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张错简重订的医家
（1）喻昌：喻昌研究《伤寒论》，尊张仲景为至高，对王叔和以降历代注家多有非议，而独对明代方有执一人颇赞赏，认为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尤其认为方氏卓识超越前人。因此，喻昌对伤寒六经病脉证治的编次发挥追从方有执的观点，主张振举大纲，分隶治法，倡三纲鼎立之说。他认为太阳主表有营卫之不同，病邪有风寒之差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感，则营卫两伤，张仲景立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三法分治三证，鼎足三纲，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种颇具影响的学说。喻昌研究《伤寒论》用心良苦，致力深厚，其重编张仲景条文，几乎于每一条文之前先以简明短语点出大意，之后又结合本人体会进行发挥，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2）张璐：张璐自言研究《伤寒论》历30年，曾为诸家多歧而苦恼，迨见到方、喻著作，方豁然开朗。总结心得，撰成《伤寒缵论》与《伤寒诸沦》。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首详六经证治，后列他病。篇目分法，基本同于《尚论篇》，原文后注释也是主要依据方、喻之说。但他对喻昌伤寒温热不分，持有异议。他不仅将原文中言明温者指为温病，并将黄芩汤、白虎汤、白虎加入参汤等诸条，均归入温热病范畴。
（3）周扬俊：周扬俊也是方、喻学说的追随者，认为历代注家惟此二人得张仲景精旨。因此，周扬俊研究《伤寒论》均采用方、喻二家，遇注释不完善处，又自潜心体会，以期另有所得而补其不足。故其著作名《伤寒论三注》。
（4）黄元御：黄元御尤其推崇错简重订，他治古医经，无不以错简为说，但他并不像其他主张错简重订的后续医家那样推祟方、喻二人。他认为“四圣”之后，惟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意。他重订《伤寒论》条文，不遵风寒营卫或三纲鼎立之说，而是自成体系。他提出寒温异气，认为“冬伤于寒”并非指冬日感冒寒邪藏而未发，而是指冬寒之日未知调养，伤精蕴热，至春夏温热之气引动内热而发，故表里皆热，五脏六俯皆受病。他提出伤寒六经非皆经病，认为惟太阳有经证，而他经均无纯粹之经证。阳明全言腑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腑病连经。三阴经皆言脏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脏病连经。少阳一经居半表半里，言半脏半腑，少阳之病乃脏病腑病连经。故经病总统于太阳一经，腑病、脏病则各经分治。
清中叶之后，以此立说者，还有黄元御、包诚、陈修园等人。
2.主张维护原有编次的医家
（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遂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张志聪的著作为《伤寒论集注》。稿未成而病逝，由门人高世补订成书，共6卷。他认为，《伤寒论》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仅有“伤寒例”为叔和所增，宜删除之。其余根据先证后脉的原则进行调整，虽然将“平脉”、“辨脉”及“痉湿”移至六经篇后，六经脉证条文，悉以原书次序进行汇节分章，将398条分作100章，认为这样便使此经编次条理通贯，毫无漏隙，故亦无错简。此较张遂辰维护旧编次之论据大为有力。他对风寒伤营卫之说颇不以为然，认为“并非风必伤卫，寒必伤营”。主张以运气学说理解《伤寒论》，甚至认为此乃张仲景立论之本。他以六经气化为病解释伤寒病，认为计日与传经是两回事，前者指经气而言，后者指病气而言，经气日传一经，病气则一传便止。传于某经，则见某经之病，不复再传别经。如停留阳明，则见白虎汤及承气汤证，不复再传少阳。张锡驹著有《伤寒直解》6卷，书中完全同意张志聪以上主张，甚至除先脉后证外，六经证治的章节安排亦取诸张志聪。其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伤寒沦》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因此，他提出能治伤寒即能治杂证。事实上这个观点成立与否关系到经方医家的社会地位，所以常是他们比较强调的内容。
（2）陈念祖：陈念祖平生尊经祟古，其著《伤寒论浅注》6卷，竭力维护旧论。他认为：“叔和生于晋代，与张仲景相去未远，何至原书无存耶？”而且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10篇，章节起止照应，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因此，他断定此皆张仲景原文，叔和绝无意变乱。相反，如果割章分句，挪前换后，重成一篇畅达文字，则虽仍是张仲景句子，却非仲景文章。因而陈氏在《伤寒论浅注》中未有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但是他认为除以上10篇之外其余几篇，皆叔和欲补其详而加入。为了维护《伤寒论》的纯洁，陈氏将之删削不录，形成所谓10篇《伤寒论》洁本，并由此流行。
3.从方剂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清代有一些医家的研究以探索张仲景辨证制方之所以然为线索，强调见什么证，用什么方。代表者有柯琴与徐大椿。两家之间的不同在于是否分经立论，此外，徐彬《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柯琴：柯琴的著作《伤寒来苏集》8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3种，影响最大的是《伤寒论注》。柯氏认为，张仲景原书本平易，只是历代注家画蛇添足，使其反而被混淆。因而柯氏治伤寒学，很少步前代注家之后尘。而根据张仲景原文中所有的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从方剂人手，将原文以方证归类重新编排。他以六经为总纲，以证候为依据，因方类证，方随经出。开篇先立总纲一篇，概述伤寒脉证，每经又各立总纲一篇，分述各经脉证大略，这样既提出纲领，又使原书中有论无方的条文有所归属。此后每证立为一篇，以方名证。如太阳病中收集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11类证，其中桂枝汤证汇集了桂枝汤脉证、兼证、汤方、服法、方禁、坏病、疑似症以及其加减变化凡19方。他经方药均类此条例。条文既出，注解附后。
（2）徐大椿：徐大椿虽为一代儒医，但他对《伤寒论》原有的编次问题并不十分看重。其著有《伤寒约编》6卷，《伤寒论类方增注》1卷。他认为《伤寒论》并不是张仲景依经立方之书，而是救误之书，本无一定次序。他指出，病本变迁不定，而方之治病有定，如解肌发汗、攻邪散痞，逐水驱寒，温中除热等，皆各有主方。其加减变化则各有法度，不可有分毫的错误。在《伤寒类方》中，不言从何经来，往何经去，而是着眼于张仲景的处方用药，类方不类经。他将《伤寒论》中112方分成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12类，均以主方命名。每类先列主方及其方证，然后依次排列加减类方。最后方列“六经脉证一篇，说明六经主证主脉及别证变证。目的是有助于理解方证分类及用药加减异同的道理，有利于正确使用《伤寒论》方。全篇文字不多，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方证全面，即使作为一种学习《伤寒论》的工具书也很有价值。
4.从治法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此派医家强调探索张仲景治病立法的依据。代表医家有尤怡与钱潢。事实上，二人对法的定义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也颇有差异。
（1）尤怡：字在泾。尤怡治伤寒学，立足于彰明张仲景辨证思想，在其《伤寒贯珠集》中，一方面从治法人手研究证候分析标准，一方面仍以六经为大纲。在三阳病与三阴病的治法研究中，尤氏使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标准。他将三阳病治法分为7大类，每类均不以具体的治法命名，而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法则。如太阳病治法共分5类。素体虚弱，或脏腑阴阳偏胜，或原有宿疾者，同为伤寒之证，必须将麻桂汤化裁使用，此为权变法。为汗之不当而有斡旋法；为误治生变而有救逆法等。三阴病治法大致分为汗、下、温、清4类，以具体治法命名。其中太阴病治法因脏病、经病、经脏俱病，分为温里发汗及先里后表。少阴病治法因寒热虚实见证分为清、下、温及生死法4种。厥阴病治法则根据厥热之进退分温、清两法。
（2）钱潢：钱潢对《伤寒论》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张仲景辨证施治的方法。但他对法的理解不同于尤怡，他认为，《伤寒论》六经证治无一字一句非法。因而他对治法的分类非常细腻。在他重编的《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10卷中，以六经证候为依据，阐发张仲景立法制方的不同意义，对伤寒治法的分类，基本上是以证命名。
5.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从六经人手研究《伤寒论》的著述有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舒诏《伤寒六经定法》、沈尧封《伤寒论读》等。其中陈修园是影响最大的，他作为强硬的尊经派，曾力主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同时，他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临床医师，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因而他也主张使伤寒理论切于实用。
6.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1）陆懋修：字九芝，推崇张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4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两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2）唐宗海：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他曾为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
（3）陈伯坛：字英畦，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张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撰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等。
（4）曹颖甫：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认为《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两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两家。
（5）包识生：又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张仲景学说。
（6）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等。
（7）祝味菊：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子，人称“祝附子”。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他认为，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病邪，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有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所谓六经者，乃代表5种抵抗程度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对于伤寒的治疗，祝氏不以祛邪为首务，而强调匡扶之法：“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视对于阳气的维护与扶持，“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祝氏对《伤寒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许多观点未经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8）陆渊雷：著作《伤寒论今释》8卷，主张“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张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是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发表解肌及攻下等之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9）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悉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所撰《伤寒论评释》，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证论”两篇。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进行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