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煤炭报创刊十五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爱副刊》，记述了参与创办煤炭报副刊的一些难忘经历。也是那次纪念活动，在报社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发了一个言，特别提到了几位已经过世的编辑和记者，如顾大霖、薛如洲和王国庆。大意是，逝者如斯夫，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煤炭报所付出的心血和所作出的贡献。记得我声音低沉，发颤，似乎与当时活跃的气氛不相和谐。但我至今不悔。到了煤炭报创刊二十周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依依不舍》。此时，我已调离煤炭报。通过这篇文章，我简要回顾了一些动情的采访和写作，表达了对煤炭报的感恩和留恋之情。
转眼之间，《中国煤炭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了，报社的朋友再次约我写文章。这次我写什么呢？想来想去，我想上溯得稍远一些，写写煤炭报创办之初的一些情况。约我写文章的朋友告诉我，参与创办煤炭报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恳切的言外之意是说，如果我不写，就没几个人写这类文章了。写，我当然要写。作为参与创办煤炭报的见证人之一，我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写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煤炭报来说或许有一点史料价值。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从河南新密矿务局宣传部调到煤炭部所属的情报所，参与编辑一本综合性杂志《他们特别能战斗》。两年之后，杂志更名为《煤矿工人》。《煤矿工人》办了三年，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煤炭报》。通常的说法是，《煤矿工人》月刊是煤炭报的前身。如果不割断历史，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特别能战斗》也为煤炭报走上历史舞台做了不少铺垫呢！《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面向全国煤炭战线的综合性杂志，最高月发行量达十二万份，其影响不可小觑。她的意义不在于发行量多少，在于煤炭人意识到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并开始有了媒体思维。正是这种思维的发轫和延续，才有了后来的煤炭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2年，《煤矿工人》的编辑们在酝酿创办报纸时，意见并不一致，有的态度积极，有的不积极。在我的印象里，顾大霖是主张办报的积极分子之一，他为没有一份覆盖全国煤炭行业的报纸而着急，争论起来，甚至到了激动的程度。当时，我和顾大霖负责经济类稿子的采写和编辑工作，对顾大霖的看法深有同感，也觉得应该办报。举个例子，这年夏天，煤炭部高扬文部长在本溪主持召开全国煤炭工作会议，编辑部派我赴会。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认为全国煤矿开拓、掘进和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煤炭工业需要调整。而当时的煤炭供应仍很紧张。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到会讲话，他空着一只袖管，在台上走来走去，讲得慷慨激昂，振奋人心。他要求大家以冲锋的姿态继续提高煤炭产量，保证国家的能源供应。会议最后的决议是，骑在马上调整。以此决议为标题，我给《煤矿工人》杂志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杂志的出版周期要求，提前两个月到三个月发稿。等稿子发出来，会议已过去两个月。也就是说，稿子是夏天写的，见刊时到了秋天。更为被动的是，待稿子登出时，“骑在马上”的提法已绝尘而去，不许再提了。这个例子表明，报道的时效性有多么重要。时效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不讲时效，任何报道只能是明日黄花。要提高报道的时效性，一个月才出一期的《煤矿工人》实在无能为力。不必隐瞒，我赞成办报是有私心的。与刊物相比，报纸的舞台毕竟更大一些，道路更宽广一些，这对个人事业上的发展似乎比较有利。
编辑部内部的不同意见并不影响煤炭部领导层的决策，其时高部长已经成竹在胸，要办一份前所未有的煤炭行业的报纸。报纸叫什么名字呢？筹备组草拟了一些方案，供高部长挑选，如“煤矿工人报”、“煤炭报”、“矿工报”等等。高部长一个都没选中，却在“煤炭报”前面冠以“中国”二字，报名才确定下来。有了伟大的中国二字，表明这张报不仅是面向全国的，也是面向全世界的。高部长的宽阔胸怀和宏大气魄由此可见一斑。
煤炭报创刊伊始，高部长提出了高要求，要求把煤炭报办出特色，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关于报纸的风格，高部长说了五句话，这就是：一是热气腾腾；二是生机勃勃；三是泼泼辣辣；四是短小精悍；五是生动活泼。其实高部长就说了这么五句话，等于只是一个提纲，文章还要由编辑部来做。黄鸿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要我替高部长把文章写一下。黄鸿文递给我一页稿纸，上面记着高部长的五句话。黄鸿文没有跟我多说什么，只说字数在一千至一千二百字为宜。接到这个任务，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欣喜。我意识到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没有任何推辞便把任务接受下来。然而，领导为何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比较年轻的编辑呢？我想，可能因为我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字上比较讲究些。但我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对自己说，代部长写文章与写小说是两码事，文章的语言须准确，朴实，到位，注重思想和逻辑的力量。不要比喻，不用形容词，摒弃任何华丽词句。我按照五句话所要求的风格，当天就把文章写完了，没打草稿，一遍写成。我自信写得还可以。第二天，黄鸿文把文章送高部长审过，回头告诉我，高部长认为不错，一个字都没改。以前我没说过这件事，是觉得当编辑的为领导人起草文章再正常不过，没什么值得骄傲的。部长出了思想，我不过发挥一下而已。在煤炭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回忆起这件事，我不过想说明，自己也曾为煤炭报的创刊做过一点点工作。
在随后的日子，煤炭工业体制改了一次又一次，领导人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中国煤炭报》仍然存在着，发展着。我想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煤炭报作为几百万全国煤矿职工共有的一个平台，她在传达政策、交流信息、宣传典型、凝聚人心等诸方面，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化层面上说，她是煤炭人的精神家园。一声窑哥们儿，双泪落君前（陈建功语）。谁不惦念自己的精神家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