无思考力的青年读者，已无法判断保尔对冬妮亚说的合理与否。保尔说：“如果你认为，我做了你的丈夫，就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是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的。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保尔还说：“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于是，我就相信保尔与冬妮亚分手是正确的。属于不同阶级的两个人怎么会有真正的爱情呢！不是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吗！因此，当我读到：在修筑铁路的工地上，保尔与因列车被风雪阻挡在了工地上的冬妮亚相遇，冬妮亚在保尔的要求下，劝说新婚的丈夫去铲雪，收工后找保尔谈话，对保尔仍然穿着破烂、干着苦力有所不解时，保尔回答“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酸臭”。并决然地宣布“我跟你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便毫不思索地接受了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对读者的提示，说“保尔成长的过程，也是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克服旧思想影响的过程。小说对于保尔与冬妮亚决裂的描写，以及对于保尔的纪律性的描写，都说明了这一点。爱情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当保尔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阶级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冬妮亚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毅然和她一刀两断”。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读者多天真啊！阶级性毕竟不是人的唯一属性，甚至不是人的最重要的属性。其实只要换个思路，便不难得出另一结论：保尔与冬妮亚决裂并非必然。如果能以公正、平和的心态来评价冬妮亚，她有多大的错呢？她与保尔相识、交往时，只是个热情的小姑娘，父亲是林务官，母亲通情达理、和蔼可亲以及良好的家境条件，是不能作为将她等同于敌对阶级的政治依据的。何况，她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即使她已是成年人，也不可将一个人的出身与一个敌对阶级等而视之。如果那样的话，岂不是以出身定终生的“血统论”？再说，一个年轻姑娘在参加青年人的聚会时，穿得漂亮一些，打扮得出众一点，何罪之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扼杀对美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的天性的戕害。假如冬妮亚当年多一点心机，参加青年团聚会时，也一身破旧，或许会得到认同，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可能只有两个：一是冬妮亚比小说所描写的要复杂、虚伪；另一个是冬妮亚抑制了爱美的天性以适应保尔所属的群体需要。这两种情况不是比她按照自己的愿望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更糟糕吗？其实，保尔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是不爱美，只是当时他们还没有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的条件而已；他们更不应该对爱美者持偏见态度乃至排斥，他们当时是被一些偏激观念蒙蔽了心智而已。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都能自由地美好生活的新世界吗？退一万步讲，即使冬妮亚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该被打倒之列。在帮助保尔逃离家乡时她所表现出的热情与善良，这又是属于什么阶级呢？能否说，小说对保尔和冬妮亚的情感结局的处理以及当年本土语境的宣传导向，都带有太多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
再来谈谈保尔与丽达。他们俩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都产生了超出一般同志和朋友的情感，但由于保尔的误会和自我克制，导致有情人终未成眷属。当保尔作为丽达的战友和学生，对丽达除了敬佩，同时又产生了某种蒙眬的对异性的赞美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在火车上，控制住冲动，没有给纯洁的友情抹上污渍，也是值得赞赏的。但当他误以为丽达的哥哥是她的男友，将兄妹久别重逢时的热烈拥抱，误以为是情人之间的亲密举动时，便头脑发热，既不去了解事实真相，也不作任何解释便疏远了丽达，甚至连理论学习也不愿找她辅导了，实在是鲁莽的、欠考虑的。他的这种草率，体现出其个性孤傲的一面，同时，他也将此作为“苦其心志”的一次磨炼、自己坚强意志的一次实践。在这个问题上，《牛虻》主人公给了他深刻影响。小说中保尔多次提到此书，连疗伤住院时，也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从来都不哼一声，医生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后来，在全俄共青团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保尔和丽达又见面了。当丽达要他对突然中断学习和友谊作出解释时，小说中这样描写：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她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了。总的说来，保尔一生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
“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感到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敌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我之所以大段地抄录上述对话，实在是因为，作者借保尔之口说出的这段话，太切合我当时的思想了。我也曾与保尔一样，想着将书中的英雄人物的服饰装束、行为举止，以至于他们的思维、情感方式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甚至可笑地埋怨现实没有提供自己成为英雄的条件。也许，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难免类似的幼稚期。作者是不是在提醒读者，无论读什么书，心仪什么榜样，都不能全盘照收，一味模仿呢？保尔意识到了自己的闪失，认识到对“牛虻”也应作全面分析，表明他成熟了。他过去的刻意效仿，却给他留下了与丽达失之交臂的遗憾，这种遗憾也传染给了读者。但愿现实生活中因同样的原因导致的遗憾能少一些，要想完全避免大约是不可能的，毕竟成长是一个过程。随着有价值的提醒和引导的增多，此类刻骨铭心、追悔莫及的遗憾就可能少一些。
再来谈谈达雅。达雅的父亲极其粗暴、专制，母亲懦弱，离了婚回家住的姐姐也是一个受气包。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达雅年轻的生命也几乎要窒息。保尔就借居在这个家庭。保尔此时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他独自到郊外公园经历了“‘生’还是‘死’”的思索，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作出了勇敢地活下去的选择后，向达雅求婚。这个求婚过程很独特：
……保尔把近几个月的全部心情和将在郊区公园里的大部分想法都告诉了她。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主要的吧。你们家里的这场好戏刚刚开锣（指在保尔的支持下，母亲和两个女儿与粗暴专制的丈夫之间的斗争），你得冲出去，吸吸新鲜空气，离开这个窝越远越好。应该重新开始生活。我既然卷入了这场斗争，咱们就把它进行到底。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都不痛快，我决心放一把火，让它烧起来。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十分激动地听着他的倾诉，听到最后一句话，她感到很意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保尔接着说：
“达雅，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我。你好好地全面想一想。你一定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不献一点殷勤，不说一句甜言蜜语，就提出这种问题。要那套无聊的玩意儿干什么呢？我把手伸给你，就在这儿，小姑娘，握住它吧。要是这次你相信我，你是不会受骗的。我有许多东西是你需要的，反过来也一样。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的结合一直延续到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不然，我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在这之前，咱们都不能破坏这个结合。一旦你成熟了，你可以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完全瘫痪。你记住，到那时候我也绝不拖累你。”
稍停片刻，他又亲切而温情地说，
“现在我就请你接受我的友谊和爱情。”
他握住她的手不放，心情很平静，好像她已经答应了他似的。
…………
如果这不是世界上最离奇的求婚方式，但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坦率地说，作为女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这类求婚。理由很简单：这里有爱情吗？求婚者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了吗？保尔向达雅求婚的动机很明确：他要用这种方式帮助她摆脱家庭的羁绊，使她成长为同志，由此证实自己的生命还有价值。从革命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角度来衡量，保尔的做法似乎可用伟大、高尚一类词语来定位。如果从达雅的角度来看呢？哪个姑娘不渴望浪漫温馨的爱情？哪个姑娘不希望求婚场面的热烈动心？眼前的求婚者是否过于冷静、过于理性？他对达雅有爱情吗？他是否有以救世主自居的嫌疑？小说中的达雅当然不是我，他们结合了。而且，达雅果然如保尔设计的那样成长得很快，保尔也信守着诺言，没有因健康原因拖达雅的后腿。但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们的婚姻中有爱情吗？维系着这段婚姻的究竟是爱，还是义务和责任？保尔由一个热情、纯真不乏浪漫情怀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如此实际地对待爱情婚姻的人，变成了一个将自己的感情如此密切地与信念、事业结合在一起的人，这真是某种进步吗？这个问题，从第一次读《钢铁》时就缠绕脑际。当然，小时候想得更多的是保尔的求婚方式未免缺少浪漫；今天则忧虑这是否与人的异化有关？
《钢铁》是写保尔在战争和革命年代的成长过程，但小说中还有一些描写，是我过去阅读时不曾关注的。那就是作者将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小说背景，小说的意图是在腥风血雨和艰难困苦中塑造英雄，作品中仍多处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深思。
第一部第三章写到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从乌克兰掠夺的黑麦、小麦、牲畜运到德国去。铁路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开始了全线罢工，许多工人被抓，保尔的哥哥和另外两个工友在“要是违抗，就地枪决”的威胁下，被押上了机车，被迫运送一列德国兵开往前线。在车上，三个人都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敌人运往前线去打自己人。可车上的德国兵又对他们看得很紧，无法跳车逃跑。商量的结果只能是将那个德国兵干掉。在由谁动手的问题上，三人都有些伤脑筋。一工友建议由力气最大的阿尔焦姆动手时，他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要是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后来，那个工友还是决定自己动手。小说这样写道：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连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的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了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连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你看到天空没有？天空是碧蓝的。你的眼睛和天空一样，也是碧蓝的。这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深灰色的，像钢铁一样。碧蓝色未免太温柔了。
这是小说第一次写杀人。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写出了动手杀德国兵的三个工人的无奈和不忍，也写出了对被杀者的同情。如果说，对这次杀人，可以读作战争即残酷，容不得仁慈和手软，那么，当作者反复写谢廖沙被爱情燃烧和战死沙场时的那双蓝眼睛，就不能作如此冰冷坚硬的理解了。
小说中，谢廖沙当了共青团区委书记，他对漂亮能干的丽达既爱慕又有些敬畏。一天他收到了好友保尔的来信，兴奋地跑去念给丽达听，然后两人相约到林中湖泊洗澡。当他们坐在青草地上休息时，丽达谈到中央已经决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她躺在草地上，让谢廖沙靠近她，然后轻轻地对他说：
然后，她突然抱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纵情地吻他的双唇。不用说，丽达也是爱谢廖沙的，在这种爱中，那双碧蓝的温柔的眼睛是重要因素。否则，她不会那么在意它。碧蓝的温柔的双眼美得让人难以自持，战争又残酷得需要人有钢铁意志，究竟是什么使人类陷入了这种尴尬啊！
作品中再次写到谢廖沙的蓝眼睛时，更让人不得不揪心地痛。那是谢廖沙和保尔两个好友在车站上相遇又很快分手后，谢廖沙又一次投入了战斗，他死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作者这样写：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过去，读到这里虽然为谢廖沙难过，但耳畔很快会响起那段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今重读至此，萦绕在脑际的却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否一方面肯定、赞扬保尔们在革命熔炉中百炼成钢，另一方面又对战争持否定、排斥的态度呢？碧蓝、温柔的眼睛与僵硬冰冷的死亡，如此冷峻的对比，逼人深思。
小辞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内容简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简介
这本书是一部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芒、洋溢着炽热革命激情的长篇小说。作品是以作者生活史为原型写成的，但又并非作者本人的自传，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典型化的文学珍品。小说通过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的历程，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到恢复国民经济各个时期的苏联社会特点和时代气氛，热情歌颂了为祖国而战的苏联年轻一代，展示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精神风貌。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它在国内被成百次地再版，并被译成五十多种民族语言广泛传播；在中国一经出版影响了当时一代中国人。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热爱的艺术典型和生活中的榜样。保尔关于“生命”的名言成了千百万革命青年的座右铭。
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出身在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919年加入共青团。在革命战争中，他身负重伤，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曾多次提到“牛虻”。其实，牛虻何止是保尔那一代年轻人的榜样？《牛虻》自1953年在我国翻译出版以后，先后发行了一百多万册，深受读者欢迎。很多事例表明，牛虻也成了当时中国青年的人生楷模。我初读《牛虻》是在初中二年级，时值“十年动乱”，不上课也无书可读，我在一堆抄家物品中，被封面上那张刻有一道深深疤痕的脸吸引，捡起这本小说，偷偷地带回宿舍，一睹为快。
少年时代读《牛虻》，是被主人公身上那种英雄主义所迷醉；而今重读，却发现儿时未免简单。今天如要我用一句话概括《牛虻》的题材，我会舍弃“革命斗争题材”一说，而宁可说它是一部“心理小说”。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牛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什么？是他年轻时的纯真，纯真得像透明的水晶；是他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后来的勇敢、睿智、深刻和决绝，像划破夜空的闪电；是他对蒙泰尼里、琼玛等人的隐忍，那么冷峻，冷峻得令人心颤；是他在刑场上的谈笑风生，身中数弹，成了血团，仍不屈地爬起来嘲笑行刑队的枪法的那种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